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周恩来一天内两次被捕，国军团长找来士兵服：穿上跟我走

在周总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许多挫折和劫难，有人粗略地统计过，光是解放前他就经历过20多次险情。让人欣慰的是，每一次他都能逢凶化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革命年代，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危险往往更能考验一个人信仰和斗志，更能彰显一个人的机智和勇敢。

周总理能安全度过如此多劫难，靠的并非都是运气，而是血与火磨练出来的光辉人格。

周总理经历的每一次危险都扣人心弦，其中较为传奇的是1927年在上海的经历，他在一天之内竟两次被敌人抓捕。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周恩来

指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6年底，周恩来结束在广东的工作，被调到位于上海的中央，担任组织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他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指挥部队参加过东征，是当时党内为数不多的富有军事经验的领导人，所以到上海不久便被派去负责工人起义。

国共合作开始北伐以后，为了策应北伐军，中共在上海领导发动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时，周恩来还在广东工作，没有参加。第二次起义，他是被临时派去指挥行动，发挥的作用不大。

前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为后来的起义积累了许多经验。中央决定加强起义领导力量，由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第三次起义有了更好的条件：

其一，北伐军节节胜利，进展迅猛，已经控制了江西、浙江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前锋部队已经从西、南两个方向逼近江苏南部，离上海不远。

其二，原先占据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大军阀孙传芳被击败，带着残部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派鲁军3000多人接防了孙传芳系统占据的上海，再加上上海地方警察总共5000余人，兵力不算强。

不过当时起义武装也很弱，工人纠察队仅有3000多人，而且基本没有军事经验。枪支更是少得可怜，仅有150多支，其中还有不少坏的。

为确保起义胜利，周总来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一方面在市民中广泛开展宣传，做好动员工作。另一方面从北伐军中抽调了一批军事人员来上海培训工作，并积极寻找武器。

抽调来的人员大多是黄埔军校中的党员学生，比如一期毕业侯镜如、彭干臣。经过25天的培训，有1800多名纠察队员能够使用武器，地下组织又从各个渠道买来250多支手枪。

1927年3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部队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周恩来认为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决定次日发动起义。

按照预定计划，20日中午12时，市郊几处大工厂同时响起了汽笛，这是起义的信号。随后，工人纠察队迅速向预定地点集中，领取武器，向敌人进攻。

周恩来亲赴前线指挥，哪里进攻受阻，他便会第一时间前往。经过30多个小时英勇的战斗，工人纠察队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最终取得了胜利。上海还成立了临时政府。

当时成功的工人起义屈指可数，这次工人起义足以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周恩来精心筹备、不惧危险亲往一线指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工人武装

右派势力为何突然叛变？

然而工人还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已经磨刀霍霍了。

工人发动起义时，白崇禧率领的北伐军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便按兵不动。在起义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上海总工会派代表去联络白崇禧要求其立即派兵增援。白崇禧已经接到老蒋命令，借口部队疲惫，隔岸观火，坐看工人牺牲。

当起义胜利大局已定，他便立即进驻上海将军阀溃兵缴械，还占据了极有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

正在此时，南京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北伐军占领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竟借口领事馆和侨民遭到“暴民侵害”，下令军舰向南京市区开炮，造成大量中国军民伤亡。

随后老蒋赶到上海，以外国人抗议为借口要求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改由他指挥。对于起义后建立的上海临时政府，老蒋也不肯承认。同时为了麻痹工人，他装出一副友好姿态，派人去慰问。

到四月初，老蒋召集新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粤军李济深和国民党中央要员何应钦、吴稚晖、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最终决定叛变革命，实施所谓的“反共清党”。

参会的人中，几个国民党中央要员都是老蒋的铁杆粉丝。当时彭湃在海陆丰地区领导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韦拔群在广西东兰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形成了局面，这被李济深、白崇禧等人视为眼中钉，他们出于共同利益站在了老蒋一边。

黄绍竑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如果蒋介石不反共而是另一个人反共，我也会跟着走的，甚至自己单独举起反共旗帜。”

对于工人力量在上海的壮大，李宗仁则说：“我看只有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白崇禧是四一二政变的主要参与者

事实上，老蒋和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早已有苗头。

其一，老蒋一直是国民党右派的保护者，想独占革命胜利果实。

早在1926年3月，老蒋就散布谣言称：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把他赶走。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中山舰”事件，软禁共产党人，还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不久又抛出“整理党务案”排挤共产党人。

只是那时老蒋羽翼未丰，地位还不稳固。当时国民革命军有6个军，老蒋能控制的仅有第一军，即便在第一军内的三个师九个团中，有两个师和7个团的党代表都共产党员。所以，老蒋还未敢完全撕破脸皮。

其二、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是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要员和军官都出身地主和大商人家庭。

利益冲突使得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右派反动势力借此机会，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分裂，反对国共合作。

其三、北伐开始后老蒋就任北伐总司令，地位日益稳固。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断挑拨国民政府内部矛盾，暗中支持老蒋。尤其是新桂系和上海黑帮势力的加入，成为老蒋的坚强后盾，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北伐士兵

一出现代版“捉放曹”

1927年4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上海的青红帮势力派出大批便衣匪徒，他们手臂上缠着白布黑“工”字标志，伪装成工人，手持武器对几处工人纠察队驻地开枪。随即遭到纠察队员还击。

此时，驻守上海的26军立即开到。他们先将攻打工会的帮派分子缴械，并用绳索捆绑，以此麻痹工人。在此情况下，工人纠察队也不再怀疑26军，打开大门让他们进入。

不料26军刚一进去，军官立即变脸称：“他们已经被缴械了，你们的武器也应该交出来才好。”纠察队员意识到情况不妙，但反抗已经来不及了，敌人已经在外面架好了机关枪。就这样，好几处的纠察队员都被迫缴械。

