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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0年,中国西北的一处基地,宴会刚刚结束,罗金悄悄推开了孙继先办公室的门。
他是来告别的。
在简单的表达了离别之意后,罗金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
他把它放在孙继先的手中,用力按了两下,随后做了一个拍照的动作。
孙继先心领神会,他紧紧地握住罗金上校的手,低声用俄语说了声:
“谢谢!”
他能猜到这个笔记本的作用,也深知这么做会给罗金带来多大的风险。
罗金离开后,孙继先立即拿起红色保密电话,向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此事。
周总理收到消息,果断下达命令:
“立即找人拍照,无论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全部都拍下来,以后再做分析。”
他再三叮嘱孙继先,一定要注意保密,务必保证罗金同志的安全。
一、导弹基地与西餐
孙继先,山东曹县人,于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共和国中将军衔。
1957年9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的孙继先,接到中央秘令,带领20兵团从朝鲜“消失”,不久之后,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中国西北的戈壁上。
此时,这支部队的任务才被公开:为中国筹建第一个导弹发射试验基地。
1958年春,经过张继先和专家反复的考察及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基地在甘肃酒泉动工。
1959年2月,孙继先被任命为解放军第20训练基地司令员,即东风导弹基地司令员。
他奉命组建导弹发射试验部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导弹发射试验部队。
由于导弹试验部队是由多个兵种联合组成的,所以张继先将军戏称自己“从兵团司令员变成了杂牌军司令”。
从1948年起,我党就向苏联方面请求派遣专家来华支援经济建设。
1949年,苏联代表米高扬到达延安与毛主席进行会谈,达成初步协议,刘少奇在同年8月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了第一批总计200人,支援我国的各类建设。
此后的多年间,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建设。
自1959年3月起,91名苏联导弹专家,在组长罗金上校和副组长谢洛夫斯基上校的带领下,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传授导弹方面的知识,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
作为基地司令员的孙继先,每次罗金上校课时,他几乎是必到的。
哪怕因为工作他不能及时赶过去,也要秘书任克帮他去听课,还要求把笔记做好。
罗金上校开始给基地人员上课时,考虑到两国人员语言不通,语速相比平常放慢了很多。
一次,罗金上校在课中发现任克记笔记几乎没有停顿,一直在埋头书写。
这让他有所诧异,于是问道:
“这位同志,你能听懂俄语吗?怎么我一说你就一直在记笔记啊?”
任克看着这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援助的上校老师,有些不好意思。
他小心地回答道:
“上校同志,我是在翻译同志的译文。您讲的太多,一时写不完。”
听到这个回答,罗金上校才明白其中缘由。
于是在后面的讲课中,他不仅放慢了讲课时的语速,而且还会留出一定的时间,给他的“学生们”记笔记。
相比于罗金上校的关怀体恤,谢洛夫斯基上校的善意也不遑多让。
关于导弹方面的知识,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被当做最高机密的。
苏联专家在华教授某些课程时,常常有克格勃人员随堂“伴读”。
在一次课堂上,由于克格勃的在场,谢洛夫斯基上校只能按照事先经过审定的讲义照本宣科,不敢有丝毫马虎。
快要下课时,他趁着克格勃提前离去,便抓紧时间给大家讲一些重点内容。
甚至在私下场合里,他暗中告诉孙继先:
“我们提供给你们的实验数据有两套,一套是试验阶段的,不能用。用后一套成功阶段的。”
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国的导弹事业少走了很多弯路。
面对苏联专家的倾囊相授,我们是心怀感激的,不管条件有多么艰苦,都会尽量满足他们各方面需求,尤其是在生活条件上面。
1959年,时处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粮食和副食品都极度匮乏。
而且西北大漠是苦寒之地,就连我们的解放军同志,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严重状况,更别说苏联专家了。
他们在苏联的生活水平远超我们,且饮食习惯是以肉、奶、甜食为主的西餐。
周总理曾多次询问基地中苏联专家的生活状况,指示务必优先保证苏联专家的饮食及其他各方面的生活条件。
同时指示要保证东风基地的物资供应,甚至为了保证苏联专家的肉食供给,还专门调来北京填鸭和东北的哈白猪。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
在西北大漠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虽然我们全力保证苏联专家的物资需要,但问题是没有合格的西餐厨师,整个基地甚至都没有人会做面包,这让孙继先很头疼。
最后是基地副司令员李福泽出面,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和哈尔滨方面求援,才找到几位西餐厨师,来保证苏联专家的西餐供应。
由于基地范围很大,专家们各司其职,分散在各个方位工作。
