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秦初“隳名城”之举，浅析秦始皇“家国天下”的治理思维

楔子：曾因烽火诸侯乱，六国唯留青史名。自周之后，周王室势微，华夏逐步进入了诸强相争的春秋战国，那是个生机勃勃、百家争鸣的伟大年代，无数智士谋臣、无双猛将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当秦以无匹兵锋拉开了诸侯争霸的最后一战时，华夏第一次大一统拉开了帷幕！

始皇率强秦一统华夏，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使华夏逐步由一个“松散”的、诸多诸侯国并存的战国，演化为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中央政权，从此华夏开始“真正”以一个独立王朝的存在形式，在刀兵血火和纷乱征伐中缓缓地凝聚着属于自身的精神内核，这种演变最终成为一种历史和文化认同，史称“汉”。

在形成统一的认同和价值观的历史过程中，秦始皇功不可没！无论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制度标准化，还是统一度量衡、货币带来的现实利益，在国家一统的同时，也对精神和价值观的凝聚有着深远的影响。

故汉虽因灭强秦而立，却也因秦而获益良多。秦始皇已经把一个大一统王朝所需要的基本框架搭建了起来，为汉朝扫除了最繁琐、最难做的障碍，汉朝只需要朝“框架”里填塞内容就好。

此外，秦灭战国而立，历数十余年的统一与努力，秦朝在很大程度上消弥了六国遗留的不稳定因素，秦末的农民起义和征伐战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六国残余最后的光辉与挣扎。自汉以后，六国才真正地从国家概念，变成遗留在史书上的文化符号，这对于汉朝的一统意义重大。故史书上多将秦汉并立。

所以，无论从政治考量还是现实利益，秦朝上承战国之争，下启盛世大汉，为华夏的一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历史上对秦始皇也有着诸多的负面评价，“隳名城”就是其中之一。

“隳名城”之说始见于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即秦一统之后，拆除了原六国的城墙，致秦土之内再无雄关险隘，那么，秦始皇之举，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考量呢？这一举动又对秦国的统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各国的城郭，除了具有军事意义之后，在国家的统治中还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从立木为栅到雄关险隘，“城郭”在军事政治上具有“中心”作用

城郭的产生，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进化史一样长。

城郭最早的形态，始于人类对空间、食物的占有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最早的形态已不可考，但是很可能是随手划出的一条线、随手放置的一块石头，也可能是一根树枝，以此来表明对食品、骨头、贝壳、工具和栖息空间的所有，是一种最古老的“确权”。

所以城郭的产生是从人类的群居开始的。随着群落的进一步扩大，共同生活的人口进一步增多，个人的私有物品不断丰富，最早的城郭雏形栅栏出现了。在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中，栅栏作为一种独立的建筑被多次发现，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私有”的认识。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工具制作水平的提升，人类的探索边界也大大增加，而栅栏的作用也进一步被发掘出来，除了用以标明边界之外，还被用于守御！例如夜晚在山洞中栖息时，栅栏可以有效地阻拦野兽的进入，确保人类的安全。

栅栏是人类第一次“主动”制作的、用以标明边界的功能性建筑。

当人类的群落规模再次扩大时，栅栏的形态、功能得到了一步强化，出于壮大部落、占有更多土地资源和目的，部落之间的战争成为常态。历史上的黄帝战蚩尤、炎黄融合就是部落战争的战例。那么栅栏作为军事用途被更加重视起来。

《礼记·礼运》:“城郭沟池以为固。

作为军事用途的栅栏开始向土夯墙转变。在距今3000年前的殷商时期，先民开始以版筑墙，以木板或木排保持一定距离立两边，中间填土夯实，拆去夹版后即为墙，从此，最早的城墙出现了。这种筑墙方法，至今在西北仍能见到。

对于一个政权来讲，有墙才有城，因为有了城墙的保护，才能够防御敌人的进攻，确保政权的稳定。所以人类一直在研究城墙功能的完善和强化。

聪明智慧的祖先，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将城防功能基本定型。《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云：“出其闉阇，有女如荼。”“闉阇”，指的便是瓮城。

春秋时期的城墙，已经出现了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功能，由城楼、城墙、马面、角楼、瓮城以及环城的护城河组成的立体防御格局，具备了完整的攻防、瞭望、预警、调度等功能。故有“天时不如地利”之说。

在战争中，占有城防的防守方，有着巨大的地形优势，秦国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战国争霸，秦的扩张引起了诸侯国的不满，公元前318年，公孙愆组织“五国伐秦”，一路直进，却为函谷关所阻大败！公元前298年匡章率联军攻函谷关，三年始克；公元前247年，信陵君率五国联军击败秦将蒙骜，一路掩杀，亦止步于函谷关。公元前241年，赵将庞煖率五国联军攻秦，止于蕞而返。

