对越作战8连为何“战场脱逃”？昆明军区政委：板子要打某些领导

作者：副班长

扣林山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是一座界山，海拔1705米，相对于很多大山来说，不是特别高，但她在中国军人心中是一座神圣的山。

扣林山与老山、者阴山、罗家坪大山、法卡山一样，浸染了烈士的鲜血，是改革开放后我军胜战的又一座丰碑。

扣林山盛产兰花，被人们称为“扣林兰”，有人说，这里的兰花长得旺盛，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滋养了它。

1979年3月16日，随着东线广西方向最后一批部队撤回国内，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正式告一段落。人们原以为，面对惨痛的失败，越军会有所收敛，回到正常邦交的轨道上来，没想到黎笋集团不顾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罔顾中国释放出的友好信号，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

1979年3月底，我军撤离谅山不到一个月，黎笋视察谅山，看着被炮火炸平的谅山，黎笋没有发表任何豪言壮语。不同于黎笋，范文同视察谅山后则失声痛哭，有人试图从两人的表情中找到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不巧的是，黎笋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大失所望。

1979年的战败，并没有真正促使黎笋集团在政策上做出任何向好的转变，他深觉蒙羞，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与中国死磕到底。随后，黎笋集团部署兵力强占我老山、者阴山、法卡山等边境骑线要点，指挥边防军不断对我发起武装挑衅，我国再一次被黎笋集团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

彼时，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东面，美方明里暗里出各种花招支持台岛，北边苏联蠢蠢欲动，大有重兵压境之势，南边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黎笋集团明目张胆对我武装挑衅。

于东边，我国与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于北边，我军调集重兵展开大规模演习，以威慑苏联做出更加越轨之事。于南边，我国排兵布阵，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惩罚黎笋集团。

1981年春，邓政委听取总参的相关工作汇报后，对总长杨得志、副总长张震作出重要指示，这个指示的关键内容是：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着眼我国当时的安全环境，广州军区、昆明军区必须打好中越边境拔点作战这一仗，以此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

1981年1月25日，三总部向广州军区、昆明军区下达作战指示，明确在雨季来临前，各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分别收复法卡山、扣林山，一方面打击黎笋集团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策应张北地区的军演，并为演习部队提供可借鉴参考的经验。

接到三总部的指示后，昆明军区决定从14军挑选3个团作为候选部队，由军区开会研究确定具体攻击部队。昆明军区司令部最早提供的3个参战团，分别是40师118团、42师124团和126团。这3个团都是有着光辉历史、战功赫赫的功臣团。

40师118团的前身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硬骨头部队。该团8连在与日军的一次白刃格斗中，打破了日军拼刺刀战无不胜的神话，被八路军总部授予“白刃格斗英雄连”荣誉称号，后南征北战，参加了上党战役、淮海战役，两广作战、解放云南、西南剿匪等重大战役战斗，在昆明军区以作风过硬著称，是昆明军区当时的作战值班部队。

42师124团是昆明军区的尖刀部队之一，训练水平在全区名列前茅，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担任师主攻任务，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

昆明军区召开作战会议时，多数人赞成让124团担任收复扣林山的任务。赞成者认为，124团是老牌部队，战斗作风强悍，且长期驻防文山地区，适应熟悉当地地形和气候。当时昆明军区作战部也认为，1979年124团担任42师主攻任务，打出了国威军威，应由124团领衔出战扣林山。

大家都以为这光荣的任务非124团莫属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124团便开始基建工作，因经费有限，124团只能军工自建，一部分连队参与营房建设施工，一部分连队搞农副业生产，突然让他们参战，不太合适。

徐副司令员建议让126团上，理由有两点：一是126团的营建任务早已完成，部队已转入正常的战备训练，底子比较扎实。二是126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昆明军区打仗最多的部队。这两点理由很有说服力，126团进藏平叛，战功赫赫，整建制武装泅渡江河受到过主席的批示表扬。

针对徐其孝副司令员的提议，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主要是说126团在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时，有个连队“战场脱逃”。

这其实是126团能否担任主攻的一个现实问题，上上下下都关注，即便是在126团内部，这个问题也是部分官兵心中的阴霾、脖子上的沉重枷锁，如果不把这枷锁去掉，就会影响敢打必胜的信心，仗还怎么打？

从历史资料中，我们找到了126团8连“战场逃脱”的梗概，深感应该在“逃脱”二字上加上一个大大的引号。

1979年2月17日，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126团8连连续攻占了117、118、119高地。8连副连长尚晓聪在攻打118号高地时壮烈牺牲，是这场战争中126团牺牲的第一位干部。8连攻占3个高地后，遭到敌人炮火打击，敌人不间断地向8连坚守的阵地实施了一整天的炮击，直至17时45分，8连向上级报告伤亡40人（实际伤亡32人，牺牲8人，伤24人）。

向上级报告完伤亡情况后，8连不待上级回复，就做出了撤离的决定，这一撤就是十数公里，从阵地撤回了国内。撤离的共有24人，除了8连2个主官，还有1名副指导员、3名排长、1名军医助理和17名战士。

从17日晚到18日早上，一路撤退中，很多人疑惑，这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也有人以为连队要去执行特殊任务。直到1979年2月18日中午，在龙保农场的老凹厂，他们被军区保卫部特勤组的人缴械后，才知道自己被当成了“临阵脱逃的逃兵”。

3天后，审查结束，7名干部全部撤职，其中连长、指导员实施军事看管，其余5名干部和17名战士重返战场。由此可以看出，撤离并非8连官兵的集体意愿，当时8连干部带领战士撤离战场时，仍有大部分人留在阵地上，比如，1排的部分战士、2排的4班、3排整个排和救护组、炊事班，都留在了战场，即便是跟随连队主官后撤的17名战士及部分干部也是不知情的。这件事也就成了126团官兵和42师领导心中一块大石头。

在昆明军区研究扣林山拔点作战的会议上，军区政委刘志坚对此事做了定论。他认为，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8连“逃跑问题”的板子，要打在某些领导身上。为什么？部队要打仗了，才从师机关临时派干部到连队当连长、指导员，而且他们逃跑时，只带走了几名干部战士，多数战士仍然坚守在阵地上。刘政委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连长指导员的问题，就否定一个连队甚至是一个团。昆明司令员张铚秀也赞同让126团上，最终昆明军区达成共识：让126团上。

1981年，一直渴望为自己正名的126团，特别是8连，终于迎来了翻身的机会，他们兵锋所向，踏破扣林山阙，对敌寇施以惩戒，捍卫主权，捍卫华夏之尊言，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页，这支光荣的部队也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