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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刑前,吉鸿昌朝刽子手喝到: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

    2024.05.03 | 历史知识局 | 次围观

    1934年11月24日1点30分,时值北方大雪纷飞,大地银装素裹。

    吉鸿昌被国民党北平陆军监狱行刑队,押解走出那阴暗潮湿的牢房,只见他身披斗篷,从容地向东场院刑场缓慢地走去,双目炯炯有神地凝视着远方。

    想到祖国还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百般蹂躏,他内心顿时感慨万千,不禁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飞快地在雪地上写下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而后,他直面刽子手手中黑洞洞的枪口,严正地对刽子手说:

    “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更不能不能在背后挨枪!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我要堂堂正正地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当刽子手在他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 ! ”“中国共产党万岁 !”壮烈牺牲,时年 39 岁。

    吉鸿昌就义以后,特务不许家属领尸,其夫人胡洪霞急的把头撞在军分会的铁栏杆上,表示强烈的抗议,最终几经周折,才于3日后将遗体领出安葬。胡红霞,无疑是最懂吉鸿昌的女人,一直以来,她都是吉鸿昌抗日路上的坚定支持者。

    可就在吉鸿昌就义不久后,胡红霞却当即改名,且一改往日的端庄形象。每次出门上街时,都会蓬头垢面,打着赤脚、手握一根木棍,双目无神发呆,有时哭有时笑,宛若一个精神病患者....

    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何人?他为何会被蒋处决?其妻子胡红霞为何在他就义后,整日蓬头垢面宛若疯子?她后来到底经历了什么?

    吉鸿昌

    贫家有良风,愿为革命行

    1895年10月18日,吉鸿昌诞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吉茂生性豁达,为人正派,治家严谨,经常给孩子教育的理念便是:人穷但是志不能穷。也正是由于家父这样的治家理念,逐渐对吉鸿昌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从小就非常热爱劳动,勤勉自律,刚正并富有正义感,他非常崇拜岳飞,秦继光,文天祥等爱国英雄英雄,这也铸就了他强烈的革命意识和爱国拳拳之心。

    那个年代,军阀统治,连绵战火不断,为了谋取出路,在1913年的时候,他投入了西北冯玉祥的部队,因其作战机敏,有勇有谋,身先士卒,在升职道路上,历任了冯玉祥部队的连长,营长,旅长等职位。

    1924年,吉鸿昌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屡立战功,于1929年担任西北军宁夏地区主席和第十军军长等要职。因其出身家境贫寒,在任期间,他十分同情生活贫困的回民,多次号召军队帮当地百姓收割粮食,并要求部队严守纪律,在当地获得了一致好评。

    1930年,他参加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组织的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所在部队改编,派往河南进攻鄂、豫、皖、苏等地区的中共工农红军,却被吉鸿昌拒绝,不想为蒋介石卖命,还在作战途中给红军丢下大量武器。蒋介石十分愤怒,就责令其解职,并命令他带家眷出国行“考察”之命,行“禁足”之实。

    蒋介石

    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进攻上海等地,远在海外的吉鸿昌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心急如焚,在强烈爱国心的驱动下,他毅然决然地偷渡回国。当他回到了上海,看到日军的太阳旗和停靠在港湾的日军战舰,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不断奔走在抗战道路上。

    在充分了解当前的形势下,吉鸿昌发现想要摆脱当前被侵略的命运,如果还把希望寄托在不顾及国家安危,只遵循“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军政府,显得太不切实际,有些痴人说梦。多方了解后,他终于找到了曾经在西北军区做过地下活动的浦化人,经由其安排,吉鸿昌秘密从光川进入了苏区,同徐海东,沈泽民等红军领导会晤。

    在海外时期,吉鸿昌也曾学习过马克思主义,非常感兴趣,如今同红军领导交流后,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的方法,决定弃暗投明,加入共产党。

    吉鸿昌素描图

    结缘共产党,团结力量集中抗日

    浦化人在认真听取了吉鸿昌的汇报后,表示一定会将他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并且建议他积极开展北上抗日救国运动。

    吉鸿昌听取了浦化人的建议,在返回天津后,与中共地区政治保卫局秘密取得联系,随后又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来表达自己精忠报国的情怀。依据党组织要求,开展反蒋抗日活动,吉鸿昌经常奔走在平津地区,参加东北抗日救援会,随后又潜入了湖北,鼓动之前带领的驻扎在宋埠的旧部一同抗日。

