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进程，就是一个道的流失过程。越往后面去，道流失得越多。唐代以前是吃道的红利，宋代以后，大道尽失，所以走向衰落。
重建文明，就要探寻上古文明之道。
《诗经》，是我们不得不重读的一部经典，华夏文明之根。
——作者的话
上回说到：
贤臣芮良夫苦口婆心，劝说周厉王，不要用增加赋税的办法来增加国库收入。因为这样做，违背了“圣王之道”，违背了周代先祖崇奉的“民本”思想。
为了说服周厉王，芮良夫还引用《诗经》里赞美后稷和周文王的诗句。
这是你先祖说的，总该听一听吧。
但是，周厉王不听。
周厉王为什么不听呢？
人都是这样。更看重眼前利益。
周厉王再也没有周平王那样的谦恭，能够时刻认识到江山来得不容易。也时时摸一摸身上的佩玉，表示“君子如玉”。
他贪利好财，自以为是。
利用朝廷的威权，征收一些赋税。谁现放着那么多的钱不去使用，而分散给天下的百姓？
他不理解先祖之所以确立“民本”法则的深奥原因。身居高宫殿堂，九五之尊，听了太多的奉承话，自己自大了，就觉得小民无所谓。
周厉王绝不是唯一一个，荣夷公也绝不是唯一一个，他们一定会有后来者。
而芮良夫，这样明敏有而见识的，偏偏却很难有后来者。
扯得远一点，把后世的荣夷公们，都拉出来看看，就知道：
历史是会不断重复的。
如果不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如果不把“道德是非”的原则问题厘清楚，如果不把“是非”的标准明辨分明，历史永远都在“打转转”。
后世的很多经济、财政方面的改革，都绕不过去这个问题。
将利益收归朝廷所有，增加赋税，最终会危害国家。这样的例子，在后世的改革中不乏仿效者。
汉代有桑弘扬，那是汉代的荣夷公；宋代也有王安石，那是宋代的荣夷公。
所有的荣夷公，只要是用来增加国家财政的，一定是从老百姓那里争夺，叫做“与民争利”。
要不，钱从哪里来？
比如，桑弘羊就把利益最丰厚的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几个资源垄断性产业，收归朝廷，朝廷的财政收入自然就增多了。
然后向有产者征收巨额资产税，百姓资产自然就少了。
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桑弘羊也在汉武帝面前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好像这样改革，老百姓没有一点损失。
事实上，一旦形成权力垄断，产业效能必然低效，官商必然勾结。
汉武帝时，老百姓甚至有“吃不起盐”的忧患。加上连年战争，“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
一直到汉武帝下“罪己诏”，结束这种“改革”。
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是这样说的：
“天下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天下的财物总量是个定数，如果财富不在百姓那里，就一定在官府那里。
怎么可能不增加赋税，就轻而易举实现呢？
国家想办法从百姓那里去获利，危害比增加赋税还要厉害。
在这里停留了许久，是因为芮良夫的话，代表的正是《诗经》的核心精神。
历代君主读到这里，不应该释卷三思吗？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芮良夫所预料的一样。
这一项“收归国有”的改革，严重侵犯了民众的利益。百姓每天都要砍柴做饭，每天都要交税，必然不堪重负。
这改革措施就属于“与民争利”，引起民众极大不满。
对周厉王的议论很多，批评他贪婪暴虐，放纵却骄傲。
召公（不是原来那个甘棠树下的召公，而是他的后裔，继承了他的爵位。）来劝阻他说：“老百姓受不了了。”
《大雅•民劳》，是召穆公劝谏周厉王的诗。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召公劝谏周厉王的诗，还有一首《荡》，凡伯也有一首《板》，合称“板荡”。
这两首诗，都是描写在周厉王严苛的暴政下，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形。
（不知不觉，又悄悄学了两首诗。）
这也是“板荡”一词的来源。
“板荡”，形容天下动荡而无纲纪，是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意思。
唐代李世民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名句。
这时候，周厉王如果能够及时警醒，还不算晚。但是周厉王却听不得意见，派人监视百姓，谁敢说他的坏话，就抓起来杀掉。
这样的德行，百姓不满，却不敢再说。诸侯不满，不再朝拜天子。
周厉王洋洋得意，说：“看，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然后给他讲了一大堆治国理政的大道理。他不听。
国民突发暴动，周厉王逃跑到彘这个地方，到死没有回去。
周厉王没有回去，接下来的天子，是谁呢？
召公这位可怜的老人家，被迫演出了一场历史上最早的“搜孤救孤”故事，比“程婴救孤”早了几百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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