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在东北曾伏一狠招，1981年他死后才有人敢说出来，有何隐秘

杜聿明在东北曾伏一狠招，1981年他死后才有人敢说出来，有何隐秘

杜聿明身上有许多未解谜团。

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到的格外优待。在被俘的近400名国民党军少将以上将领中，杜聿明被照顾、保护的最好，一直到1981年去世，都受到很高的礼遇。

一直以来，笔者对此不是很理解，为啥连溥仪都只是一般待遇，一众国民党被俘将领都回归朴素，而杜聿明将军不同于别人呢？

一、出书

坊间流传有不少关于杜聿明被优待原因的说法。

比如周总理关照说，又比如争取女婿回国说，再比如招降在台黄埔同学说，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说法都没有充足的事实支撑，从逻辑上也很难说的通。

比如周总理关照一说，杜聿明固然是黄埔一期生中的佼佼者，但在押黄埔前几期出身的高级将领所在多有，周总理对他们基本上一视同仁，不存在厚此薄彼。

那位响震宇内、令人敬佩的著名科学家女婿，似乎也不能列为重要支撑。新中国成立后，爱国科学家纷纷冲破美国阻力回国，靠的是爱国主义情怀，而非小恩小惠、私情笼络。

招降在台黄埔同学也有一定合理性，这是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只因为这一点就刻意优待杜聿明，也似乎不够充分。在押高级将领大多有黄埔渊源，人民政府对他们的优待理应一致，杜聿明也好，黄维也好，宋希濂也好，文强也好，大家本该一样对待。

为何独独杜聿明受到礼遇最高呢？

笔者近阅1986年出版的一本奇书，从中察知一些历史隐秘，与众位军史同好分享一二，可略略探知杜氏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诸般礼遇的大概原因。

这本书名《杜聿明将军》，出版于1986年，系由起义将领或被俘后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集体撰述而成，作者分别是郑洞国（原国军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侯镜如（原十七兵团司令，1949年8月起义）、覃异之（原第八兵团副司令兼52军军长，后起义）、文强（原国军中将，在东北及淮海战场与杜聿明共事）、郑庭笈（原第四十九军军长）、杨伯涛（原十八军军长）。

这本书的启动时间，大约在1981年杜聿明去世之后。

人死之后方可盖棺定论，这是通例。也正是因为人已仙去，很多当年不敢讲不好讲的事，才能说出来。

杜聿明将军的很多战争往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此书中记述的与网上流传的各种故事并没有太大出入，如长城抗战、野人山惨剧、昆仑关之战、昆明逼龙云、争夺东北、辽沈战役、淮海被擒等史实，都是确凿无疑的。

只不过多了一些细节描写，阅之思之，令人又生兴趣。毕竟杜聿明一生七十七载，所做之事，思想内核，并不是几次战役就能概括全的。而新中国对杜聿明的礼遇，想来就是与他当年做过的一些事情有关。

过多的既往细节不再引述，只从东北时期一件事讲起，这是最能反映杜聿明水平的。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谈杜聿明解放后受礼遇，不应该探求人民政府的考虑吗，为何要从解放前杜聿明身上说起呢？

笔者以为，一个人受不受尊重，最根本的凭恃，是他的思想、作为，或者在某一领域是宗匠级人物，或者在某一阵营是卓尔不群者，或者在某些事情上做出不凡成就。谈论评价杜氏之地位，从他在东北的作为入手，应该是客观的。

二、杜氏狠招

杜聿明于1945年10月18日，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次月，即率13军、52军仅两个军的兵力向东北大举进击，抢占了各大城市。

这两个军虽说都是国军精锐，但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两个军无疑显得单薄了些。但杜聿明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在乱哄哄一片中掌握了军事先机。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杜聿明一筹莫展，才不得不称病退出东北。

如果仅就军事上看，国共两军在东北构成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第一阶段，国军进攻，解放军退守。第二阶段，解放军守中带攻，扩大解放区，国军收缩。第三阶段，决战。

可以说，最大的学问就在第二阶段初期，攻守之势为什么会倒转？

我方原因已经被学术界分析解说的很明白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广大农村进行了土改，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获取了力量上的优势。

国民党方面呢？难道没有人懂行，没有人去争取更广大民众的力量，只执行单纯军事路线？

并不是。

蒋介石起初派了一整套军政班子过去，国民党党部机关作用非常弱，姑且不说，军事和政权方面都有得力的人。

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张嘉璈为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蒋经国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

又将东三省划为辽宁省、辽北省、安东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共九个省，各省都委派了省主席。

熊式辉是蒋介石阵营元老级人物，资历极深，军政两界都非常有人脉。

张嘉璈则是民国著名实业家、银行家，被誉为帮蒋介石“管钱箱子”的。

蒋经国作为外交部特派员到东北，直接代表蒋介石意志。

杜聿明又是蒋最为信任的黄埔将领。

政权、军事、外交、经济四大要害部门，都是最心腹得力之人，可见国民党高层对东北的重视程度，与中共是别无二致的。

包括把东三省划分为九个省，笔者以浅鄙之见试揣之，大概国民党政权对自己在基层的组织能力并不是很自信，以简要初组之班子，不敢遽行原有大省管理模式，而是将东北划为一独立行政区域，由熊式辉统领，以度过草创之期，并以行政分割的形式，分化瓦解遗留在东北的数十万伪军。

这个制度设计和人事派遣，不能说没有道理。国民党最初在东北的控制，是相对健全与有力的。在国民党露出贪占劫收拉丁抽夫的真嘴脸之前，东北百姓起初也比较欢迎国军。

这是进军东北之初，东北民主联军屡屡失利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是再好的设计，再好的中枢领导机关，都需要有强大有力、组织缜密的基层政权组织来执行，换言之，基层一线要有得力的干部。