    11月,在中共华北地区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的引荐下,吉鸿昌在北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旧时代的军人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由此开拓出了新的革命征程。

    吉鸿昌

    1933年3月25日,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抗日有效力量,吉鸿昌乘坐火车去了张家口,找昔日的领导冯玉祥促膝长谈,鼓动他一起进行抗日活动。

    在听过吉鸿昌的意愿后,冯玉祥给吉鸿昌编制了一个军的人手,吉鸿昌随即投入到紧张的组军工作中。在吉鸿昌启程前往冯玉祥驻地途中,他还动员了之前在国内带领过的西北军旧部来投奔张家口,同时写信给身在日本的友人,希望他早日回国,共谋抗日大事。

    感觉到这些力量还不足够,吉鸿昌又想争取得到四十一军的支持,而这支军队的领导人孙殿英也是冯玉祥的旧部。按照特委提出的建议,吉鸿昌在3月28日乘坐火车前往沙城,在四十一军沙城的住所申请了一部汽车,赶到赤城面见孙殿英,想依靠昔日的交情,向孙殿英讨要一些人手和枪支弹药,好武装革命力量。

    但是孙殿英遮遮掩掩,吞吐不自然,也不做出明确回答。在赤城停留期间,孙殿英曾邀请吉鸿昌一同洗澡,吉鸿昌顺手写下了“洗耻”二字,并且再次对孙晓以大义,但是由于时间紧迫,没有等到孙殿英的回复,吉鸿昌便离开了赤城,返沪张家口前线。而这时候,一些义勇军也到了张家口,东北、华北地区也涌过来不少满怀热情的抗日青年,自发组建的军队。

    人手多了,可是没有枪支弹药,没有作战的武器怎么办?总不能赤手空拳去跟敌人搏斗吧?

    这个问题一时间也难住了吉鸿昌。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决定把家中积蓄的6万元提供出来作为军资购置装备,对先期投军的人员加紧训练,挑选了一些精锐成立了手枪连。

    日军的进攻势头日渐猛烈,4月28日就占据了多伦重镇,5月份又攻占了沽源,6月份就攻克了宝昌、康宝等地方,形势异常危急。察哈尔地区的军民在吉鸿昌和冯玉祥的带领下,决定起义,率先举起抗日同盟军的大旗,开始进行抗日活动。因其丰富作战经验,吉鸿昌担任北路前军总指挥,带领所属部队英勇作战,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多伦等地区,将日军驱逐出境,极大打击了日军侵略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抗日军队的激情。

    抗日活动在不断进行着,然而一直对吉鸿昌怀有仇恨的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他勾结了日军和伪军联合镇压由吉鸿昌等人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两方敌人的围追堵截,外敌和内患的双重挤压下,同盟军宣告失败,吉鸿昌为摆脱险境,乔装回到了天津地区,伺机再动。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天津城,在天津地区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和许多进步团体,都遭到了国民特务的围追堵截,大批中共人士被捕入狱,形势局面不很明朗。

    但吉鸿昌没有被这种局面吓到,他到天津地区首先做的事情,便是重新想办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急切地希望自己可以重新投入到革命中去。

    遇刺被捕,依旧认真从事我的革命事业

    1934年1月,吉鸿昌秘密前往上海地区,向党组织仔细汇报了在察哈尔地区的作战经过,进一步接受党分配的任务指示。数日后,他重返天津,积蓄广泛联络反蒋抗日的同盟力量,建立抗日战线。

    为重新组织军队,开展抗日斗争,吉鸿昌做了大量工作。为进行抗日宣传,他编撰了一个出版物《民族战旗》,来作为反法西斯的重要刊物和载体,宣讲的内容极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反蒋抗日的热情,推动了各地准备工作的进程。津、唐地区的工人陆续罢工,积极投身革命救亡中去,为吉鸿昌创造了良好的背景条件。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吉鸿昌还自费购置了印刷工具,并在自家三楼开设了印刷厂房,一边宣扬,一边帮党组织印刷秘密文件。其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枪口对外不对内,全国抗日力量团结起来等内容在各地得到很大反响,声势浩大。

    吉鸿昌开展的活动规模宏大,也因此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八九月份的时候,中共派往安徽地区发展抗日力量的同志被捕,吉鸿昌在天津地区训练的武装力量的被暴露,蒋介石知道后非常恼怒,不仅加大了对吉鸿昌的监视力度,还将吉鸿昌写进了“暗杀令”,派遣特务去刺杀他。

