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籍“竹简”

早在商朝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毛笔和墨在竹片或木片上写字，所用的竹片就是竹简。竹简大约长一二尺，宽半寸左右，每片上面多的可以写三四十个字，少的只能写七八个字。这样，一份文件往往要用很多竹简，一部书就要上千片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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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竹简，要按照顺序用麻绳、丝绳或熟皮带把它们串联起来。用丝绳串的叫做“丝编”，用熟皮带串的叫做“韦编”。编串起来的竹简，古人把它叫册。“册”字实际上也就像几片竹简连在一起的样子。孔子晚年的时候研究《易经》，由于来回地看，翻动的次数太多了，那竹简的皮带就断了三次，这就是“韦编三绝”的典故。由此也可以知道，古人读竹简的书是很困难的。竹简体积大，又很重，携带起来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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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大思想家惠施，他外出的时候，所带的竹简要装五辆车，所以后人形容某人学问大，就说他“学富五车”。其实，五车竹简所能记载的文字，还不如今天的一本书多。西汉辞赋家东方朔，他给武帝上奏折时，竟用了3000多片竹简，要两个壮小伙才能抬得动。汉武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东方朔的大作看完。东汉初年，光武帝把图书运到洛阳，动用了2000多辆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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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81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北部）盗发魏襄王墓，发现了大量的竹简，计有16种书，包括著名的《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不断有竹简出土，其中不乏很有价值的文献。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的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发掘，都曾经出土很多有价值的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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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简

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实行变法，进一步制订法律，加以公布。秦代的法律对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有关秦法的材料却很少。秦始皇作为一个专制帝王，作为焚书坑儒的暴君，被人骂了2000多年，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在追述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的时候，不愿意与秦连在一起，所以，人们对秦法的了解非常之少，秦简的出土弥补了这一缺憾。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就是战国晚期秦国执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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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的发掘，使2000多年前秦国的法律、吏治等情况得见天日。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可以断定这批墓地是战国末秦国至秦始皇时代的墓葬，这些墓密集地分布在睡虎地山嘴上。12座墓中共出土文物400余件，主要有漆、木、竹、陶、铜、铁等各种器物，其中以漆器最精美，造型独特，色彩亮丽如新。但所有的发现中最激动人心的是11号墓中出土的1155片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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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长23.1～27.8厘米，约合秦尺一尺二寸，宽0.5~0.8厘米，简文是用毛笔抄写的秦代隶书，字迹工整清晰，共有4万多字。简的上、中、下都有三道残存的绳痕，可知当时是以细绳分三道将一枚枚竹简编辑成册的，出土时绳索已腐朽，竹简散乱成堆，看不出原来的编撰顺序。

李学勤等10多位学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工作，终于弄清了这批竹简的内容和价值。秦简的内容十分丰富，共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10种书籍（《语书》、《封诊式》和《日书》是原有的标题，其余各书书名是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根据内容拟定的）。《编年记》记载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全国战争过程中的大事，很多记载和《史记》的记载一致。某些记载比《史记》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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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发现的秦律竹简，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是法律答问。前面是律文，后面是问答式的解释。教官吏如何处理各种刑事案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法取得财物的“盗”和杀伤他人的“贼”。所谓“盗”，从盗窃钱币、珠玉到衣服，乃至于偷采别人的桑叶。

二是封诊式。主要是处理各种民间民事和刑事的案例。譬如盗马的、盗铸钱的、争夺敌人首级的、争夺走失的牛，等等。从《封诊式》中的《治狱》、《讯狱》两节来看，秦律也不主张刑讯逼供，认为不刑讯而能够把案件搞清楚是最好不过。只有当犯人欺骗、不服罪的情况下才能施刑。施了刑就必须在审讯记录中说清楚。

三是其他各种法律。实质上就是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有关农田林苑的管理、田税的定额有《田律》，有关学徒的考绩有《均工》，有关户口登记管理的有《傅律》，有关邮送公文的制度有《行书律》，有关游士的管理有《游士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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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简

孙武和孙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在汉代的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南宋以后，《孙子兵法》的作者又成了问题。原因是孙膑的著作，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也就是《孙膑兵法》失传，到后来只留传下一部《孙子兵法》。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再也见不到关于《孙子兵法》的著录。有人认为《左传》中没有记载孙膑的事迹，因而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孙膑这个人和他所著的《孙膑兵法》。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由曹操改编而成，或根本就是后人伪托；还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膑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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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竹简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出土，才解决了这个聚讼已久的问题。

