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作文】第二章 文官体制——历史沿革的底色（上）

21世纪之初，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有个桥段，大概是乾隆皇帝教育纪晓岚等人“科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据他说“为国取仕”还在其次，关键是——“牢笼志士”，说白了，就是让天下读书人都“皓首穷经”在八股文里，从而有利于皇家的统治。

这个梗应该不是编剧自己想到的，有道理吗？呵呵，不过是被迫转行写剧本编故事的“落第秀才”的自作聪明而已。如果说，“科举制度”真有“牢笼志士”的目的，那么这个设计便是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阳谋”，没有之一。因为科举制度使“基层教育”得到一定范围推广，更关键是培养了所有读书人的“文官思维”，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农民起义很容易吸引到真有本事的“落地秀才，甚至举人”，甚至首领本人就是，其组织性大大由于“没头苍蝇”式的欧洲农奴，而且，从军队组建到地方管理，从钱粮组织到“正统”构建……这些读书人，会帮助“新的统治者”构建一系列庞大体系，对于封建制度来说，便实现了“历史周期律”的传承；但对于具体的王朝封建统治者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开篇说以上这些，主要是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实践中，“文官”与“读书人”是一个相互转化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基数越大，“盛世取才、乱世取祸”便越容易……确切说，无论“血缘”“乡党”“师承”种种纽带如何“迭代升级”，过往两千年间，那个貌似“世修降表”“各怀鬼胎”却实际掌握“行政运作”的群体，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统治者——所谓“君与士大夫共天下”，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一、“文官体制”的形成和演进

所谓“文官制度”，是指国家关于各级文官的考试、任用、管理、权利和义务以及退休等的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运行机制等。所有成熟政体，都必然有一套成熟的“文官制度”，以保障行政有效运行，显然，“文官制度”很大程度上只是执政者的行政工具，或者说其“工具性”远大于其“自为性”。

这里说的“文官体制”，是在我国特有文化背景下（如前篇所说，教育文化一直保持着以培养“士”为主要目的的“潜意识”），自秦开始形成、至宋明而基本完备的一套华夏“文官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与社会文化、特别是教育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系统。它不只是统治者的工具，而是通过向统治者妥协换取权力，然后，尽量按它自己的逻辑和惯性运作，并通过社会文化将这种“逻辑和惯性”包装成某种“政治正确”，进而钳制甚至是吸纳统治者本身。

从秦汉到魏晋，无论“举孝廉”还是“九品中正”，真正拿得上台面的逻辑，也不是“血缘高贵”，而是“道德楷模”“家学传承”，说白了，世家门阀“权力垄断”的基础在于“学术垄断”，无论是“经”“史”还是“律”“兵”，由于社会教育不普遍，“统治知识”掌握在少数世家手里，于是以“血缘传承”为基础，而寒门读书人要更进一步，就必须对其进行“依附”，便是所谓“门生故吏遍天下”…直到隋唐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更加普遍，这种“家学”为主的传承落地才逐渐被打破。

中国历来“尊师重道”…吗？谁还记得课本里有韩愈的《师说》一篇，“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为何在韩愈所在的唐代，社会对“拜师学习”如此抵触，那是因为在之前“家学传承”的时代里，“拜师”和“人身依附”基本是等同的概念，这才是《师说》一篇真正的历史背景。富贵者总想永续，新的“世家”层出不穷，但隋唐以后“门阀”总体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文官教育普及、“文官体制”完善的结果，而不是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杀出来的。

晚唐以降，直至近代，“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不断修正完善、越来越成熟，科举的题目从诗词到策论，最终归于“八股文”的格式化表达，主要目的：一是方便比较，二是防止作弊，从而真正为有“经（世）济（民）之才”的普通读书人，打开了进入庙堂的“普遍竞争”通道。与此同时，“文官制度”基本上在“三省六部”的架构上修补完善，最后废了“丞相”的名号，设置“内阁”或“军机”，但实际上的“中书令”职能多数时候还在那里，并无实质变化（事实上，最后一任名实相符的“中书令”便是“配合”了四朝十帝，左右弥缝、终得善终的神人——冯道），到了明清，各级官僚一口一个这“相”、那“中堂”，其实只是阐述事实，都不算“言语贿赂”。

真正的厉害在于——所有制度设计，从中央到地方，文官制度（甚至在不同时代，还要结合军事贵族制度、内（宦）官制度等）越来越复杂，中央“阁揆”与“副相”之间，地方“督”“抚”之间以及军政与民政、司法之间，层层监督制约、交相掣肘，以致到李鸿章时代“不论是当了十年宰相，还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帝的一纸诏书就可以接触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着”（出自梁启超《李鸿章传》，白话文转述）。这个构架的建立，既是维护“皇权”，更是维护“朝廷”这个庞大机器的稳定性。

“文官体制”的本质，是“文官集团”及其“预备队”（几乎所有读书人），形成了一个“士林”的整体文化认同，然后他们一起构架国家机器的上层中层结构，实现“权力统治”；再利用学术和话语权优势，对“皇权不下县”的底层结构，实施“道德统治”，其间无论经学玄学理学心学，都只是“术”的迭代演进而已，这个掌握了“道德正确”和“治理技术”的群体，与不同的勋贵胜利者达成妥协，从而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实际统治力量。因此，他们所建立的权力结构，一直沿袭修补，只是名目有所调整，他们所建立的文化认同，更是渗透入这个民族文化的骨髓。

确切地说，这个国家的关于人才的一切培养举措，本质都是为了“取仕”服务。所谓“修齐治平”，本质上是一个将自身“仁”与“德”由内修而外化的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种“认识—实践—完善认识—更广泛实践”的基本思路，符合常识和经验，很多的时候，职业官僚并非“家主”之时便开始入仕，是在“齐家”“治国”的交互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进步，实现由读书人到士大夫的根本性“飞跃”，然后稳定在自己的“天花板”直到退场。

在自宋以降的传统文化语境中，甚至只有这个“轨道”，才能称为“正途”（“收取关山五十州”“白玉为堂金作马”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已）——这便是左文襄公收复新疆、功在万世，但直至暮年还要纠结“进士出身”的道理；也是小茶馆说书的都让人叫他“先生”，而京城梨园最大的“角儿”也只能叫“老板”的道理……哪怕是现在文艺行的大咖，正式场合都最先用行政身份（团长、院长），其次是学术身份（教授、导师），最后才会是演艺身份（国家几级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