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过后是悬崖：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一段内卷到极致的汉化改革

北魏汉化的巅峰，始于孝文帝迁都洛阳。

但，盛极则衰。

恰恰是迁都洛阳之后，北魏开始走向崩溃边缘。

孝文帝之前，北魏一直在进行汉化，并不是到了孝文帝才开始汉化。

所谓汉化，实际是胡人部落形态演化到汉人王朝形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部落到王朝，是政治改革；游牧到农耕，是经济改革；野蛮到文明，是文化改革。而核心是政治改革。

汉化或汉化改革，是胡人内迁以来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从五胡乱华之时就开始了，甚至可能还要更早。

五胡乱华，胡人雄主辈出。但每一个胡人雄主身边的身边，几乎都站着一个汉人士大夫。

前赵刘渊，尊师大儒崔游；后赵石勒，礼敬谋主张宾；前秦苻坚，以寒士王猛为心腹。甚至，就连最后一个崛起的大夏赫连勃勃，也有一个王买德为他出谋划策。

为什么胡人雄主的标配都是汉人谋士？

这其实就是胡人在汉化。

上马打天下，却总归要下马治天下。

下马治天下，实际是组织政权的工作。而组织政权的工作，就是政治层面的汉化，即如何采取中原王朝的形式管理国家、治理百姓。这件事最重要，但胡人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汉人精英。甚至，即便是马上打天下，也要了然山川形胜、懂得纵横捭阖。这时候，还要依靠汉人精英。

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五燕政权，即前燕、后燕国、南燕、西燕和北燕。那慕容鲜卑依靠了哪个汉人谋主？慕容鲜卑缺乏定国级的汉人谋主。但，这不是因为慕容鲜卑不需要，而是因为慕容鲜卑的汉化程度最深。这一系鲜卑人自己就能搞定组织政权的工作。

拓跋鲜卑最为野蛮，汉化程度也最低。但，拓跋鲜卑的汉化最为生猛。

名士崔浩，先后辅佐了北魏三代国主。组织政权、组织战争，甚至编写国史的意识形态工作，全由崔浩打理。

汉武帝“杀母立子”，是为了防止外戚干政的一时之举。而拓跋鲜卑则创制了“子贵杀母”的皇位继承制度，即“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汉武帝只是一时做法，而拓跋鲜卑则玩成了类世制度。

而最厉害的手段，是“离散部落”。拓跋珪将草原诸部落统统打碎，甚至包括自己嫡系的拓跋鲜卑，也照样打碎。打碎之后，再做重新编派为八部，由八部大人负责统领。

虽然成也部落制，但拓跋鲜卑竟能一手毁了部落制。这种做法，比刮骨疗毒可狠多了，相当于自我肢解后再自我重组。所以说，拓跋鲜卑虽然汉化较晚，却汉化得最为生猛。

但，这种汉化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即部落制向王朝制演化。而所谓的王朝制，实际是百代皆行的秦政制，干脆点儿说就是中央集权。

部落制，是分权的；王朝制，是集权的。所以，胡人王朝的政治演化之路，就是从分权走向集权。

集权的标配，是官僚制。

于是，北魏汉化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移风易俗，而是如何建立官僚制。建立官僚制这件事，不是从孝文帝开始的，而是从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开始的。

北魏也有官员。但官员主要是拥有军队和军功的部落长。部落兵和部落长，不用北魏朝廷发工资。他们自己出去抢劫就行。但是，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就不能再抢劫了。因为你无论抢谁，都是在抢自己人。

于是，一众部落军事贵族们，开始贪污受贿了。贪污的收入，成了官员的主要劳动所得和生活来源。如果贪污的效率太低，那就继续抢劫。

一靠贪污、二靠抢劫，这是北魏官员的生活方式。所以，北魏官员，主要是地方官员，仍停留在部落政治的层面。自家部落才是人，而汉人和中原天下只能算牧场和牛羊。

为什么要禁止抢劫、为什么要禁止贪污？

这跟为什么要走向统一是一个道理，人类总是倾向于交易成本最低的交往方式。天天靠抢劫、贪污为生，这种方式看着爽，而实际上，交易成本特别高。所以，一直这么玩，拓跋鲜卑早晚会把自己玩死。

于是，奇女子冯太后出手了。

冯太后是北魏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的妻子。但文成帝拓跋濬死得早。所以，年纪轻轻的冯太后就与新继位的小皇帝，遭遇了主少国疑的窘境。这时候，彪悍的鲜卑贵族将军们肯定不听话。

但是，没想到，冯太后比这伙鲜卑贵族们还彪悍，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人全都干掉了。但等小皇帝长大了，小皇帝献文帝也不听话了。于是，冯太后再出手，又把小皇帝也干掉了。

