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毛泽东有多憋屈？

前言

1932年对毛泽东来说是很煎熬、很揪心的一年，他率领东路军打下了漳州，让部队吃了一个大甜头，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反而遭到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更在宁都会议后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不得不前往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更有甚者，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抵达长汀后，有人建议他去看一下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足以证明1932年的毛泽东有多憋屈了！

毛泽东（后排站者左三）

就在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和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来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

项英认为苏区中央局的“狭隘经验论障碍了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认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有民粹派的观点，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则认为与其说是狭隘的经验论，不如说是机会主义路线。

临时中央的意思是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狭隘经验论”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提高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的高度。因此，会后，临时中央在1932年4、5月间连续发文严厉批评赣南会议以及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这些批评意见回到中央苏区后，苏区中央局也收到了临时中央的指示信等，并把这封指示信精神电告了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这封指示信中明确提出，日本占领满洲是为了进攻苏联，国民党政府在向苏区和红军作新的全线的总进攻，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指示信还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接到苏区中央局来电后，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对党的任务的规定以及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都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于是，复电苏区中央局提出自己的批驳意见。

但遗憾的是，苏区中央局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底气和硬气，反而在5月11日开会作出决议，认为临时中央是正确的，苏区中央局的估量是绝对错误的，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

6月初，中央苏区周围已经聚集了40个师以上的国民党兵力，粤军已经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领东路军从漳州和龙岩地区撤出，回师赣南。

第四次反“围剿”（油画）

东路军回师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辖仍是红一、三、五这3个军团，朱德仍然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了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则没有能恢复总政委之职，而是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

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至前线，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负责主持中央局后方工作。此时，后方中央局提出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表示，为了便于前方作战，建议毛泽东任总政委。但后方中央局仍然坚持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不得不再次致信后方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自己的理由。

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在兴国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后方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前方由周任主席，毛、朱、王任委员，组成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并决定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此次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路线：先消灭乐安、宜黄的敌人，再打敌人的援军，进而威逼并夺取吉安或抚州，以此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根据此次兴国会议的精神，周、毛、朱、王率红一方面军于8月先后攻占乐安、宜黄和南丰。歼敌第27师，俘敌5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直接援助了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但就在下一步行动的问题上，苏区中央局的前后方成员发生了严重分歧。前方人员周、毛、朱、王根据前线瞬息万变的形势，当机立断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撤至根据地内进行休整，伺机寻求战机。

但后方领导人却反对前方的布置，一再催促前方人员率军北上威胁南昌，目的是为了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红军造成的压力。

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右三）

前方的周、毛、朱、王不得不再次致电后方对前方的部属作出解释和说明，但后方领导人却一再固执己见。无奈之下，前方的周、毛、朱、王不得不耐心解释，说，根据目前敌情和自身力量条件，攻城打援部队是没有把握的，如果强行出战反而会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就这样，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之间谁也没能说服谁。因此，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的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前方的周、毛、朱、王以及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邓发出席，列席人员是刘伯承。

此次会议爆发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前后方多次来往致电都没能达成一致的“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态度坚决地坚持自己之前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离开苏区强行攻打强敌。

后方领导人就开始给毛泽东扣帽子，说他是“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表现最多的人”，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还把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甚至把毛泽东此前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批驳意见批判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于是，会上就有人提出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只负责中央政府工作，前方作战则由周恩来负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的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思想，但认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太过分了，更不同意把毛泽东调离前方。

朱德和王稼祥也不同意把毛泽东调离前方，可是会上多数人反对让毛泽东留在前方。个性很强的毛泽东干脆提出暂时请病假，必要的时候再去前方。就这样，会后，被解除了红军领导职务的毛泽东前往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疗养。

毛泽东临走前宽慰为他说话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而且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的境界和胸怀在此刻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了，的确令人感动和钦佩！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1933年1月，时任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抵达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的毛泽东。这名负责人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从这一句话我们就能理解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有多艰难，就能理解，1932年的毛泽东有多憋屈！

苏区中央局乃至于临时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毛泽东暂时离开红军，这已经不仅仅只是打击毛泽东个人了，而且将会给第五次反“围剿”乃至于中国革命都造成致命、难以挽回的损失。

参考文献：

《毛泽东传》：金冲及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是毛泽东》：任志刚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单字解释： 年 的 毛 泽 东 有 多 憋 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