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福利政策――内忧外患下的东汉荣耀

前言：东汉荣耀来之不易

公元25年，刘秀建元称帝，共传八世十四帝的东汉随即再建大一统王朝。继王莽改制和赤眉之乱后，封建体制也再次趋于稳固。

东汉荣耀并不局限于一域，除却多种福利政策外，还体现在官制、军史、赈制、民制以及律制等方面当中。然而，东汉王朝的存在感在历史长河中日益低迷，昏暗腐朽成了其代名词，而以福利政策为代表的东汉荣耀，却被日益埋没。本文从多种荣耀表现中，选取了最易理解且历史影响宽泛的官员福利政策，透过该项福利政策逐步解读内忧外患中的东汉荣耀。

福利与直接给予，是长期以来不可脱节的两方面，两汉时期的各项福利，在一定程度上都与直接给予相挂钩，官员福利政策也不例外。而且秦汉以来的直接给予，最典型的就是皇帝赏赐，因为有实质收益和名誉收益两方面，所以不少官员以获取皇帝赏赐为荣。

在东汉以前，皇帝赏赐主要针对的是朝中高层官员，目的也很明确。

如汉文帝以拥立安汉之功，赏赐周勃五千金，汉宣帝以理政精明干练为基准，给予大臣“增秩赐金”、“赐爵关内侯”的赏赐等。

如东汉有制：皇帝加元服，赐诸侯王、公、将军、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将、大夫、郎吏、从官帛。

每逢皇帝“加元服”，便会依制行赏赐事。东汉赏赐体系的固定化，是当时官员福利政策成型的第一步，因为“赏赐成制”的缘故，官员享受到了更加优厚的物质与精神供应。这种直接供应，让提高官员福利待遇的思想落实，体现在了多方面。

此外，在固定化赏赐方面，赏赐对象在一步步宽泛化，官吏告老还乡要赏赐，官吏告疾要赏赐，给地方郡守政绩卓著要赏赐，朝中大臣劳苦功高要赏赐等等，名目繁杂赏赐益增。

实际上，赏赐的形式也是东汉王朝赏赐制度的一大亮点，在继承西汉以来的形式之余，东汉在进一步规范了赏赐形式。对官吏的赏赐，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为钱财，以金为主（集中与官），通行货币五珠钱为辅（集中与吏）。

第三为职官性赏赐，并非实物受惠，而是荣誉和地位赏赐，这一点是影响最为宽泛的赏赐。主要包括增加食邑、加官封爵、赐剑履上殿、赐入朝不趋，赐卫尉所（如赐萧何相国卫500人），极少数的“赐”加九锡、“赐”乘天子辇等。

一套官员福利政策，在进一步提高官员福利待遇的基础上，也为社会有序治理进行了辅助，保证了朝廷机构的正常运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王朝统治，但由于东汉王朝的特殊状况，这种政策并未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当然，赏赐制度仅仅是东汉官员福利政策的一部分，还有其他配套制度，与其相辅相成，最典型便是休假制度。

休假制度并不是东汉独创，早在秦王朝大一统之际就已有此制雏形，但当时的休假并没有系统性的规定，多是诸如“告归”之类的零散记载。到了汉代，以往的“告归”得到了制度性保证，休假也成为了大小官吏的福利之一。

东汉时期，推进官吏休假这一福利政策的同时，也对休假期的工作有所安排，由此衍生出了汉代针对官吏“休假不休政”的特殊安排，即当下我们所说的轮休制度。

这种安排，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分官分类推行休假，确保大小官吏皆享受到此项福利待遇；其次是不规定集体休假期，而是以“五日一休沐”这种概括性规定，让各级官吏灵活操作，确保在让官员享受福利待遇的同时，不会耽误工作。

同样，在朝廷内部也是如此，以官员入职之日算起，“五日一下里舍休沐”。如此运转，自朝廷内部到地方郡县，各级各类官吏都能享受到休假福利，不仅不耽误日常事务，反而能使官吏在重整精力后提高工作效率，一举多得。

《资治通鉴》载：“汉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

当然，休假既然是官员福利，那么朝廷对官吏告病的处理，也会更加灵活，这里就牵涉到赏赐和休沐两种福利的共同享受。

在东汉，官吏一旦生病，就可以带薪休假而且不免职，这种休假时长足以惊艳到世人，因为东汉因病休假的规定是三个月为最。一般而言留职带薪休假90天是莫大的福利待遇，可实际上却远比这要长，因为对与生病的官吏，官员福利政策的执行并不会停留于休假单方面，而是多方面配套进行。第一点就是皇帝赏赐，这里既有皇帝发放慰问金和抚恤金，也包括“赐告”。

除却以上休假福利外，东汉时期还有类似“年假”的官员福利，同时有每年固定的节假日，以及官员特殊境遇如丧期的假期等。粗略统计，东汉时期一位中层官吏，可以全年休假75天，这还不包括生病、治丧等特殊情况，休假福利由此可见一斑。

03，多重福利政策的交错，使东汉独树一帜

东汉王朝的官员福利，开创了历史先河，但是很难刷出历史存在感，因为福利政策的朝政大背景所致，东汉王朝整体上显得格外没落，因而其福利政策显得略显苍白。但东汉并不是所谓的“一黑到底”，195年的国祚，除了中后期的昏暗外，前期则是相对较好且有过中兴之势。

就在这个时期，也逐步奠定了官员福利政策灵活、健全而且多元化的基础。多重福利政策的交织错落，使得东汉王朝独树一帜，上下官吏所享受的福利待遇，也更加充实而且十分优厚。

职务类福利，主要包括三种形式，第一是与职务直接挂钩的俸禄，第二是试守官所享受的职务待遇，第三是职务性附加福利。

简单来说，就是工资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试用期的福利待遇一切同在任官一样，不论试守官还是正式调任官，都能享受到改职位所带来的福利，如地方年敬和皇帝赏赐以及职位补贴等等。

东汉王朝这种交织错落的福利政策，直接导致了因为各种福利发放而使国库亏空局面的形成，朝中官员不止一次的就此事做过专门汇报和政策制定，史料中多有记载。

如东汉何敞上书：赏赐过度，空竭努藏，损耗国资，宜有节制。

也就是说，东汉王朝在给予官员赏赐，提高官吏福利待遇方面不遗余力，只要条件允许皇帝就会将此事提上日程。《后汉书》中称汉安帝时期为“日月未久，费用赏赐不可算”，这种大规模的国库财政支出，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无不佐证着东汉王朝官员福利政策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东汉王朝自光武帝建元以来，就对提高官员待遇格外注重，建元初期给予了其多重福利待遇乃至于赐婚，以使之与皇室联姻。最初的目的更多的是保证官吏认真辅政，维持并且巩固皇帝统治地位，所以当时的福利待遇并没有过多下方到中下层官吏身上。随着乱世以来国力的恢复和统治地位的稳固，东汉王朝面对全体官吏的福利政策日益成形，并且在多方面形成了规定的制度，确保福利待遇的落实。就东汉王朝早期而言，这种福利政策使得皇帝与群臣关系和睦，朝廷内部的稳固，为恢复国力劝课农桑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然而这种巨额的财政支出，放在东汉王朝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却无形中为东汉王朝的快速没落埋下了伏笔。国库入不敷出，致使中后期天灾频发时朝廷无力赈灾救民，最终民乱四期。但在历史大环境当中，东汉王朝的福利政策制定，无疑是一种制度性进步，意义非凡实为东汉之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