于是基地专门安排车辆,定期给各部门的苏联专家配送生活物资,并特别申请购买了十台冰箱,以保证生鲜供应。
当时有苏联专家提出缺少娱乐设施,基地特地增加了台球、棋类等设施,每周还会举办两次舞会。
以上这些,只是东风基地为改善苏联专家生活水平的一个缩影。
其他在医疗、生活服务(比如衣物清洗、在用水困难的西北洗热水澡)等各方面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让苏联专家在最好的环境中,帮助我们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及学习。
二、抓紧抓紧再抓紧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国科研人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6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进行仿苏P-2导弹(代号1059)的发射试验。
同时,孙继先接到了中央及军委传来的命令:
抓紧抓紧再抓紧,多学多学再多学。
从这个命令中,他嗅到了一丝不平常的味道。
5月26日,苏联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巴托夫大将来到东风基地。
名义上,他的任务是来关怀苏联专家的情况,而实际上是来了解我国对于P-2导弹的仿制工作及发射训练情况的。
在巴托夫大将考察完毕,即将离开的前夜,孙继先将军按照惯例,为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送晚宴。
谁知,就在宴会结束之前,巴托夫大将公布了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消息:
“我亲爱的中国朋友们,你们可以跟罗金上校和谢洛夫斯基上校道别了,他们明天也会和我一同回国。”
事发突然,不仅是中国方面,就连罗金和谢洛夫斯基都十分吃惊。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孙继先心中不解,继而有些愤怒,但他仍礼貌的向巴托夫大将问道:
“总顾问先生,现在我们的p-2的研制工作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们怎么能在现在离开呢?”
巴托夫大将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回复了一句:
“我的祖国需要他们。”
随后他又表示,虽然罗金上校和谢洛夫斯基上校会离开,但第一试验部的组长契尔柯夫会留下,继续主持工作,由他指导完成这次的导弹发射任务。
正是基于这个突发情况,才有了前文罗金的笔记本事件。
于此同时,谢洛夫斯基上校则在宿舍中,同基地参谋长徐明少将喝酒。
虽然在东风基地的时间不长,但他们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离别前,两人对坐而饮,也是徐明给谢洛夫斯基饯行了。
几杯酒下肚,谢洛夫斯基向徐明提出一个请求:
“参谋长同志,我就要离开了,你能不能送我几本毛泽东同志的书,当做纪念?”
谢洛夫斯基想要的书,正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后来被称为“老三篇”。
这三篇文章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三文加起来虽不过三千余字,却在毛泽东思想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主席从张思德和白求恩的事迹出发,总结了张思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和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从愚公移山的故事中,毛主席结合时代背景和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坚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在50、60年代,所有的学校都将这三篇文章做为教材内容,为了表述简单,所以称为“老三篇”。
而谢洛夫斯基来到中国正处于这个时间段。
他发现,中国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他们不怕吃苦,不怕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都让谢洛夫斯基感到动容。
跟基地工作人员交谈后,他得知了“老三篇”,于是在离别之际,专门向徐明讨来做纪念。
罗金和谢洛夫斯基离开了,基地还在紧锣密鼓的运行着。
孙继先将拍摄的照片派专人送往北京,请专家鉴定,得出结论是:
这些资料都是真实的,而且价值巨大,对我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多年以后,再谈起二人时,孙继先将军赞誉有加:
“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更是像白求恩一样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严谨态度”下的进度缓慢
就在仿p-2导弹的研制工作进展顺利的时候,突然出现另一个问题,让工作进度不得不慢了下来。
原因就是契尔柯夫“严谨”的科学态度。
自罗金上校和谢洛夫斯基上校回国后,东风基地的苏联专家组便由契尔柯夫负责。
而让他“严谨”的原由,就是导弹推进剂的使用。
仿p-2导弹的推进剂采用酒精燃烧剂和液氧助燃剂,而液氧助燃剂是重中之重。
因为根据契尔柯夫的要求,此次试验用的助燃剂必须从苏联进口,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虽说当时我国也能自主生产液氧,但被契尔柯夫以质量不能保证、要防止因燃料问题导致试验失败为由拒绝。
液氧在常温下储存是极为不易的,想要将苏联的液氧运输到东风基地,必须从西伯利亚过黑龙江,再运至西北东风基地。
