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何没发展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掌控世界会有什么后果？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经济发达的时代，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到了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中国明朝的经济水平也毫不逊色，在富庶的江南地区甚至也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但为何一直占尽优势的中国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的认为是清朝落后的统治方式让中国错失了资本主义，但清朝的统治只有两百多年，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把全部的因素归结于清朝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经济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也是文化的衍生品，中西方在经济上的差异所反映出的还是文化上的差异。“经济”在中文里的解释是经世济民，是一种集体行为。英文中的经济是“economy”，词根eco来源于希腊文oikos(=house) 意为“房屋，家”。词根eco 加上希腊词 nomos（管理）构成”家政管理“，后来由“家政管理”引申到社会，变成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 ,由此有了节约、经济的含义。所以economy更关注的是个人家庭，是一种个人作为。这与中西方在政治上的差异相对应，中国的是集权政治，注重集体利益。西方是民主政治，强调的是个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利益。

在人类社会早期，各个地方的经济都是一样的，以物换物。后来人们觉得以物换物太麻烦，就发明了货币。货币的流通使得人们可以到更远的地方进行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商品交易范围和规模的扩大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商品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可以换取更多、更丰富的物质资源。此时的经济不再是早期的各取所需、以物换物，而是一套调节资源和生产力的体系。

以物换物

在这套体系的催化下，各地区的资源得以更广泛的交易流通，社会生产力也随之飞速提升。在这一阶段，中国以商立国的商王朝发展至鼎盛，一尊尊巨大精美的青铜器反映出当时的繁荣。西方的腓尼基人和古希腊人在地中海中劈波斩浪，开辟出一条条繁忙的海上商路。

大规模的贸易网络出现以后，中西方对商业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在中国，商王朝灭亡以后，周王朝的分封制虽然起到了稳固政权的作用，但副作用就是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导致社会活力不足，商业发展陷入停顿。在西方，广阔的地中海让周边任何意图控制海洋的政权都望洋兴叹。商人们驾着海船上无拘无束的商贸往来，海上商路愈加繁荣。为了掌握地中海的贸易霸权，腓尼基人与古希腊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僵化的分封制被迅速打破。在动乱之下，一直受到压制的商业再次焕发生机。范蠡、子贡、弦高、白圭、吕不韦等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大商人。此外，齐国名相管仲也是商人出身，只不过经商才被卓越的治国才能掩盖了。

春秋列国

六人中，管仲对商业发展的功劳最大，正是在他的支持下，齐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经济最繁荣的国家。管仲还发现了经济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使用经济可以强兵富国，也可以击垮对手。

在衡山之谋中，管仲通过高价买入衡山国造的兵器，诱导衡山国人大力打造兵器，以致农业荒废，粮食紧张。最终被齐国轻易伐取。在石壁谋中，管仲命人把一堆乱石头按标准雕制成一块块的石壁。然后觐见周天子，请周天子下令：凡是来朝拜先王宗庙的诸侯，都必须带上齐国的石壁，作为献给大王的贡礼，否则，不准入朝。周天子有求于管仲，就答应了。于是不值钱的破石头就成了抢手的紧俏货，齐国大赚一笔。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管仲对经济已经有了深入的认识。一、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本身并没有价值。一旦货币无法流通使用，就成了废品。所以，一个国家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持充足的战略物资储备，以防后患。二、商品的经济价值不是有商品本身决定，而是由人决定的。在人为操纵下，一件东西可以变废为宝也可以变宝为废。谁能操控市场，谁就获得了先机。

范蠡是中国商界另一位传奇人物，被后人誉为“商圣”。与管仲由商入政恰好相反，范蠡是由政转商。助越王勾践灭吴后，范蠡功成身退，放下功名利禄，下海经商。在经商成为巨富后，范蠡三次散尽家财，扶危救困。但每次散尽家财之后没几年就能再次家累千金，比以前赚得还多。能够做到如此收放自如，光靠小聪明是不可能做到的。范蠡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取舍有道的大智慧。

如何取舍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答案。中国的经济是一种集体行为，符合中华文化的商人会站在社会的角度去看待取舍，范蠡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经济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经济的首要作用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才是个人财富的积累。二、经济发展靠全体社会人的带动，只有大部分人有足够的生产力和消费能力，经济才有可能繁荣。家累千金的大富翁对于经济发展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反而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拉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与消费水平。

搞清楚了经济的社会行为，我们就能看懂范蠡是如何取舍的了。打个比方，一个农民向范蠡借粮，约定秋收时还。不料，粮食歉收，农民生计困难，无力偿还。这个时候范蠡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借粮给农民，帮助他渡过难关。只要人活下去，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生产力。积累起来就能还清债务，并且还能产生许多消费。于是范蠡不但获得了一个好名声，还得到了稳定的客户。代价就是周期长，见效慢。

