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纸史公案六十年（四）

“关系国家尊严的大问题”

1987年召开的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大会上公布的《关于“灞桥纸”的调查报告》，明确写到了“灞桥纸”在国内外“造成的混乱和影响”，包括全国中小学使用的《中国历史》教材、大学历史教材、许多工具书以及其它书刊里都出现了“灞桥西汉纸”的字样，蔡伦由造纸发明家被贬成造纸改良者，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变成了“三大发明”，不提造纸术了，国内外有些博物馆里的蔡伦像被拿掉了。

大会根据《调查报告》指出，蔡伦发明造纸术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由所谓‘灞桥纸’引起的种种混乱，应证实予以澄清”。很多人认为，西汉有纸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造纸鼻祖的颠覆。

好的是，全国各地乃至日本的手工造纸作坊里，如今还供奉着“蔡伦祖师爷之位”，工匠们至今还保留着每年阴历三月十七日祭祀蔡伦的习俗。

对蔡伦发明纸说法的挑战，令一些持传统观点的老人很难接受。

2007年10月，《河南商报》发表过一则题为《河南博物院“四大发明”展无造纸术引发争议》的新闻。报道说，在河南博物院10年的展出中，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却只展出了三项。中国造纸学会的李玉华在郑州开会时，无意发现了这个缺漏。她写信给河南省有关领导。在她的奔走中，造纸术终于在河南省博物院与观众见面。

在坚持蔡伦发明造纸的人眼中，这是关系到国家尊严的大问题。纸史委员会委员安嘉麟曾在《纸史研究》1987年第7期上用“宗实”的笔名，撰写了题为《拨乱反正与行政干预》的文章。文章指出，蔡伦造纸说是“历史定论”，关系到祖国尊严和荣誉，神圣不可侵犯。挑战此说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是否爱国、维护国家尊严的政治问题。

“‘西汉纸’的发现，和贬低‘四大发明’根本扯不上关系。”潘吉星说，中国发明造纸术的时间，向前推了近三百年，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是好事。

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中山茂所著《市民的功利主义科学观》，于1984年由东京社会评论社出版。中山茂说，“自从西汉有纸说在中国发表以来，有人对此说加以缺乏根据的反驳，无非要维护蔡伦是纸的发明者。这是对蔡伦带有宗教感情的信徒的所作所为。”“由于感情问题作祟，反对纸的西汉起源说，只好说‘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

余波未平

随着甘肃“放马滩纸”和“悬泉置纸”先后发现，关于蔡伦是否是纸的发明人的争论渐渐平息。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引入了1986年甘肃天水发现的“放马滩纸”，正式使用了“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说法。此后教材多次印刷，几次修订都没有改变这一结论。

而潘吉星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造纸技术史稿》至今已经多次修订。每遇考古新发现，潘吉星都会把新的证据加入书中。最新一版的《中国造纸史》（200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潘说，“这一版他最满意。”潘的著作现已翻译成英文、日文，以潘为代表的西汉有纸说，也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然而，新的发现和学术著作看来并没有说服反对者，各持己见，争论仍在继续。

2005年10月，蔡伦故乡湖南省岳麓出版社出版了《纸祖千秋》。这本近55万字的文集收录了100多篇文章，清一色地由坚持蔡伦发明造纸术观点的人撰写。书的封底写着：谨以此书献给蔡伦发明造纸1900周年。

2008年10月，北京奥运会过后不久，有人又提出，将蔡伦故里湖南省耒阳市改为“蔡伦市”，做好做足蔡伦这篇文章，用好蔡伦这块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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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并无异议”说：提法并不准确。其实，早在唐宋时期，学术界就有人对蔡伦造纸提出异议。参见本书卷三《直面挑战•史料之争》章节。

[2]“首次挑战”说：提法也有问题。只能说，自有了“四大发明”的提法后，是首次挑战了蔡伦发明造纸术这一“历史定论”。

[3]段纪纲：蔡伦封地洋县文化馆退休干部，终生以研究蔡伦为己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借调国家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供职纸史研究。2017年，笔者曾与交流，他依然认为“灞桥纸”是一团废旧麻絮而非纸，坚持“蔡伦造纸说”，否定“西汉有纸”。两年后，在帮我审阅《蔡伦纸话》初稿时，观点稍有缓和，亦潮流之所趋。只是强调最好仍用“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语，我也表示认可。因为改良，是创新，也是创造。发明之于蔡伦，当之无愧。

（《蔡伦纸话》选编一百一十二）

（文/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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