这之后，皇位传到了冯太后的孙子拓跋宏，也就是孝文帝手中。但是，孝文帝还是个孩子，所以冯太后只能二度临朝。

自公元465年寡居称制到公元490年去世，冯太后成为北魏朝堂的事实主宰。所以，北魏汉化改革，长期由冯太后主导。所谓孝文帝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前，实际是冯太后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后，直到公元499年孝文帝去世，才算孝文帝改革。

在政治层面，汉化就是集权，而集权就是要健全官僚制。但北魏官僚竟长期以抢劫和贪污为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北魏官僚的生活方式，然后改变北魏官僚系统的政治生态。

于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仿效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户调之外，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用以给付官员俸禄，即“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

以前官僚们靠贪污和抢劫为生，但现在不用去抢了，因为国家给你们发工资了。如果以后再去贪污、再去抢劫，那就不是不发工资的问题，而是要你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给官员发工资这件事，非常重要。

第一层回路是国家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然后百姓向国家交纳税赋。这一层回路，连部落制的草原政权都能做到。但是，王朝制的中原政权，还需要完成第二层回路。即：国家通过官员向百姓收税，然后再用收上来的税养活官员和养活政府。

这是王朝制或集权制的关键一环。而这一环还有扩展效应。那就是为了给官员发工资，国家就必须关心和组织社会生产。

于是，公元485年，均田令随即推出。国家为民制产。百姓拿着国家提供的土地资本去创造物质财富。而国家的税赋，也就有了直接可见的合法性依据。

五胡乱华，实际是草原部落制对中原豪族制的沉重打击。在这场较量中，中原的豪族制一败涂地。所以，北魏也要面临豪族问题。豪族垄断了地方的经济生产和社会治理，国家根本无法集中资源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局面下，什么均田令、班俸禄，甚至官僚制，全都没有用武之地。

于是，公元486年，三长制取代了宗主督护制。北魏建立了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的基层架构。邻、里、党各设一长，故称三长制。三长制的意义，一是瓦解和取代了宗主督护制；二是将官僚制可以贯彻到最底层。

回过头来，我们重新梳理一下班俸禄、均田令以及三长制，就会认识到历史有时候就是押着同样的韵脚。

班俸禄完善了官僚制，而其本质则是中央集权加郡县制。这是始皇帝创立的制度，彻底的秦政秦制。秦政秦制一立，部落制想不瓦解都不行。在农耕的中原，这套算法的优势无可比拟。

均田令，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土地私有。与始皇帝的“使黔首自实田”，其实是一回事。始皇帝时代，你家有多少田就向政府汇报有多少田，然后国家承认你的所有权，并以此为基础向你征税。而均田令，则是国家租给你多少田，然后承认你的使用权，并以此为基础向你征税。

三长制，更是如此。与秦汉的乡亭里制放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北魏的邻、里、党，与秦汉的乡、亭、里，仅是名称不同、颗粒度不同。认识起于分类、管理起于认识；分类了才能认识、认识了才能管理。三长制实际是对基层社会的重新分类和重新认识。完成了分类与认识之后，官僚制才能对接基层社会。到这个时候，政府才能收税，而集权也才能落地。

所以，北魏汉化，完全可以看做是对秦政制的复古。这套集权制度，被汉末以来的豪族形态瓦解后，又被北魏给恢复了。

在冯太后期间，北魏的汉化改革一直在走收益递增的曲线。

班俸禄、均田令、三长制以及更早的离散部落等，这些汉化改革一直给北魏带来统治收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国家有钱、国政稳定、国力上升，不仅能养官理政，还能扩军备战。

但改革也是有成本的。

最直接的成本，就是调整内部结构所耗费的大量资源。压制鲜卑军事贵族，需要花钱；赎买部族武装，也需要要花钱；完善官僚制和基层治理，还需要花钱。

如果汉化改革的收益一直能高于汉化改革的成本，即收益大于成本，那就是收益递增。换个烧脑一点儿的说法就是：如果每落地一项汉化改革的新增收益都大于新增成本，即新增收益大于新增成本，那就是边际收益递增。

而冯太后时期的汉化改革，就是这种趋势。

但是，边际收益在经历增长之后，一定会调头向下。因为新增收益不会永远高于新增成本。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定律。

当二者相等的时候，就达到了边际均衡点。北魏的汉化改革将在这个时候取得最大收益。而在这之后，继续投入成本进行汉化改革，就是收益小于成本，汉化改革将会得不偿失。

而这个边际均衡点，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

对于这个过程，我们无法量化到某个数值。因为所谓的成本和收益都不可能量化到具体数字和某个单位。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边际均衡点？