范蠡的另一个选择是强行收债，收走农民家中的耕牛或剩余粮食。因有约在先，范蠡这么做完全合情合理。但如此一来，农民也就活不下去了，饿死或者靠讨饭为生。死人没有生产力，穷人没有消费能力。如果周围要么是死人，要么是穷人，范蠡的生意还怎么做？

一个社会只有打破阶层固化，使人才上下循环流动，社会才能有活力。同样的道理，社会财富只有上下循环流动起来才能创造最大价值。这才是经济的本质，所谓的供需关系、市场自我调节都只是表面形式。范蠡正是看到了经济本质，手中的财富不断地放出和收回。这一放一收不仅使范蠡赚了更多，平民也有收获，达到了一个共赢的效果。与之相比，西方商人的所作所为就舍本逐末了。

商品供小于求就会供不应求，导致价格升高。如果商品供不应求，就会供应过剩，导致价格跌落。供需关系的波动如同一支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市场。这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一直以来被西方奉为圭臬。一旦有什么经济问题，就照着这个理论照方抓药。

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爆发的原因是资本家在大力提高产量的同时又降低成本以获取更大的利润。怎么降低成本，压低工资。商品生产出来是给民众消费的，但民众的财富资本家的剥削下不断缩水。结果导致购买了下降，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

大萧条

为了渡过经济危机，资本家开始裁员并继续压低工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他们销毁了大量产品以营造供不应求的假象，把成吨的牛奶、橘子等倒入大海。在销毁大量产品以后，资本家们满心期待疯狂抢购的人群。然而没有，经济继续恶化。因为大多数人已经没有购买力了，无论是多么紧俏的商品，他们都无力消费了。为什么不用过剩的商品救济贫穷的人呢？资本家的逻辑是有免费送的牛奶谁还掏钱去买牛奶？可是他们也不想想，人都饿死了，谁还去买他们的商品，谁还能为他们创造价值？可西方经济观念就是这样，个人的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于是整个社会都沦为了资本的奴隶。

大萧条是如何结束的呢？是战争。在德国，经济危机引爆了民众的不满。独裁者希特勒登台，强力管控市场经济，牟足劲大搞建设为开动战争做准备。最终使德国经济走上快车道，成为二战前唯一一个走出大萧条阴影的国家。罗斯福的新政与希特勒管控市场经济原理相同，但力度不如希特勒。直到野心膨胀的希特勒引燃二战后，美国靠大量的军火订单才走出危机。大萧条虽然不是二战的直接导火索，但有着不可推脱的关系。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让千千万万的无辜者在贫穷和战争中丧命。希望全人类都要记住这个血的教训，要做资本的主人，不要做它的奴隶！

管仲和范蠡都是商界奇才，但相比于商业上的突出表现，更为后世称道的是其在政治上的作为。不仅仅是他们二人，子贡、弦高、白圭、吕不韦也是一样横跨政商两界，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人们更关注的是他们强国富民的政绩。这反应出中国人的两个心理：一、一个再有钱、再有善心的商人也比不上一个有为的政治家，因为后者的造福民众的范围更广。二、钱是听命于权的，有钱不如有权。这样的观念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经济被置于政治之下，钱可以贿赂部分官员，但无法奴役整个国家。不利的一面就是助长了官本位和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

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农业是工业化之前中国的立国支柱。农耕模式下，民众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可能几代人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土地，人口流动性非常小。这就便于了政府的管理，最终形成了集权政治。集权政治之下，一切听命于政治，产生政治主导经济的观念也就不足为怪了。

海洋文明以商业立国，靠广泛的贸易获取充足的物资与利益。希腊人不冲向大海，仅靠崎岖的山地根本无法孕育出灿烂的文明。腓尼基人不下海经商，仅靠地中海东岸的弹丸之地也无法成为纵横地中海的强大力量。所以在海洋文明中经济反而主导政治。但也正因如此，古希腊和腓尼基城邦一直未能发展出强大的帝国。

商业的繁荣造成人口流动性增加，当地政府就无法进行集权管理，只能听任资本摆布。而资本是无国界的，到处追逐商机，也没有什么乡土观念，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是家。于是富庶的希腊人专注于海上贸易，对本土安全重视不足。反被落后的马其顿征服。腓尼基人对地中海东岸的老家也不上心，一直忙于建立海外殖民据点以控制重要贸易线路。公元前6~前4世纪，腓尼基各城邦先后被新巴比伦王国征服，后又成为波斯帝国的第五行省。老家被踹后，腓尼基人以北非迦太基城为都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在地中海上与希腊城邦展开了激烈角逐。