1972年4月10日，临沂县城关建筑管理站的一位老工人来到“临沂文物组”报告：在临沂地区卫生局的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代的墓葬。临沂文物组闻讯以后，立即派人前往勘察。4月14日，临沂文物组考古人员来到工地进行正式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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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墓出土的器物有鼎、盆、壶、盘等陶器和杯、盒、壶、盘、奁、杖、案等漆器。考古人员发现，在边厢北端有一歪斜的椭圆形木和在它上面的彩绘，与一堆烂在一起的竹片粘在一起，无法分别提取，只好先一块儿取出来再慢慢地清理。取出来的时候，腐朽的竹片还折断了一部分。当时考古人员也没有在意。不久，他们发现竹片上似乎有字。于是他们小心地用清水一点一点地冲洗上面的淤泥和水锈。清洗以后，竹片上居然出现了字迹。经过仔细地辨认，上面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七个字。考古队员们非常兴奋，意识到有了重大发现。前后两天，从边厢内一共出土竹简及竹简的残片4900多枚。

由于竹简在墓中浸蚀了2000多年，早已腐朽。简上的文字不是刀刻，而是用笔墨写成，因此只能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点一滴地耐心冲洗，才能慢慢洗去水锈，显出字迹。稍有不慎，或用手指一抹，不仅墨迹会被抹掉，简片也会变成一堆泥。考古工作者辛勤地工作了4年，才完成了对竹简的初步剥离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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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发现这批竹简全部是书简，主要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珍贵的先秦古籍和数十篇佚书。银雀山汉墓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

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竹简的出土，使失传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竟然从地下被挖掘出来，同时出土的还有我们都已知道的《孙子兵法》，而且这些竹简的书写年代都确定无疑地比我们所见到的史书记载要早得多。这就完全证实了历史上确有两个“孙子”，他们的著作《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本来就是两部不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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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竹简《孙膑兵法》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窥见它的大致内容和特征。它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体例上，都与《孙子兵法》有很大不同。以篇幅论，《孙膑兵法》比《孙子兵法》长。孙武兵法不到6000字，《孙膑兵法》残简的文字就比它多；从体例来看，《孙膑兵法》主要以孙膑同齐威王、田忌等人的对话形式，论述了有关兵略、作战、阵法以及军队建设等问题，这与《孙子兵法》以较为概括的语言，论证有关战争、军队和战略战术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

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他读过《孙子兵法》，受过孙武军事思想的影响。因此《孙膑兵法》在军事思想上对《孙子兵法》有所继承和发展。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古籍，恢复了孙武和《孙子兵法》、孙膑和《孙膑兵法》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地位；除此以外，还使一批长期以来被疑为伪书的古籍，如《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等书的千年冤案得以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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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兵书，现存六卷，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这部书主要是用周文王与姜太公（吕望）问答应对的形式，阐述兵家军事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此书的作者，历来传说为周吕尚所著；但自宋代起，就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伪书，不是汉以前所作，而是后人伪造。现在，《六韬》残简在西汉前期墓葬出土，足证它在西汉前期已广为流传，不是后人伪托。

《尉缭子》也是一部著名兵书，现存5卷24篇。《尉缭子》继承了《孙子》、《吴子》有关的军事思想，颇得用兵之意。其“敦本务实、峻法明刑”的特色深受后世推崇。作者尉缭，是战国中期梁惠王时代的人，相传为鬼谷子的高足，精通兵法。

《管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综合性著作，体系庞杂，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哲学等多个方面，曾影响了一代学人。作者管仲，曾任齐国宰相40年，完成齐国各方面改革，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使齐桓公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

《晏子春秋》又名《晏子》，共8卷，包括内篇6卷、外篇两卷。内篇记载晏婴对国君的劝谏，以及晏婴对君王和权臣等提问咨询的应对。全书由200多个简短的故事汇集而成，没有固定的体例。作者晏子，姓晏名婴，春秋时曾在齐国做官，历仕齐灵、齐庄、齐景三公，为政有贤名。根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发现《晏子》八篇大部分都有，可以肯定是西汉以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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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竹简还为校勘古籍提供了最早的范本。竹简对传世著作的篇章组合、段落分合、句读、字句的错误都有校正作用。

2号墓出土的32枚竹简，内容为公元前134年西汉的《元光元年历谱》，以10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最完整的历谱。其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自宋代以来的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