五国伐秦，次数多、强度高，若非秦有函谷关、潼关坚城！早已经被五国从地图上抹去。而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看，秦之所以以北地一隅而统天下，也得益于地形险要、关隘雄险。

同时，军事与政治密不可分，但凡政权中心所在，都会筑坚墙、垒高墙、固城防。在历史上，都城被攻陷，往往象征着一个国家的陷落。故所有的诸侯国，都会在城防上殚精竭虑，也让秦国在攻伐六国的过程中吃尽苦头。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领兵伐魏，魏都大梁城坚墙固，军备完善，秦损兵折将而大梁丝毫无损，后王贲水淹大梁，引黄河之水灌入城中，即使如此大梁也坚持了三个月才被攻克。

领先坚固的城防获得军事主动权的战例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例如明朝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捷”，后金努尔哈赤率领精锐旗兵攻明，袁督师将宁远这个小城的“地利之便”发挥得淋漓尽致，辅以大炮为战，以二万人对阵后金六万精兵，重创之，努尔哈赤亦因此战生郁，数月后因病逝世。

城防在军事中的重要地位，世界各国都有过相似的战例。例如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阿伽门农率领十万精锐，整整用了十年都没有攻下城防完备的特洛伊城，最后还是靠一只木马才得以打开城门。

秦国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六国坚固的城防极大的延缓了秦军的攻势，造成了较大损失，所以秦立国之后，秦始皇“隳名城”的第一个目的，是让这些城市失去军事防御功能。

当然，著《史记》的司马迁有点“坏”，他只写秦始皇“隳六国城”，却没写秦始皇将自己的咸阳城也“隳”了。这可能源于秦始皇的自信，认为自己的统治异常稳固，绝不可能生乱。

所以，我们在研究秦汉历史时会发现，秦末农民起义乃至楚汉争霸，精彩的战例很很多，唯独没有大规模的攻城之战！起义军如烈火侵掠，一举攻入咸阳，阿房宫熊熊的大火给秦帝国的落幕抹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二、“隳名城”体现了秦始皇家国天下的施政思维

研究殷商至春秋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城”出现，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简单到复杂的缓慢演变过程。

研究城市的发展史，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城的前身是部落、村庄聚居，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不断扩大，最终演化为城市的形态，而在演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功能也不断丰富，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但是，无论城市怎么升级扩大，它最初的形态始终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村、邑。这一特点在很多地名上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李家庄、马家寨、孙家台等等。这一个个以姓为名的村落，就藏着村庄的历史密码和血脉传承，更是华夏文化、风俗的延绵。

由于共同生活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内，民众相互通婚，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公共关系上，形成了一个个亲缘相近的联合体。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趋同的风俗、类似的价值取向，体现非常明显的共利、排外特点。

同时，相近的生活习惯、饮食取向、文化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城市的气质。这种气质的趋同性，又让城市居民产生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样，城市也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对于外来的、陌生的、不属于这个城市常识范畴的东西，往往会引来天然的“排斥”。就象北方人无法接受甜食、南方人无米饭不饱一样，这种“排斥”体现各个方面。

《广雅.释地》中有：“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五里为邑，十邑为都。”而《史记·外戚世家》所说的“家化为国，不变其姓”，这就是华夏传统文化中将国称为“国家”的历史脉络。

由家向国、由村向城的演变，实质上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聚居模式向以地缘为主的城市模式的转变，但是无论怎么变，它骨子里的东西是不变的。

很多城市，实际上是“一家数姓”，或“数家多姓”，通过亲缘、利益等多种关系紧密结合起来政治体、经济体。回望诸侯国的历史，无不是一国一姓，以姓为国！获得封邑的诸侯，即为国姓。

以上种种，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心理隔阂和相互排斥，国与国之间，关隘耸立、戒备森严，城与城之间，盘查严密、壁垒重重，对相互交流和流通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家国观念，乡土情怀更加重了双方的彼此对立。在长达549年的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中，国与国之间征伐不断、杀伤甚多，五百余年的分裂与对立，足以让两个国家变成世仇。

这种仇恨，并不会因为秦统一全国而消失，国恨会以家仇的形式，深藏在民间、在心底，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能够轰然爆炸。

显然，这种隔阂与仇恨是秦始皇所不愿意看到的，这既是统治的隐患，又是融合的阻碍，对于雄才大略家国天下的秦始皇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即使是此举会引发老百姓的不满甚至抗争，秦始皇也要将它推行下去。