12日清晨，各大工厂的工人得知纠察队被缴械后纷纷集会抗议。闸北和南市召开了数万人的市民大会，部分工人前往湖州会馆，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南市的一些群众冒雨前往东路军总指挥部请愿，要求恢复工人武装，取缔反动团队。

13日，群众活动规模更大，发展到10万余人。他们前往26军2师师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拘捕的工友并交还纠察队的枪支。

26军是北伐后以收编的一支军阀部队为基础组建的部队，没有受到大革命思想熏陶。他们盲目服从上级命令，竟突然向请愿群众开枪。接着又对宝山路上的游行群众扫射，当场被打死的群众就有一百多人，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便是惨绝人寰的宝山路血案，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公然撕破脸皮，更为疯狂地搜捕和屠杀中共党员。接着，上海工会被封禁，临时市政府也被遣散。由于形势骤变，共产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参加游行的群众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陈延年便是在这期间被杀害的。

这是敌人谋划已久的政变，在开始之前，他们就玩弄了一套调虎离山的把戏。11日晚，26军第2师师长斯烈出面，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邀请周恩来去他师部议事。

当时形势已经很紧张，大家都反对周恩来前往2师师部，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骗局，若去了将面临巨大危险。但周恩来从大局出发不计个人安危，为了争取和平解决矛盾的机会，还是决定毅然前往。他做出此决定有两个依据：

其一、斯烈有个弟弟叫斯励是黄埔三期学生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另外斯励还是中共党员和军校中的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政治上可靠。有这层关系，周恩来认为斯烈不会轻易对自己下手。

其二、26军当时是驻上海的主要军事力量，如果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将有助于工人运动。

到了2师，斯烈态度虽然客气，但谈到核心问题时，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故意拖延时间。直到凌晨1时，周恩来听到外面响起枪声，意识到情况不妙，站起来想要离开。

斯烈以外面不安全为由，不准周恩来等人离开。周恩来见状怒斥：“你们公然违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叛变革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斯烈未料到周恩来被扣留了还能如此大义凛然，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行事。”

总指挥被扣留，给工人纠察队造成混乱。周恩来后来回忆此事，痛心地说：

那时我们年轻，经验还不足，被骗到二师师部后，商务印书馆因为没有人指挥，就松动了，一下子被缴枪了。当然不去也要失败，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败，这是一个教训。

12日早上，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拘捕后立即设法营救，他通过关系联系到26军党代表赵舒。赵舒倾向革命，与周恩来公私交情都不错，得知原委后便立即赶到二师师部。

赵舒先是以军党代表的身份对斯烈痛斥一番，接着又对其晓以大义。斯烈满脸愧色，最终将周恩来送出师部，还一再向其表示歉意。

当时的上海已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反动势力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尤其是工人纠察队的领导人。周恩来原本打算先隐蔽下来，再与中央取得联系。不料风声走漏，第二天天一亮，1师某团10余名士兵赶到将其抓捕。

该团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讯，发现是周恩来后大吃一惊。鲍靖中是黄埔学生，在军校时便非常敬仰周恩来，并且不认同反动派的“清党”。但果私自放走周恩来，必然会影响个人前途。

鲍靖中内心做了一番斗争，想起在军校时周恩来教给的革命道理，坚信他在追寻正确的革命道路，应该支持。鲍靖中最终决定释放周恩来，他把押送的士兵打发走，又叫副官找来一套士兵衣服，对周恩来说：“你换上这套衣服跟我走。”

周恩来被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鲍靖中上演了一出现代版“捉放曹”。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周恩来仍坚持上海工做了一个多月，处理工人纠察队善后事宜，直到5月份才乘船前往武汉。

被抓捕的工人

尾声

周恩来与鲍靖中还有一段后续。鲍靖中因为私自放走周恩来不免遭到排挤，仕途上并不如意。抗战时期，鲍靖中负伤干脆辞去军职安心在家休养。抗战胜利后，他未再与国民党为伍，闲居在家。

周恩来一直牵挂着鲍靖中，解放后经多方打听得知他在南京后，委托南京方面的同志帮忙寻找。只是由于信息不详加上解放初户籍还不完善，直到1956年才联系到鲍靖中。

由于工作原因，周恩来一时无法抽身上门探望，他先写了一封信表示问候和感谢，后来到南京视察工作时，亲自上门拜访了鲍靖中，并关照当地政府给予鲍靖中一定照顾。当时鲍靖中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独居南京无人照顾，当地政府将其女儿调回南京工作。

周恩来两次被捕为何能安全脱险呢？这跟他个人独特的品质有关。

周恩来外在仪表非凡，性格温文儒雅，为人正派大度，内外兼备的气质，塑造了一个完美的领袖形象。

早年他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还指挥部队进行过东征，他的领袖气质征服了军校师生以及与他共事过的人，尤其是军校学生大多对他非常崇敬。

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王逸常评价黄埔时期的周恩来“思考事务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黄埔一期学生文强说：“说来也怪，学生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爱，是打破了左右派界限的。”

“整理党务案”后周恩来被排挤出黄埔军校，就连老蒋的铁杆粉丝胡宗南都站出来代表同学们向他表达了敬意和依恋，还私下对人说：“周恩来是一位非常人物。”

正是这种强大的领袖魅力征服了对手，即便是斯烈这样非黄埔系的人物也被周恩来临危不乱、大义凛然的气概所折服。鲍靖中作为受过周恩来教育的人，更是对崇敬有加，坚信他在做着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

否则谁来说情，他们也不可能冒着牺牲自己前途的危险，轻易放走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