笔者在各方资料中，并未见到熊、张等人有何措置。从陈诚后来到东北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来看，熊式辉到东北后在人事方面所做最大工作，应当是挑选关系密切的人占据各省要津，以组成能受他绝对控制的人事盘子。

军事方面，熊式辉虽与杜聿明合作甚洽，所有大事悉以委之，并不干预军事指挥，但在基础力量建设方面，熊氏对杜的支持也实在有限。东北保安司令部所辖十几万部队，大部分都是杜聿明积极扩充并整理的，1947年6月杜聿明退出东北，陈诚扩军之所以快速取得成绩，拼凑出50多万军队，兵从哪里来的？大部分都是杜聿明收编的伪军。

杜聿明虽是军人，却比熊式辉更有远见。

1946年5月，在基本掌控东北军事主动权之后，他做了一件时人并不理解，但却有非常长远意义的事：创办干部学校。

这是笔者认为，杜聿明一生之中少见的创造性成就，其中蕴含的政治境界与人生格局、办事方法，超越了绝大多数国军将领。

杜聿明当时请来一位高人焦实斋，此人在英国留过学，曾任河北大学教务长，是一位办学的高手，杜聿明请他来筹办一所大学。

列位，国民党办校自有传统，如黄埔军校，如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前身即为黄埔，但有所扩大），如果说办校就是狠招，岂不是国民党自早在20年代就开始狠起来了？

自然不是如此说，因为杜聿明办的这所学校，与黄埔军校迥然异之。

三、无奈中止

杜聿明这所学校，与黄埔军校以及后来的中央陆大等不同之处在于，培养的不是速成军人，而是速成干部。

众所周知，黄埔的精华在前六期，后来的黄埔军校生都是速滥之极，中央陆大更是沦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镀金和交朋友、养人脉的产房，并没有多大作用。

杜氏所办学校，据文强等人回忆，目的并不简单，而是为军事底定之后，为东北政权建设提供大量人才。

因此所设学科，并不止于政治和军事。在焦实斋的操办之下，大学共设四个学院：文学院、工学院、化学院、农学院。

单就院系划分，就可看出杜聿明的雄心。在当时社会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一旦培养出成百上千的干部，将立即成为东北各大政治、军事、经济和工业系统的干才。

为了使学校减少阻力，杜聿明建立了一个董事会，请熊式辉出面做名誉董事长，把东北九省的主官们都拉进来做董事，以及沈阳市长董文琦，东北名流臧启芳、王家桢、马毅等等。

这是什么考虑呢？拉一堆行政官员，他们又不懂教育，岂不是增添阻力？

杜聿明另有深意。原来这所大学并没有官方背书，没有公拨学费。杜聿明请示了教育部，回复说办学没问题，经费需要自筹。杜聿明便从东北保安司令部军费中抽钱来办学。

让这些官员们参与，无非来个雨露均沾，好让他们不对办学横添阻力。

杜聿明和一帮官员们商量，给这所大学取名为中正大学，报到南京，蒋介石高兴的大笑，当即正式同意。

这所学校第一期学生招收了1000名，规模说来相当庞大了。

以军人身份创办综合性大学，在国民党方面非常罕见，可以说绝无仅有。

虽说后来随着杜聿明黯然离开东北，这所大学也迅速枯萎，但这个培养路子是对的。当年中共在延安创办抗日军政大学，聂荣臻在晋察冀创办随营军事学校，都快速培养出大批可信可用的基层干部，满足战争和建设的需求。

培养方法固然不同，但理念是一样的：不搞军事速成，而是进行全面才能的培养。

杜聿明后来非常痛心这所大学半途而废，曾经声称他的大学如果能办得下来，和东北共军比行政和组织能力绝对不落下风。在他计划中，靠这一批干，可以在东北长期坚持，抵消中共在东北农村所做的土改、争取民众工作。

文强也曾私下里吐露过，以杜聿明的才能，若真是掌握了一大批行政人才，当东北王不在话下。

后来陈诚在东北扩军，卫立煌在东北推行坚守待变的策略，说白了都脱不了杜聿明当年设下方略的范围。只不过谁也没想到国军军事上败的那么快。

杜聿明被俘后，在功德林改造期间写下很多回忆文字，为避免引起中共猜忌，把他曾经做过的很多事都避而不谈了。——多说一句，其实所谓猜忌，只不过是他根据国民党那一套政治惯例猜测，我党的战犯管理政策对大家一视同仁，而且说到底，一员败将，还有什么可猜忌的呢……

杜聿明后来在我党管理干部的开导下，连他在抗战中的功劳都一一写了出来，比如缅甸远征军的始末，昆仑关战役，云南解决龙云经过，他都一一写下。三大战役他参与了两场，也都如实地记录了经过。

唯独办校与中共抗衡这件事，他始终没有展开说过，这番苦心，也可以理解。大概是怕中共认为，他窥破了中共得天下的一些奥妙。

他那帮黄埔同学也一直遵守这个默契，写回忆录时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直到1981年杜聿明去世，文强、郑洞国等诸位好友，不忍他当年的英风就此尘埋黄土之下，这才在这本《杜聿明将军》一书中，用极小的篇幅，约略讲述了一下经过。

只可惜，杜聿明极其珍之重之，可资争夺天下的策略，在当年竟被陈诚弃如敝履。

1947年7月陈诚到东北接任军政大权时，讥讽杜聿明说：“军人就管带兵打仗，挖空心思占用军费办学校，不知搞的是什么花样。”

结果呢？嘲笑别人没几天，陈诚在东北遭遇比杜聿明更大的败绩，时人笑之曰：陈诚陈诚真能干，火车站南站通北站。

历史的夹缝中，透着太多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