以“隳名城”除物理隔阂，是秦始皇家国天下的第一步，与此同时，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才是他计划里的重头戏。

秦始皇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对旧六国贵族灭国而不杀，而是将其聚之咸阳，这并不是秦始皇心慈手软！而是出于统治上的考虑。上位者，只论利益，不论对错，只要是对大秦的长治久安有利，就毫不犹豫地贯彻下去。

十二万户，哪怕以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五十万人，哪怕是在现代，如此数量的人员迁移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史家认为，秦始皇知其难而不可不为。

首先，这些人曾经身居高位，在当地皆属豪门大户、一国世家，虽城破国灭，却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只要他们在，国就在。把他们迁到咸阳，加以监视隔离，就是断其根基，富而无用。

其次，想要一统天下，万民归心，那就更不可能杀掉这些旧贵族，否则会更加激化矛盾、引起动乱。原本秦朝就是以征服者的身份统一六国的，要想获得原六国百姓的承认，这些贵族更杀不得。

那么，将他们集中于咸阳，使其故地无传世之家，使民众所所奉无主，又能使秦都城富庶，消除了地方隐患，岂非一举三得？秦始皇依靠强有力的措施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站在后来的角度，我们当然知道这只是秦始皇的一厢情愿。

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那一年，秦始皇出游会稽，可曾注意到人群中有个小青年，说了这样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

三、“隳名城”之举，消灭的是一个城市的文脉精魄

城市是人类社会中人口密度最大、聚焦程度最高、交流层面最广泛、思维碰撞最激烈、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

当一个城市达到一定规模时，各种不同的饮食，各地优秀的人才、各种思想价值观念、各种身怀绝技的奇能异士、见多识广的商人，还有世世代代居于此地的百姓，他们的大融合、大碰撞、大交流，会让一个城市慢慢发生质变。

当一个城市的人们共同经历疫病，共同经历突如其来的灾难，共同抵御洪水蝗虫等自然灾害，共同抵御进犯的他国之敌，会逐步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

城市越大，碰撞和融合越激烈，城市也就越有生机勃勃的魅力，也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让这一过程再度循环，也让这个城市的包容力、影响力、生命力不断扩大。历经百年之后，这个城市便有了自己独特的气质与精神。

一个城市有什么样的气质，就能够孕育什么样的市民。例如汉长安，它铁血、坚韧、骄傲，所以能够培养出封狼居胥、北击匈奴的霍去病，能够培养出忠贞不屈、心怀大汉的苏武，能够培养出千军劈易、百折不回的张骞，有当垆卖酒闲居长安的卓文君！

再如唐长安，唐朝的繁华、包容、大气，所以能够有斗酒诗百篇的李白，有一笔草书惊世间的张旭，有大气磅礴诗才高阔的王昌龄，有画龙点睛笔走龙蛇的吴道子，有一舞剑器动四方的公孙大娘！

再如明朝，明朝的开放、务实、逐利，所以会有开天辟地的《本草纲目》，会有博览天下的《徐霞客游记》，会有集科技于大成的《天工开物》，会有下西洋的三宝太监、会有留存世间的《永乐大曲》，会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样具有现代思维的思想家！

人类造就了城市，城市又产生和影响着精英。秦始皇为什么会有焚书坑儒？因为在家国天下的统治思维中，形成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才是最为重要的。“隳名城”，徙贵族，不仅消除了现实中的隐患，更重要的是想让一个城市失去它内在的精神、气质。

这一点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但是你只要想一下，假如杭州没有了西湖，假如西安没有了凉皮，假如武汉没有了黄鹤楼，假如成都没有了火锅，那么，它们还是原来的它们吗？

一座坚固的城墙，不仅仅是防御外敌的依靠，更是保护一个城市的繁华、为这个城市带来长治久安的信心。每每徘徊在西安古城，我丝毫没有感觉到城墙的闭塞与封锁，那种厚重和大气，带着岁月的沧桑，让我能够听到这个城市的脉动！

即便是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上，我们仍然为秦始皇家国天下的雄心所震撼，仍然为他胸怀天下的雄才大略而折服，咸阳故都，临潼高陵，大秦余韵犹存！华夏历史最厚重的一页上，早已经留下的他的名字！大秦虽然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却为华夏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结语：梦里几回金戈铁马，醒来醉卧咸阳！每每临摹秦小篆，那未脱意象的象形之体，略显繁复的复杂框架，古拙曲涩的笔画，都让人感受到属于二千年前的风韵，华夏历史上的每一段时光，最终都融入到后世的血脉，藏在了我们的气质中！壮哉大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