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我不做公仆，要当父母官，仆人就知道偷主人的小老婆和钱

孙传芳：到老终皈佛，还山不言兵

小时在扬州长大，记得曾经问爷爷，这一带军阀混战之时是谁在掌控，回答是孙传芳，再问及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时，他的回答让人有些意外，竟然是好人，因为比起后来那些增税派丁的国民党来看，孙传芳要好得多。

新中国建立后，对这些北洋军阀的评价是很低的，而就我的认知中，孙传芳除了同北伐军打仗外，其他便很少提及，因为他并不算顶流的军阀，同冯国璋和段祺瑞这些人相比，只是一个后期崛起的地方军阀，而且时间也并不长，如匆匆过客一般。

孙传芳是很看不起孙中山的，他说孙中山口口声声说要做人民的公仆，其实都是骗人的，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偷主子的小老婆和丫环，就是偷了主子的钱；而他自己要当父母官，因为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孩子的。

这样的说法自然是见仁见智，但总觉得孙传芳说得还真有些道理的，从他这样的言论中，至少可以看出，这位老兄还是很睿智的。

孙传芳是山东泰安人，字馨远，乳名叫根基，因上面有三个姐姐而得名，他家境贫穷且父亲早亡，又长期受到婶婶的虐待，实在忍受不了后，母亲便带着他们逃荒，生活朝不保夕，很是不幸。

及至义和团在山东起事，烽烟四起，一家人避居济南，住在草棚中，在门口卖大碗茶谋生，而孙传芳则在外拣拣破烂，拾点柴草烧火，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万幸的是，他的姐姐们都长得很漂亮，如花似玉，大姐和二姐都嫁了好人家，特别是叫做三妮儿的三姐，从小好武，经常去武馆练习，英姿飒爽，在当地小有名气。

当时驻扎在济南的袁世凯的部下，时任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长官的，是袁世凯的亲信嫡系王英楷看上了三妮儿，将她纳为二房，掌管家中所有的事务，于是，不仅孙传芳的生活有了保障，也为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机。

他先是同王家的子弟一起读书，后来又被推荐去了武备学堂，更幸运的是，他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又被选去日本学习军事，成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生。

同期的学员中，有阎锡山、赵恒惕、刘纯厚、唐继尧、尹昌衡、李烈钧、程潜、李根源等人，这些人后来都在中国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而日本学员中，更是有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等，后来也是侵略中国的战争罪犯。

孙传芳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眼中，就素以机警过人而闻名，当时就曾有这样的评价：“沉潜莫如阎，机智莫如孙，北人之二雄也。”就是说，深沉的阎锡山和机智的孙传芳，是北方的雄才。

回国后，孙传芳被任命为北洋陆军第二镇任教官，很受上司王占元的赏识，而王占元曾经是王英楷的部下，对于老上司的小舅子，自然是关照有加。

辛亥革命后，随着王占元的上位，孙传芳也水涨船高，由营长、团长地一路升迁；当王占元成为湖北督军时，他又被任命为暂编第一师的师长。

当然，孙传芳也不是全靠王占元的照顾而官运亨通的，他也是一名妥妥的战将，湘鄂之战时，他率军同湘军大战八天八夜，后来，连湖南省长鲁迪平都称赞道，“这家伙简直是孙猴子转世啊，日后必成大事儿。”故而，人们都称他是“孙猴子”。

当双方大战之时，对湖北垂涎已久的吴佩孚却趁虚而入，将王占元赶出了湖北，权衡之下，孙传芳决定投奔吴佩孚，从此成为吴佩孚手下的一员大将。

孙传芳军队的军服很有特点，尤其是帽子，像江南渔夫的帽子

孙传芳有一句在北洋时期流传很广的名言，“秋高马肥，正宜作战消遣。”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这“孙猴子”骨子里还真是个狠人。

接下来，在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中，投靠了吴佩孚的孙传芳战神附体，在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直系大胜；1924年，孙传芳任闽浙联军总司令，将盘踞浙江的卢永祥赶走，被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福建军务督理。

这一段时间可谓是民国的乱世，而孙传芳也是看风使舵的行家里手，当奉系张作霖出兵帮助卢永祥夺回地盘后，他便一方面与皖系段祺瑞勾勾搭搭，又同革命党人加强联系，并与卢永祥签订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取得了主政浙江的大好机会，趁机大力扩张势力。

1925年10月，感觉时机成熟的孙传芳立即发起对奉系的战争，取得大胜，他马不停蹄地挥师北上，将张宗昌一举击溃，俘虏了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并不顾“杀俘不祥”的禁忌，将施从滨斩首示众，这也为他日后的惨剧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孙传芳志得意满，睥睨四方，掌控了浙、闽、苏、皖、赣五省军政大权，他自任联军总司令，成为与东北张作霖和吴佩孚并驾齐驱的三大军阀之一，是后期军阀中首屈一指的佼佼者。

平心而论，孙传芳在主政东南这一大片富裕地区时，还是很得人心的，他并不横征暴敛，也不骄奢淫逸，赢得地方士绅的好评；他还聘请了许多有名望之人，共同治理，一时好评如潮。