迦太基的扩张

公元前4世纪初，希腊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元气大伤，无力再与迦太基争锋。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中马其顿军队大胜希腊联军，第二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会议，成立了以马其顿为主导的科林斯同盟，确立了马其顿对希腊诸城邦的控制。马其顿是陆地王者，在征服希腊后就开始东征波斯，一直打到了印度。敌人战略东移对迦太基人是一个好消息，但希腊人的退出之后更强大的罗马人崛起了。

罗马所在的意大利半岛恰好位于地中海中间，狭长的意大利半岛将地中海一切两半。在罗马崛起之前，雅典与迦太基大致以此为分界线，围绕了半岛南端的西西里岛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战。罗马崛起后，两面开弓、海陆齐发，接连击败迦太基与马其顿，拿下了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土地，将地中海变成了自家的内陆湖。

罗马帝国

成功逆袭的罗马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海洋文明或农耕文明，是二者兼而有之。罗马所在的台伯河下游平原土地肥沃，是进行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在地理位置上，罗马离海不远，这又有利于罗马人出海。农业文明能够凝聚起更强大的内部力量，海洋文明更崇尚向外探索扩张。所以罗马比海洋文明更强大，又比农业文明政权更有扩张性。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兼重农商。

罗马共和国时期是民主政治，执政官的选举就像今天的民主选举一样，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作为选举经费。即使军功卓著的凯撒也不能免俗，为了竞选，接受了大富豪克拉苏的金钱。财富影响着政治地位，创造大量财富的商业自然受到政府的关注。与凯撒、克拉苏并称为“三巨头”的庞培曾率领一直规模庞大的舰队肃清地中海上的海盗，为海上商贸往来扫清了障碍。

剿灭海盗

进入帝国时代后，依靠军队上位的皇帝对财富的依赖相对减弱，但民主政治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各方力量在争夺军队支持的同时也在争取财富的支持，毕竟军队都是一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在当时，军队动不动就造反杀死皇帝，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更好的下家以得到更多的钱财。当没有人出钱收买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会把皇帝之位公然拍卖。所以在罗马帝国时代资本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业也一直处于发展状态，反观东方，商业商人的境遇就差多了。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开始重农抑商，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商人的独立性减弱，完全被纳入到集权政治之下。对于有影响力的商界巨富，秦始皇更是不手软，统统将其迁徙关中集中管理或放逐到到边远地区。巴郡巨富寡妇清因资助秦始皇灭六国而受到礼遇，秦始皇表彰其守贞之节，封其为贞妇，为她筑怀清台。但即使如此，秦始皇依旧下令迁寡妇清于咸阳。

汉朝初年，无为而治的国策让备受打击的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好景不长。汉武帝掌权后大力集权，特别是与匈奴开战后，沉重的军费负担让汉武帝对商业痛下杀手。桑弘羊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搞国有经济与民企夺利。在国家的挤压下，民营商业规模急剧缩水。而官营商业又普遍存在腐败、垄断、效率低下、与市场脱节等多种弊病。因而汉朝的经济自汉武帝之后一直难有起色。

汉朝灭亡后，中国又进入了大乱世。与春秋战国不同，汉末乱世斗争更激烈。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伤亡的大部分是军队，很少有劫掠屠城发生。又因为秦灭六国是渐进式的，战争与恢复生产交替进行，避免了战事集中带来的沉重负担。到了汉末，各路豪强竞相逐鹿中原，开启了战争频繁的大乱斗局面，导致人口急剧减少。五胡乱华时，战争更是残酷野蛮，杀的北方赤地千里。这种情况下尽管没有了集权政治的压制，商业也无从发展。

同一时期的西方也是一地鸡毛，西罗马灭亡后，蛮族们就知道暴力劫掠，根本不重视商业。等到蛮族都皈依基督教以后，基督教又限制了商业的发展，禁止基督徒放高利贷。中世纪欧洲反犹，禁止犹太人从事农业及在政府部门中任职。这一禁令恰好把犹太人引向了商业和金融业，犹太人的经商传奇由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的欧洲是封建社会，是民主政治倒退的一个时期，经济处于被政治支配的地位。当时的犹太商人论权势远远比不上今天的犹太金融巨头，更多的是充当封建领主的奶牛，经商所得大部分都被封建领主榨取，只能靠蝇头小利度日。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一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犹太人就会被当做出气筒。有个什么天灾人祸，犹太人都会成为基督徒的攻击对象，被杀被抢被驱逐几乎成了犹太人的家常便饭。在如此恶劣的经营条件下，即使犹太人再有商业奇才也无法将商业做强做大。西方经济的复苏发展还要等到文艺复兴之后。

