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将领刘万春：49年绥远解放后，却被发现其与敌特串通下场如何

毛泽东在阅读《二十四史》的一篇人物传记时，在书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杀降不可，杀俘犹不可。”

意思是说不能杀掉投降者，更不能杀掉俘虏，表达出他对投降者和俘虏者的态度。

他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话，有什么隐喻？原来这句话，与一位前国民党军官有关，这个人就是刘万春。

刘万春

在1950年，当时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军长的刘万春，按照命令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会议没有参加成，他一下火车，就被几个士兵挡住去路，接着就被这些士兵当场扣捕。

刘万春是谁，身为国民党军官怎么会让毛主席做出这样的批示，又为何在火车站即被逮捕？从一位名将一朝沦为阶下囚，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一切，都与一件事息息相关，那就是绥远起义。

绥远起义

说起绥远省，刘万春可以说在这里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战役。

1936年，当时还在独7旅的刘万春就奉命来到归绥，协同35军73师20旅孙兰峰部向蒙古的日伪军发起进攻。

经过艰苦奋战，刘万春的部队虽然伤亡严重，但是他们也缴获了大量日军的枪支、山炮、汽车和坦克，还击毙了敌军将领。

这极大地震惊了当时的日寇侵华大本营。

日军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被击退，他们又卷土重来，调重兵前往当时的河套地区。

刘万春便决定带领自己的部队对日军进行狙击，双方都将对峙力量主要集中在五原附近。

这个时候刘万春接受傅作义的命令，主要驻扎在乌镇一带，想要在这儿抵挡可能会由包头而来的日军。

后来，傅作义向五原附近的部队下达进攻命令，所有部队热血拼杀，最终赢得了五原战役的胜利。

从那时起直至1940年，刘万春一直驻留在内蒙古区域与日军作战，采用各种方法与日军对峙。他也因为对日作战胜利，而不断升官。

1942年刘万春调任骑3师中将师长，1943年5月调任步兵17师师长，到12月又任35军军长，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纷争没有结束，反而新的问题又出现。

国共两党经过合作实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个国家到底要由谁来带领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两方也因为这个问题争斗不休。

经过激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解放了东北，解放华北指日可待。

而在华北的国民党部队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他们极力寻求办法妄想抵挡住共产党的进攻之势。

当时，傅作义带领的队伍就主要驻守在华北地区，面对危急的形式，他决定把军队分别派往不同的地方以做应对。

一方面把他的主力部队派往了北平，一方面将刘万春的第一一师和步兵第七师、骑兵整编第十二旅、第十三旅和二二八师留在了张家口和绥远省。

傅作义

关于绥远省，傅作义曾多次跟刘万春和董其武说，绥远是他们的老家，一定要守好，提高警惕，关键时刻能够打仗。

为什么傅作义这么重视绥远，其一是因为绥远是华北和西北的联络点，也是傅作义的兵源补充之地，其二则是因为绥远是粮食供应基地，主要供应北平。

这么重要的地方，自然要保护好，不然打起仗来，自己部队的后方就会少了补给，也就没了跟对手叫嚣的底气。

可惜的是，再多的安排也挡不住历史的洪流。

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傅作义领导的军队和部署全部失败，底下部将有的自杀，有的被俘虏，有的则逃回了绥远。

所以，对傅作义来说，再多的抵抗没办法发挥作用了。

大势所趋，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于是傅作义在1月21日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想要和平解放。

傅作义、邓宝珊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见面，众人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进行了重要而恳切的长时间谈话。

在谈话时，毛泽东说：

“有了北平和平起义，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划界限，接通铁路，互相通商，等待他们起义。

其实，早在1948年12月，傅作义就曾经因为绥远和北平的未来问题，问过刘万春的意见：

“以目前形势看是坚决打下去好呢？还是和平解放好呢？”

刘万春回答：“孤军固守北平，3个月5个月，一年半年尚有可能，时间守长了困难就会越多，士气也是个大问题，应预先想周到些。”