    在得知自己行踪暴露,处境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吉鸿昌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首先考虑到的是党和同志们的安全问题,以及自己经手的一批武器还没有运送到,也没有同李宗仁等抗日代表见面,自己的工作任务还没有完成,想到这些,他决定留下了坚持工作。

    随着斗争的深入,敌人对自身的监视也愈发明显与贴近,吉鸿昌身处险境,但他毫不畏惧,极力与特务进行周旋。

    吉鸿昌

    11月9日下午,正当吉鸿昌在于代表进行秘密谈判时,国民特务悄然而至,包围了会议所在地的国民大饭店。吉鸿昌谈判地点的房门被推开,特务当场射击,吉鸿昌与任应岐双双负伤。敌人行刺后仓皇而逃,但是吉鸿昌镇定自若,没有逃离,而是选择留在了原地,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已经暴露,逃跑只会更多泄露党的秘密,牵连到其他人,于是他就镇静地坐着,等候敌人的到来。

    果不然,只一会时间法租界工部局人员到来,以涉嫌杀人罪的罪名逮捕了吉鸿昌。吉鸿昌托着受伤的胳膊,神情自若地走出了国民大饭店,他离开时候,不少饭店员工都掩着脸,潸然泪下。

    吉鸿昌被捕后,先被送去了病院医治,随后便被投入监狱。为了得到关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敌人对吉鸿昌使用了各种刑法,不断折磨他,在一次审讯的时候,敌人拿着写有一些中共党员名字的名单让吉鸿昌指认,吉鸿昌立马抢过纸条,一把将其撕个粉碎,然后坚定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说:“共产党员只有我一个,你们要杀要剐的都是我。”

    吉鸿昌被捕的天津国民饭店

    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也没能让吉鸿昌的金口打开,反而因为吉鸿昌自身影响力很大,特务不得不封锁消息,还歪曲各种事实报道。但吉鸿昌被捕的事情还是被传开了,英文的《京津泰晤士报》也作出了报道,斥责他们这种行为。

    蒋介石等人害怕舆论支持吉鸿昌,也怕自己的阴谋暴露,花费巨额将吉鸿昌从工部局转移到了麾下五十一军的陆军监狱。

    虽然身陷囹圄,但依旧不能阻断吉鸿昌为革命、为抗日救国的信念。在狱中,他不断向身边人宣扬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甚至自己的嗓子都讲的哑了也还没有停止,狱中那些友人也都为之动容。

    吉鸿昌

    吉鸿昌甚至将敌人的法庭也作为自己的演讲台一样,与敌人针锋相对,当被问道他为何要加入共产党,祸国殃民时候,吉鸿昌泰然自若,自豪地说:

    “你们以为我会避讳不说吗?不,我要说,我是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我为中国共产党的主义和纲政而不断奋斗,我从旧军阀转变成了一名工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国家做贡献,为全人类的进步而努力,我加入了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中,这应该是我的殊荣!”

    “至于你们说我‘祸国殃民’,那你们又做了什么事?当政7年,不断掀起内战,造成国内动乱,百姓民不聊生,还断送了我国地区给日本,又快要断送华北等地,与我所作的相比,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害国害民?我们共产党人士在民族解放中不辞辛苦,不怕牺牲,保家卫国,你们可以侮辱我,但是不能侮辱有良心,有进步眼光的党!”

    吉鸿昌慷慨激昂,历数了蒋介石的各种罪状,情起之时,还挥舞着拳头直面敌人,要将他们撕裂一般。

    吉鸿昌

    蒋介石遭受了极大的侮辱,吉鸿昌在入狱十几天后便被执行枪决。

    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被国民党陆军监狱押解出了阴暗潮湿牢房,走上了刑场。一路上他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在敌人行刑前,他折下了树枝,以大地作为纸张,抒写下了他豪迈潇洒的篇章: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起立,转身,他又对着行刑的枪决手说到:“我是为抗日而死的,不能跪着挨子弹,就算是死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死的光明正大,不能背后挨人枪子,你就在我面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看别人是怎样用枪打死我的。”

    当枪决手举起了手枪,吉鸿昌瞪着眼睛,大声呼喊着:“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砰!”一声枪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抗日英雄吉鸿昌牺牲了,年仅39岁。他至死也没有在敌人面前倒下,一直保持着那种昂扬的斗志和精神。