西方不亮东方亮，在欧洲陷入黑暗中世纪之时，中国步入了盛唐时代。唐朝是一个极其包容开放的时代，经济尽管仍在政治的支配之下，但地位已经大大改善。特别是海陆丝绸之路的全面打通，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都城长安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仅带来了强盛的国力，也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丝绸之路

与汉朝相比，唐朝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升。汉朝时普通自耕农家常吃麦子做的干饼“糗”（qiǔ），另外还有“汤饼”面食。因为当时没有发酵技术，所以这类主食都是口感坚硬。还有大米或小米做的干饭。稍有点钱的人家，能吃上加甜枣的米饭。日常蔬菜主要是冬葵、蔓菁及藿菜（豆苗叶）等。到了唐朝，百姓的食品种类极大丰富。主食有“煎饼”“胡饼”“蒸饼”“稻米饭”各类，点心种类丰富多彩，汉朝时还非常珍贵的芹菜、韭菜，唐代时已经遍及大江南北。瓜果的种类也更多，樱桃梨杏都能吃到。

更能反映盛唐生活水平的，当属喝酒。中国古代粮食充足时，喝酒风气才会火热。放在盛唐年间，这事更是大热。唐诗中描写饮酒的甚多，最出名的当属诗仙李白的《将进酒》。大诗人贺知章喝起酒来醉的摇摇晃晃“骑马似乘船”。二人因好酒与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六人被时人称为“酒中八仙人”，诗圣杜甫还为八人作《饮中八仙歌》。杜甫本人也极爱喝酒，晚年穷困时，只能喝劣等的浊酒，后来又多病，连浊酒也不能喝了，留下“潦倒新停浊酒杯”的牢骚话。

诗仙李白

“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李白借酒浇愁失败的原因不是自己酒量有多大，而是当时的酿酒工艺不高，度数较低，高纯度的白酒在元朝才出现。低烈度的白酒喝的人似醉非醉，不但没有暂时忘却烦恼，呼呼大睡。反而万千愁绪涌上心头，内心的喜怒哀乐被释放出来，无限放大，所以借酒消愁愁更愁。无限放大的心绪也给了诗人无尽的灵感，写下千古流传的诗篇。文化的繁荣建立在富足的经济之上，唐诗与酒的交相辉映正是这一关系的最佳体现。而在汉朝酒是达官贵人的专享，平民很少能喝到，能吃饱饭就已经很不错了。

盛唐之后，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发展，在宋朝达到顶峰。但宋朝经济的繁荣却没有大国强军做保障，最终繁华落尽，国破家亡。之后的元朝统治短暂，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对经济的掌控力更强。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的重农抑商思想也限制了经济发展。富商巨贾虽家财万贯，却难以提高政治地位，商人子弟甚至不得参加科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朝不亡，资本主义经济也无法产生。

与中国恰好相反，欧洲中世纪结束后，资产阶级取代了国王、贵族和教会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资本的逐利性刺激了西方生产力的大爆发，迅速超越了东方。但另一方面，资本盲目的逐利也毁掉了西方。一战、二战爆发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西欧资本为了获取更廉价的原料和更大的市场而彼此刀兵相向，甚至于要同归于尽。最终求锤得锤，西欧列强在两次大战后元气大伤，在国际舞台上沦为了二流角色。

战后的欧洲一片废墟

理性状态下，一个国家生产出够自己使用和拿来交换的产品就可以了。东方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一直如此，除了要应对游牧民族的威胁，中原王朝很少向外扩张。而资本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为了击垮竞争对手，不顾一切的压低成本，疯狂扩张。一旦资本控制了政治，就会想方设法让民众为他们的欲望买单。无论是发动战争，还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他们都不在乎。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普通民众是资本家的奴隶，资本家又是资本的奴隶。在没有力量可以控制资本的情况下，整个世界都会被资本掏空毁灭。

为了驯服资本这头怪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按需求生产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仅避免了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的问题，也使大批民众从工厂流水线上解放出来，促进了社会公平。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下，资本为人所用，在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上，资本要给人让路。

社会主义的出现给人类世界指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到道路，也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为了继续做资本的奴隶，资本家们聚在一起反共。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步步紧逼下，他们被迫做了点人事，提高了民众的部分福利，而包括他们私吞的另一部分福利，这些本来就是属于民众的。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切·格瓦拉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的诸多实践出现弊端，资本主义趁机煽风点火，引发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资本又开始肆无忌惮的荼毒人类。但在赤旗纷纷降下的年代里，在东方还有一座坚固的共产主义堡垒依然在红旗飘扬。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各有优劣。资本主义经济能够更有效的刺激生产力，但资本的无序扩张势必会导致人类世界的灭亡。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更好的调节和分配资源，却也限制了经济活力。单纯的采用一种经济制度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唯有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上适当的放宽与收紧对资本的掌控，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