在他看来，还是选择和谈比较好，就是说要和谈不要战争。

刘万春作为将领，也是目睹了很多百姓在战争中的惨状。这里的百姓经历的战争已经太多了，不能让他们一直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后，将矛头直指共产党，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甚至不惜借用在中国残留的日军的力量，一起向解放区进攻，所到之处，其国民党部队无所不为。

当时目睹国民党所做的丧天害理的事，刘万春就说过国民党的行为让民怨沸腾。所以在他看来，能和平解决的事，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既然已经决定和谈，那就要做好和谈的准备。

刘万春和董其武前往北平去了解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回来之后他们又按照傅作义的吩咐开始准备绥远的和平起义问题。

在思想方面，两人要做好驻扎在这的国民党干部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了解并支持起义。所以，他们组成了革新委员会，还成立了革新学院。

士兵们在学院里上课，介绍、学习“新三民主义”、《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等内容。

同时，为了维护治安，也为了统一指挥，他们还成立了绥远省卫戍总司令部。

刘万春任总司令，他可以掌管部队的枪支，而且没有司令部的准许，私枪一律没收。

看起来，绥远和平起义在正常推进中。但是在他们内部，甚至包括刘万春，都对和平起义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有些人甚至在背后搞动作。

当时，为了和平起义，双方需要就具体问题进行协商。

王克俊是傅作义方面代表，他带着《绥远和平协议》到达归绥市东郊南店村时，刘万春早已等候在小树林里，却当面向他要求暂时不要公布《协议》。

王克俊

王克俊不理解，并指出他不配合和平谈判，刘万春却不以为意。

而后，为了进一步落实协议，驻绥的中共联络处人员需要入绥。

在部署会议上，董其武要求刘万春负责治安工作，保护联络处的人在绥远的安全。刘万春却要求联络处的人将武器全部交由他的军队保管，并且不允许联络处的人随便上街。

当时，王克俊与董其武私下交谈，董其武便说出了刘万春的态度问题：

“绥远部分人要人对和平起义态度并不明朗，尤其是刘万春和他的手下部分师长、团长，孙兰峰也未明确表态。”

两方的这种不和局面最终导致矛盾的爆发。

部署会议上，刘万春说《奋斗日报》这一报社因为登载太多共产党的消息，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董其武便要求他制止暴乱，他却推脱自己管不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不想管。

奋斗日报是原绥远省军政当局的机关报，在当时主要是宣传绥远市当局的一些政策政令、国内外新闻等。

在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之后，《奋斗日报》便成为当时革新的对象。

但是北平解放之后，《奋斗日报》的整改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些国民党人士对报道的内容不满，因此，时不时会有对报社的恐怖信件、电话恐吓。

部署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报社便遭到了一伙人的袭击，一堆人冲进了报社，什么话也不说就开始打砸，最终导致印刷机被砸毁，多名员工也被打伤。

后来经过调查查清，带头的是刘万春的部下赵元德，他唆使底下士兵做了这些事。董其武因为忙于起义大事，没有太多精力处理，于是便草草将赵元德赶出绥远市了事。

但事端远没有就这样平息结束。

矛盾激化

7月11日，中共联络处的人员陆续进入绥远市。7月24日下午四时，111军258师连长李锡庆却拦截下联络处秘书王士鑫及和他同行的四人，叫手下人强行对这几个人进行搜身。

在搜身什么也没发现之后，他们把这些人带往事先预定好的位置，向他们扔出手榴弹，并开枪射击，最终导致四人死亡。

李锡庆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受谁的指示，已经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因为他被抓获之后，没有经过审问，便被刘万春就地处决了。

董其武后来也说：“这中间可能是有文章的，但当时我从和平大局出发，未加深究”。

后来，董其武就发现刘万春和他部下的这种种举动，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这个人就是徐永昌。