好处找不到、坏处看得见，就是判断的依据。

迁都洛阳能够带来三个收益：一是便于统治北方中原；二是便于统一南方；三是便于巩固皇权。

但问题是统一南方只是迁都洛阳的幌子。目的是迁都洛阳，手段是以统一南方为幌子。不说统一南方，鲜卑贵族们死活不答应离开平城、迁都洛阳。所以，孝文帝没想统一南方，而只想迁都。而鲜卑军事贵族们更没想统一南方。甚至，这时候，不是他们没想，而是实力不允许。

当初，崔浩之所以反对北魏从平城迁都河北，主要基于三点理由：一是距离产生美，东州之人不了解北魏实力，所以才会臣服北魏的统治，如果了解了，那就不是臣服而是造反；二是拓跋鲜卑太野蛮，举部迁到东州之地，就是去扰民添乱，所以不如呆在山西，虽然挨饿但还能吃到河北的租子；三是草原柔然虎视眈眈，一旦离开故地，云州和平城肯定控制不住。

这三点理由，前两点都被消灭了。但第三点一直是问题。那就是迁都洛阳之后怎么继续控制山西故地。最后，出问题的，恰恰是这个地方。

历经冯太后改革，北魏的官僚制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孝文帝正是正当年富力强。所以，孝文帝的统治威信，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唯一让他不爽的，就是鲜卑贵族跟他的关系，太过平等。这伙人都是北魏的创始股东，所以难免各种不服。皇帝英明，那大家就真听话；皇帝任性，那大家不惯着。

既然是这样，那迁都洛阳到底还有什么好处？

就北魏而言，迁都洛阳的汉化改革，已经得不偿失，即好处找不到。而坏处却看得见，一是山西必然难以控制；二是孝文帝与鲜卑贵族的关系必然出现裂痕。

所以，这时候的新增收益已经不足以抵消新增成本。边际收益只能调头下降，开始出现边际收益递减。

虽然边际收益下降了，但北魏的国力还在上升。这就好比踩刹车减速了，但汽车仍会往前走，而不会向后走。只有边际收益持续下降，导致总收益也下降的时候，北魏才真正遭遇问题。

而孝文帝接下来的改革操作，则是一个不断拉低边际收益、不断抬高边际成本的过程。这些操作，从汉化的情怀来看，非常好；但从改革的效益来看，却非常不好。

以前的汉化改革，是触及筋骨。而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改革，则是触及灵魂。

首先是改衣服，原来胡服不让穿了，一律改穿汉服；其次是改语言，原来的鲜卑话不让说了，必须说汉语；第三是改姓氏，把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人姓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也称元宏，因为拓跋改姓元了。

同时，孝文帝还引了汉人的门阀制度，鼓动鲜卑贵族与汉人豪族联姻。这一点最要命。因为汉人的门阀制度恰是五胡乱华的重要原因。中原的汉人不是打不过胡人，而是豪族形态的汉人打不过部落形态的胡人。如果孝文帝恢复了汉人的豪族形态，那西晋怎么死，北魏也怎么死。

改衣服、改语言、改姓氏，甚至还要与汉人联姻改血统，当然还要改文化，也就是移风易俗，孝文帝改革比商鞅变法还要深刻。商鞅变法是利用人性，而孝文帝改革则是反人性。所以，不知道的话，你都会认为孝文帝是派到拓跋鲜卑的卧底。他是有多恨自己和自己的部族，才会做出这种程度的改革？

因此，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成本，一定会非常高。那会高到什么程度？

首先是太子不满意了，非要拉着一批鲜卑豪贵跑回平城。一旦太子跑回平城，那北魏就会出现两个中央、两个朝廷。而鲜卑贵族一定会支持太子而反对孝文帝。所以，孝文帝果断出手，亲自平叛。老子干服了儿子，随即就把太子给废了，还打了一百多棍。但是，还不放心，最后直接把废太子赐死了。

孝文帝不缺乏能力，更不缺决心。为了汉化，他连亲儿子都能干掉。这个操作已经超过秦孝公。于是，不满意的鲜卑贵族，在孝文帝面前只能忍辱求存。后来，孝文帝直接告诉这伙人：大家死了也没必要迁回故地安葬了，洛阳就是咱的家，死了就葬在洛阳。孝文帝汉化，不止是改活人，而是连死人也一起改。

公元494年到495年间，孝文帝终于实现了迁都洛阳。随即，就开始了对南朝的统一战争。但是，一交手才发现自己没有从前那么强，而南朝也不是以为的那么弱。甚至，南朝齐还搞了防守出击。

公元499年，在迁都洛阳4年后，孝文帝一命呜呼。孝文帝活着的时候，能够镇住鲜卑贵族。孝文帝死后，鲜卑贵族肯定要反复。

但是，孝文帝的雷霆举措在他死后仍然余威犹在。又是迁都洛阳、又是移风易俗、又是杀子立威、又是不换思想就换人，这套流程走完，直接干废了鲜卑贵族。关键是洛阳的确比平城好。这里的生活富足完全不是平城故地所能比的。所以，孝文帝死后，北魏也没有重新迁回平城。