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导弹发射任务,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一要求。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整个基地都在等待从苏联订购的液氧,突然又传来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消息。
按照计划,我国向苏联订购的液氧将分两批,分别于1960年5月25前和6月5日前运抵,但苏联方面以各种理由拖延,直到7月都没有按时交货。
7月中旬,孙继先得到中央通知:
苏联方面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履行合同。
这让孙继先大为恼火,此时他才明白,原来契尔柯夫看似严谨的科学态度,实际上只是为了拖延试验进度。
包括苏联方面突然撤回罗金上校和谢洛夫斯基上校,都是为我国的导弹研发事业制造麻烦。
想通了关键节点,孙继先果断下令,通知吉林102厂生产液氧,并火速运往东风基地。
没过多久,国产液氧便运抵东风基地。
随后,在苏联专家斯切潘诺夫的指导下,对这批液氧进行了全面检测化验,结果显示:
国产液氧完全符合仿p-2导弹发射的数据要求。
但契尔柯夫仍然坚持中国产的液氧,存在一些技术指标不合格,继而阻挠导弹转用国产液氧推进剂。
两人因此爆发了激烈争论。
由于双方谁也无法说服谁,孙继先不得不就这一问题向中央请示。
没成想,更大的坏消息先一步传来。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决定召回全部苏联援华专家,并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停止设备供应。
现在看来,苏联的撤回援助,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一是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其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分歧。
二是在三件具体事务上引发了中苏同盟关系的瓦解。
1、1958年,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利于苏联潜艇在太平洋的活动,遭到我国拒绝。
2、苏联方面要求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就当时的海军实力而言,联合舰队90%的军舰都属苏联方面。一旦联合舰队建立,意为着苏联可以随意进出我国领海。
3、金门炮击事件。虽说金门炮击有效的遏制了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但在苏联看来,中国的炮击并没有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批准,这也引起了苏联方面的不满。
于是,在7月1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召回苏联专家。
当时,东风基地还有54名苏联专家及其家属。
接到通知以后,孙继先为他们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送别宴会。
就在苏联专家离开前夕,身在北京国防五院的苏联专家、导弹发动机组组长施涅金应中国1059导弹(p-2中国仿制型号)总设计师梁守槃的请求,对国产液氧的检测报告进行审查。
经过施涅金的反复验证,明确该液氧材料符合发射要求。
此时,东风基地里,孙继先正在召开一次全体干部会议。
会议室中,孙继先的声音铿将有力:
“苏联专家走了,戈壁滩还有我们,发射场还有我们!
我们是谁?
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支导弹试验部队!
在我们的身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有国防部五院广大科研人员的刻苦攻关……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要怕,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顶得住!”
会后,孙继先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并请示用国产液氧转注导弹进行发射,得到总理亲自批复同意。
“你坦率地回答我,第一次发射地对地导弹,你有多大把握?”
周总理这样问孙继先。
“80%。”
“还有20%呢?”
“因为是第一次,没有经验。”
总理听到孙继先的回答后,满意地点点头,鼓励道:
“不错,万事开头难。这件事我们过去没干过,一定要认真细致,稳妥可靠,争取胜利。你们就大胆放手干吧!”
9月10日,中国制造的1059导弹在东风基地发射成功,且是我军导弹部队独立完成。
试验成功后,东风基地又马上转入了第一颗国产地地导弹的发射试验准备工作中。
11月5日,随着一声巨响,第一枚由我国自行生产的1059导弹在东风基地发射成功。
1964年3月,1059导弹改名为“东风一号”,也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的“东风”系列的第一个型号。
自此后,“东风家族”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1966年,我国继成功爆破第一颗原子弹后,又成功地将它和东风二号甲相结合,研制出自己的“核导弹”。
此举摆脱了我国“有弹无枪”的尴尬局面,也打破了美苏等国的垄断地位,彻底消除拥核国家对我国的核威胁。
结语
总结来说,苏联人民对我国的援助是无私的,对我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因为不同的抉择,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撤回援助这一现实。
也正是这个现实,让我们认清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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