徐永昌

徐永昌是当时国民党国防部的代部长，受蒋介石的指派曾多次来到绥远与刘万春等人谈话。

他的目的自然是想要确保傅作义、董其武、刘万春等人继续保持维护国民党的立场。

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国民党就减少甚至是停止了对绥远省国民党部队的补给。

7月24日惨案发生之后，徐永昌派方克犹前来游说董其武和徐万春，并以派发补给和经费的理由，要走了记录董其武旗下部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的表册。

在方克犹离开之后，徐永昌又亲自来到绥远市约见董其武和刘万春。

他先是拿出当时代总统李宗仁的亲笔信。

李宗仁在信中提到，北平和平解决之后，绥远便处于不利局势。为了巩固全国大局，董其武、刘万春应该带领部队西撤，前往宁夏、甘肃、青海，与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集结起来，巩固西北，以更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与中共方面展开谈判。

但是，董其武并没有被他们说服，依然坚持：“最终决断要由傅先生做主。”

董其武

徐永昌只好与他们分别谈话，还是希望他们当中有人可以带兵前往西北，防止共产党进攻绥远。

他找上刘万春的原因之一是刘曾经是他的旧部，很有可能听从他的命令，并且刘万春与宁夏的马鸿逵相识，又都是回族，联合起来比较容易。

刘万春却认为绥远是西北的大门，守好绥远，共方不敢轻易进攻西北，且部队士兵多是绥远人，对绥远的情况很熟悉，打起仗来有优势。

更何况，另外部队大部分人不愿意离开家乡，所以撤往西北不是那么容易。

董其武

于是，徐永昌让董其武、刘万春率队前往西北的目的落空了。

但是在谈话后，徐永昌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而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员。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董其武的军事指挥权。

绥远和平起义按照傅作义等人的设想正在顺利进行。

1949年8月24日，受毛主席委派的傅作义和邓宝珊带着慰问金来到绥远市，董其武、刘万春等人在车站迎接。

傅作义

1949年8月26日上午，傅作义检阅绥远的部队，并给官兵发放慰问金。到了下午，傅作义向干部们发表讲话，叙说他与毛主席的谈话，也告诉士兵日后他和部队该往哪里走的想法。

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那就是要想使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复兴，今天只有跟共产党走。

后来，傅作义又不断花时间、反复地劝说自己的部下，再加上说有中央的支持，他的下属逐渐同意进行绥远起义。

但是，国民党自然不会让事情就这么顺利进行下去。

在起义之前，徐永昌又赶过来游说众人，但是傅作义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起义，也就没有同意。

见无法阻止起义，徐永昌便私下单独与刘万春见面。

刘万春在这个时候却与之前说法大相径庭，他突然跟徐永昌表忠心，说自己永远是党国的忠诚将士，起义之后也会隐蔽自己，等待“光复”党国那天的到来。于是，两人达成了计划。

1949年9月18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仪式在包头银行礼堂举行，刘万春在董其武签名之后，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他写在了第三个位置，因为第二个位置是孙兰峰的，但是孙兰峰还没有想清楚要不要写，所以把他的签名处先空了出来。

第二天的凌晨，在傅作义的反复劝诫下，孙兰峰将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到这个时候，绥远起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9月19日是绥远起义的庆祝大会，傅作义在大会上发言，话中不断反思自己以前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径，并再次表明自己要走的正确道路，也劝众人要努力学习、自我改造。

其中，他特别提到如果有人走了错路，那就要自己承担责任。

面对傅作义的诚挚表达，起初刘万春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认同。后来，他还对傅作义提建议，向宁夏派驻军队，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傅作义在得到批示之后，同意了刘万春的计划。

9月22日，刘万春率部进驻宁夏，到了10月，原本就驻守在宁夏的马鸿逵迫于压力向解放军投诚，宁夏和平解放。刘万春则奉命率领他的军队返回绥远省包头市。

1950年1月，刘万春所在的国民党第一一一军被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刘万春依然为军长，下辖部队也听从他的指挥。

至此，刘万春正式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一切本该朝着正常的轨道前进，但是刘万春却没有全心全意地领会共产党和傅作义的谆谆劝导。

他多次私下把自己的部下李玉函营长派去中国香港与国民党特务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蒋介石给予他的任状。