那么，没有重新迁回平城是因为鲜卑贵族集体转性了吗？他们都被孝文帝的英明决策给说服了？

套用普朗克的一句名言，“新科学事实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反对者都被说服了，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都死了……然后熟悉这个事实的新一代人长大了”。

所以，最大的可能不是反对派被说服了，而是要么被干死、要么被下课。而干死和下课，都意味着北魏自己消灭了自己的反对派。这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成本。这个成本已经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在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之所以胡人雄主辈出，不是因为胡人基因变异了，而是因为胡人的部落制完胜中原的豪族制，是部落制撑起了胡人雄主。北魏统一中原，实际是拓跋鲜卑的部落兵成为北方最强，造就了北魏的历代雄主。而北魏历代雄主的支柱力量，就是鲜卑八部的胡人部落兵。你孝文帝把部落兵的领导层全给干掉了，那北魏还怎么继续强？

所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改革，不止是刮骨疗毒、也不止是伤筋动骨、更不止是自我肢解和改造灵魂，而是自废武功。

孝文帝改革的影响，就是开始把北魏拉向崩溃的边缘。

此后，豪门出身的汉人士大夫崛起于北魏朝堂，甚至开始打压排挤鲜卑的军事贵族和武人士兵。公元519年，大臣张彝父子主张“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这就等同在制度安排上清洗掉鲜卑军人。鲜卑士兵群情激愤，追到尚书台骂街，“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最后，尚书郎张始均，被鲜卑大兵活活烧死。

最要命的还是山西故地的六镇军人。这伙人曾经是国之肺腑，却在20多年后混得连饭都吃不上。公元523年，六镇起义爆发，北魏正式跌落悬崖。北魏不仅失去了鲜卑军人的支持，而且还与鲜卑军人互为仇雠，甚至花钱请柔然出兵平灭六镇军人。

而此时的北魏军事实力，更是如同弱鸡一般，早已没了当初横扫天下的豪迈。公元528年，山西北秀容的契胡部首领尔朱荣，成为北魏的董卓，带兵冲到洛阳、制造了河阴之变。而公元529年则更是神奇，南朝梁的陈庆之仅率七千士兵就杀到了洛阳，要给北魏改朝换代。

为什么北魏迁都洛阳后会变弱、会崩溃？

一是节奏的问题。在胡汉还没有完全融合的大背景下，孝文帝实施了加速汉化的改革。这实际就是在制造矛盾，比如北魏大兵围攻尚书台事件。

二是支柱的问题。北魏支柱是拓跋鲜卑的部落兵。失去这伙人的支持，北魏别说与南朝竞争，就是自立北方都是问题。

三是边际的问题。汉化是方向，也是趋势，而且还是正确的方向和必然的趋势。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如何平衡的问题。

四是选择的问题。汉化不是豪族制，而是集权制。豪族制的汉人打不过部落制的胡人。但是，冯太后改革复古了集权制，而孝文帝改革却是在重复豪族制。

既然如此，孝文帝为什么还要迁都洛阳？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汉化和汉化改革，就是北魏要造的桥和船。北魏的目的是国力强盛。但是，孝文帝把这个手段和目的给搞反了。为了汉化，当然是迁都洛阳。但为了国力，迁都洛阳则要慢慢来，移风易俗的汉化改革更要慢慢来。如果迁都能解决所有问题，那北魏名臣崔浩就不会阻止迁都了。

那孝文帝是愚蠢吗？看不到成本巨大、后患无穷吗？

这实际就是一种内卷。北魏在统一北方和扫荡柔然后，已经所向披靡。所以，之后的汉化改革才会如此顺畅。

冯太后改革时期，几乎一年一个政策。改革当趁好时光没，北魏恰在好时光。正是因为好时光上一路顺风，所以北魏朝堂积攒了太多的过剩精力。于是，接下来的操作就不是向外进取，因为外部无对手；而是向内演化，因为内部有情怀。这时候，内卷就出现了。

内卷的一个特点就是脱离实际的精益求精。改服装、改语言、改血统以及各种移风易俗，本可以慢慢来，而孝文帝却拿出巨大的精力和成本生硬推进。

而不断的精益求精，一定会走向内卷的极端，即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随处可见。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权力最大的不是生产、销售和研发部门，往往是人事和考核部门。企业是如此，其他大的官僚化组织更是如此。久而久之，大家统统忘记了目的是什么。甚至，把手段当做了目的，然后拼命地造船、造豪华大游轮，拼命地造桥、造九孔赵州桥。而等船也造了、桥也造了，大家却忘记了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