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很多精英，如张謇、章炳麟、李根源、丁文江、傅筱庵等等，还有蒋百里、赵恒惕这些后来的风云人物，并且还请来老同学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

1926年，由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吴佩孚不敌，求援于孙传芳，而这个“孙猴子”却坐山观虎斗，想两败俱伤后从中渔利，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后，方才出兵，结果还是被革命军打得大败，这时的他肯定后悔同吴大帅一起并肩战斗了。

这时的孙传芳又开始了他八方勾结的好戏，他首先向段祺瑞和吴佩孚示好，准备三家联合对抗北伐军；又通过张宗昌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当北伐军攻占杭州后，他又通过手下的陈仪暗中同蒋介石联系，以达到居中缓冲之意。

蒋介石怎么可能把这败军之将放在眼里，一通的痛打落水狗，孙传芳彻底无望，只能屈身投靠老爸刚被日本人炸死的张学良，及至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孙传芳避居天津当了寓公。

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开始觊觎华北，他们首先将目光放在孙传芳身上，意欲扶持他建立傀儡政权，他的老同学冈村宁次以华北伪政府主席为诱饵，多次上门游说，但均被孙传芳拒绝。

为避开这不厌其烦的日本人，他在曾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劝说下皈依佛门，二人一起修缮了天津的清修禅院，改名天津居士林，经常去那里修身念佛，远离红尘俗事，世间风云皆如过眼云烟。

孙传芳是个迷信之人，早年请人算命时，预言他活不过50岁，他信以为真，所以，早早地便买好了墓地；可是，直到过了51岁生日时，他才觉得那算命的是胡说，于是又成为居士林的常客，焚香打坐成为他的常态。

不料命运弄人，1935年11月13日下午三点半，正在居士林同众人念经的孙传芳被一个女人连开三枪，当场身亡。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孙传芳，这位女杀手一点也不惊慌，她将传单洒向佛堂各处，大声说道：我叫施剑翘，被孙传芳枭首杀害的施从滨的女儿，现在杀死孙传芳就是为了替父报仇。

孙传芳的死，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特大新闻铺天盖地，而施剑翘替父报仇的行为，也获得很多人的同情，被判刑十年后，在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居正的关照下，经民国主席林森发布了特赦令，重获自由。

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弱女子能够单枪匹马地将一代枭雄枪杀，怎么想都有些匪夷所思，于是，便有人说这是戴笠的军统所为，目的还是担心孙传芳被日本人利用，成为汉奸，就如同当年误杀唐绍仪一般，但这只是小众的观念，并不被主流所认可。

避居天津的孙传芳总是独来独往在去礼佛的路上，曾有人劝过他，你常年在外征战，仇家太多，难道不怕他们前来寻仇吗？孙传芳却不以为意，他笑着说道，死于同胞之手，比当汉奸卖国贼苟活强上千倍。

谁料一语成谶，更为悲催的是，死后的孙传芳并没有入土为安，他的妻妾们正为分家产而打得头破血流，在草草埋葬后，才最后迁葬于北京海淀西山卧佛寺东侧。

往事等浮云，再休谭岱麓松榆，遑问江东壁垒；

敛神皈净土，且收起武子家法，来听释氏梵音。

这是他墓地的一副楹联，一个曾“坐断东南战未休”的枭雄，晚年虽放下了屠刀，一心向佛，却也未能逃过死于非命的结局，这也是很有些讽刺的意味了。

纵观孙传芳的一生，无论在当时还是而今，一直是以负面形象为主，相对于其他地方军阀来说，他因为与北伐军为敌，几乎是全面否定的存在。

尤其是他“好战和多变”的特点，更是凸显了其残暴和狡诈，加上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使得他折戟沉沙，为历史所抛弃。

然而，随着时代的清明，人们从他的所作所为中，也认可了他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在民族气节上，保持一个中国人最后的底线，这是可以大大点赞的。

他力主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帝国主义的特权，主政江南五省时，人民安定，善用人才、尊重知识分子，裁减赋税，善待农人，在那个尔虞我诈的战乱年代，治下的民众有了难得的复兴时光，颇受人民的爱戴，比起其他那些军阀要好很多了。

有人曾这样评价孙传芳的“开明政治”：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战争，孙传芳“从容治理，则政治修明，商民乐业，熙皋之象就出现在东南半壁了”。

作为北洋后期与张作霖、吴佩孚并驾齐驱的实力派人物，他自诩“爱国、爱民、爱友”，尽管后世对他很是不齿，然而，如果后人能剥茧抽丝，细细地分析，毕竟还是能作出自己的评价，因为，无论革命与反革命，孙传芳只是想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夕阳衔山，人影散乱，孙传芳早已离我们远去，他“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旧军阀最突出的代表，遗憾的是，他思想陈旧，未能顺应历史潮流，在浩浩荡荡的大革命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一个反潮流的匆匆过客，留下的，只是近代历史帷幕中的一个模糊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