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刘万春的这些举动最终还是被中央所察觉，并用事实说话，证明了刘万春反国反党的举动。

聂荣臻

判刑

在决定扣押刘万春之前，聂荣臻将刘万春与蒋军特务私下沟通的证据摆在了傅作义和董其武他们面前。

面对证据，作为刘万春上级的傅作义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董其武也深感惭愧，表示：

“既然他们背叛人民，罪证确凿，请司令员和政委依着革命纪律办吧！不过，念及他们都是都是参加起义签字的人，希望考虑从宽处理。”

聂荣臻与随行的政委商量片刻之后，却说：“可以留下他们的性命。”

1950年11月，刘万春等人来京开会，到京后他们即被逮捕。

刘万春在绥远历经艰险的战争，早已对战争充满厌恶，在早期他也同意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为什么起义之后还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其中，其实与蒋介石息息相关。

刘万春早年在国民党军队当兵的时候，也是先从军校毕业，然后才进入部队。

1924年从军校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湖北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七师做见习军官，在这里，从排长升到了连长、营长、旅部副馆长。

1926年，他所在的军队整编为独立第八师，刘春荣是他的师长，刘万春任团长，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

1927年，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来到武汉视察部队，临时决定来到驻湖北西阳的独立第八师，想要看一看士兵的训练情况。

当时身为团长的刘万春正带领自己的士兵进行体能锻炼，训练的是热火朝天，没有注意到蒋介石已经来到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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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反应过来，军装都来不及整理，便匆忙地给蒋介石。蒋介石却没有介意，示意让他继续锻炼。

当时，陪伴在蒋介石身边的李宗仁和刘春荣趁机让刘万春给蒋介石展示新的训练动作，例如盘杠子、倒立和打车轮。

刘万春二话不说，上来便展示，而且动作完成的非常好，蒋介石看的非常满意。

蒋介石同时注意到刘万春带领的士兵体能训练的也不错，于是对他说：“你能同士兵一起操练，这样做，很好！”

可以说，第一次见面刘万春就给蒋介石留下来非常好的印象，这就为他日后的步步高升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机会很快来临，1933年蒋介石提议国民党部队在江西庐山设立一个庐山军官训练营，由他自己做团长，然后亲点刘万春做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少将科长。

很快，训练营组建完毕，在5月4日开完开学典礼的晚上，蒋介石还亲自接见了刘万春。

蒋介石向刘万春询问山西的情况，问他山西官兵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训练情况如何。

刘万春坐在旁边都一一回答：

“山西大部是河北、山东人，素质尚好，部队重野外演习技术及实弹射击，成立班长训练班，并经常举办军事项目比赛和运动会等。”

蒋介石又向刘万春询问，山西境内是否有共产党活动，刘万春也如实回答。

谈话最后，蒋介石勉励刘万春继续努力，让他成为一个忠于党国的军人。刘万春将这些话都记在了心里。

在刘万春的晋级生涯中，他几乎没有在副职做太久的时候，有任副职的时候也只是过渡一下，很快便升到正职。可以说，刘万春不仅记住了蒋介石的话，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

从1927年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的小团长成为一个师的军长，掌管一个军队。刘万春的成长之路不仅仅是靠自己的本领，其中必然有蒋介石对他的扶持。

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蒋介石在刘万春心中的地位。

但可惜的是，刘万春没有勘破蒋介石对他的关爱和提携只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好在最后经过毛主席对他反叛行为的宽大处理，和党及中央对他的教育，刘万春最终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像刘万春本人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提到的：

“真正反映历史面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每个人都应顺应历史潮流及历史所趋而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

1976年，刘万春在狱中26年刑满释放，1977年11月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1993年1月在北京病逝，终年93岁。

面对起义的国民党将领，我党秉持着团结包容的心态予以他们最大的帮助和认可，在不断壮大我党革命队伍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政权并不是过去那些“一言堂”，而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党。

对于宽大处置刘万春、争取各地和平解放的这些决策，各位读者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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