    情起往事,神助内娴

    吉鸿昌的事迹可以广为流传,离不开一位身边人的记录,她就是吉鸿昌的贤妻--胡洪霞。

    1926年,吉鸿昌兵驻兰州时,已到而立的年龄,却没有家室,依据他自身当时优渥的条件,很多人都给他安排亲事,他都婉言谢绝。

    此时,刚从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的才女胡月英,因为上学时期受到过先进思想教育的熏陶,所以非常喜爱革命书籍,特别反对封建的裹足和买卖婚姻的陋习。因吉鸿昌声名卓著,深受人民拥护,她不禁倾心于吉鸿昌。

    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相识了,吉鸿昌也被胡月英特有的气质所吸引,两人在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近,最终喜结良缘。结婚后,胡月英改名为胡洪霞。

    吉鸿昌年幼弃学,经常感觉自己知识不够,婚后便拜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夫人为老师。在家中时候,学习班就开始,跟随夫人学习,吉鸿昌进步很快,以至于胡洪霞常打趣到:“孺子可教也!”

    胡洪霞也经常帮着丈夫做一些宣传工作,在管辖区域内开展妇女工作,给部队军人上文化课,有一次吉鸿昌偷听了夫人上的课后,有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他笑着说:“红霞,你这样就可以当将军了。”

    吉鸿昌与夫人

    在吉鸿昌将军为革命,为党付出的过程中,总会有很多让我们动容的小细节。据其夫人讲到,因部队筹备物资需要一部分钱,吉鸿昌匆忙赶回家中,对其夫人说:“你那里不是还有1万块钱吗?快给我,有急用。”

    这样的事情也非第一次了,其夫人欣然同意,但是仔细盘算了下,她发现家里的钱快要花完了,这1万元是他们抵押房屋得以维持生计的,还有五天存款就可以到期了。“不然等两天再取,还可以拿一些收益?”夫人商量道。

    吉鸿昌笑着说:“我们做革命,反蒋抗日,哪能再等两天啊。”说完便毅然拿着存折继续工作了。

    在吉鸿昌被捕之后,胡洪霞也在极力地想办法营救,她到处奔走,处处碰钉子。随后吉鸿昌被特务转移,走之前,他辗转多种途径给妻子写了封信,让她带着儿女早些搬出租界。

    吉鸿昌就义前写给夫人的家书

    吉鸿昌就义后,特务们不让亲属领取他的尸体,胡洪霞着急地用头去撞监狱的铁栏杆,表示强烈抗议。最后经过多方周转,花了1万元从特务手中赎回了丈夫的遗体安葬。赎出遗体的时候,已经是吉鸿昌将军牺牲的第四天了,但他的面容还是像生前那样的安详。

    为了生活,年仅28岁的胡洪霞典当了家产,搬了家,但是特务还是一直监视着他们。因为她之前的家是一处秘密联络点,特务监视着她的日常活动,有时候还会写信进行恐吓,胡洪霞只得不断与特务进行着周旋。她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亲友照看,断绝亲友一切往来,以免被特务关注到,还披头散发,赤脚着地,拄着拐杖,时而哭泣,时而大笑,装疯卖傻,以至于让关注她的共产党人士都以为她经受不住丈夫离开的打击,而疯掉了。

    也正因她的这般“装疯”,她也因此可以成功地骗过特务,保全自己和孩子,此后她终生未嫁。

    胡洪霞(左)与吉鸿昌(右)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胡洪霞和她的儿女们终于度过了艰难的日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她找出了收藏了近15年的丈夫遗像,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3年,毛主席亲自为吉鸿昌将军的亲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并且胡洪霞一家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补助,其女儿吉瑞芝中学毕业后,原定去苏联留学,但因为母亲身体有恙,便在家照顾。直到1970年母亲胡洪霞离世,后经中央安排在天津师范学院工作,完成大学学业。

    如今,距离吉鸿昌将军牺牲已经有90年了,每当在冬天飘雪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回想起吉鸿昌将军的英勇事迹,也在不断告诉着我们他的革命精神。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从来不会缺席,时常回荡在耳边的,是他那几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时常提醒着我们的,是他对于革命的深刻理解与认识:

    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抵制威逼利诱来抗日救国,这是因为党给我的号召,是党的意志。

    这句话,或许就是吉将军在思想发展上和在革命道路上,大步迈进的核心动力吧。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还有他的

    崇高精神和浩然正气。

    单字解释: 行 刑 前 吉 鸿 昌 朝 刽 子 手 喝 到 我 死 了 也 不 能 倒 下 给 我 拿 把 椅 子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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