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事不密、失固宜哉—郑厉公被逐和郑昭公复位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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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桓王二十年（前700年），为了摆脱宋国的无休止勒索和控制，郑厉公于是主动和鲁国交好，邀请鲁桓公在武父会面、结盟，并商议共同抵制宋国压榨之事；鲁桓公同意了郑厉公的请求（由于结盟条件过高的原因，鲁国这个时候也和宋国闹翻了）。

周桓王二十一年（前699年）二月，囿于宋国的索取、敲诈愈发频繁无度，郑厉公在忍无可忍之下，主动出兵攻打宋国，并成功请到纪国、鲁国派兵协助。而宋庄公在大肆感叹‘帮助了个白眼狼’的同时，也愤然发兵与郑军交锋，同时邀请齐国、卫国、燕国军队助战。

这一次，郑厉公大发神威(郑厉公本来就武勇过人，繻葛之战时的表现就是证据），率郑、纪、鲁三国之军大败宋、齐、卫、燕四国联军，取得了对宋国首战的大胜。从此后，郑国再也不向宋国提供财帛、贡聘之物，双方的‘兄弟之盟’彻底破裂。

虽然击败了宋国为首的联军，但郑厉公还是怕宋庄公会在恼羞成怒之下前来报复，于是在战后继续与鲁国紧密联络、搞好关系，以待将来再度与宋国作战时能够得到鲁国的援助。在这以后、两年之内，郑厉公不但屡次派人前往鲁国修好重盟，还亲自到曹国和鲁桓公再度会面，以维护郑、鲁联盟的顺利延续。

但宋庄公可不管什么郑鲁联盟，再说宋国也不怕区区一个鲁国的干涉；就在郑厉公与鲁桓公在曹国会面的这一年，也即周桓王二十二年（前698年）十二月，宋庄公纠集宋、齐、蔡、卫、陈五国联军伐郑，将郑厉公亲率的郑军打得大败而归，还趁势攻入郑国境内，焚烧了郑国都城新郑的渠门，新郑城一度告破，连郑国的太庙都被五国联军所占据。郑厉公只得退出新郑、率军拼死抵抗，不过也无济于事，郑国东鄙的牛首随即被联军所占领；郑国，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

但因为深入郑国境内太远、且后勤粮秣有供应不上的迹象，所以宋军（以及联军）最后还是从新郑撤军回国；但为了泄愤，宋庄公命宋军在撤退之前，将郑国太庙正殿上的房梁椽子都取下来、运回国，当做修整宋都商丘城门（卢门）的材料，以此显示对郑国的惩罚和责问（郑厉公这下可丢大脸了）。

在郑厉公和宋国翻脸并相互交兵的这几年，身为郑国正卿的祭足虽然没有刻意出面反对或者暗地里掣肘国君的战争行动，但多多少少有些‘不合作’的态度（祭足始终不愿意尊奉郑厉公为国君，而是心怀流亡在外的郑昭公），这就让已经成为郑国国君的郑厉公对其愈发不满、深切怀疑。

并且，祭足在担任正卿的这四年里，依旧牢牢地掌握着郑国朝堂上相当大一部分权力，对郑国的朝政始终具有左右决定权。因此，在郑厉公看来，祭足这就是‘专擅大权、欲图乱政’，对自己的国君之位充满了威胁。

在败于宋国为主的联军、连新郑太庙的椽子都被宋国抢回去修建商丘城门后，郑厉公在国内的威信和正统的国君地位受到了郑国朝野的极大质疑，贵族和国人们都开始怀疑他是否还有资格继续呆在国君的位置上。

而这些质疑郑厉公的声音，在郑厉公的暗自揣度中，认定了一定是祭足在背后的指使，才有如此不利的舆论，其目的就是推翻自己，再接回在外流亡的兄长（郑昭公），使其重登国君之位。

在极度的不安全感和怀疑猜忌之下，郑厉公对祭足的提防和戒心日甚一日；为了彻底消除隐患，郑厉公深思之后，决心除掉祭足，以稳固自身的统治和来之不易的郑国君位。

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五月初，郑厉公与自己的亲信、祭仲的女婿雍纠密谋，准备让雍纠借宴请祭足的机会，将其杀死（雍纠，是郑厉公生母雍姞的娘家后辈、宋国雍氏子弟，很可能和郑厉公是表亲关系）；雍纠当即尊奉君命，开始筹备诛杀岳父，协助国君取得对朝政的掌握（雍纠极可能与祭足的关系之前就很恶劣，因此正好借助国君的名义，设计将岳父铲除）。

雍纠准备诛杀岳父的计划，原本非常绝密，外人不得而知；但雍纠与自己的妻子、祭足之女雍姬的感情非常好，担心将来在杀祭足的时候，会牵连到妻子；于是雍纠隐晦的对雍姬发出了提醒，说是最近可能要请岳父在郊外饮宴，要她这段时间与父亲祭足来往少一点，以免耽误岳父的日程安排，并延误了国家大事。

雍姬很是聪明，听丈夫这么一说，又联想到近年来国君与父亲之间紧张的现状，以及国君和丈夫雍纠的不寻常关系，立即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也许大变就在眼前。但一边是丈夫、一边是父亲，都是和自己关系最紧密的亲人，如何抉择，雍姬实在无法做出决定。

于是，雍姬偷偷地去见自己母亲——祭足的妻子，对她询问说：

“父亲与丈夫，相比之下，哪一个和我更亲近呢？”

雍姬之母也判断出女儿话里有话，立即断然回答：

“天下的任何男子，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可是父亲却只有一个，这怎么能够相比呢！”（《左传——桓公十五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这句话，也是如今的成语——“人尽可夫”的出处；不过，和现在人们对其理解相比，这个成语本来的意思、与大家如今的熟知默认度，两者之间已经相去极远了。

得到了母亲肯定的答复后，雍姬心中再无牵绊，于是立即向父亲祭足告发了丈夫雍纠：“雍纠他要宴请您，却不在自己家里，而非要到郊外的偏僻之地去设宴，我对这件事很是怀疑，所以不敢不告诉您。”

虽然雍姬的话也说得很隐晦，但祭足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祭足提防郑厉公的发难下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于是，祭当即先下手为强，第一时间就出动私兵将女婿雍纠杀死在新郑的大街上，还把他的尸体放在郑国贵族周氏的池塘边，陈尸示众（以此向郑厉公警告、示威）。

本来准备与亲信密谋诛杀‘权臣’，可这个亲信却谋事不密，反而被权臣一举拿下，郑厉公实在是拿祭足没有办法，而且新郑的国人们如今也不大可能站在自己一方（都是被宋国的抢房梁举动给闹的）。于是，无计可施又惊慌失措的郑厉公只得带着少数侍从亲信，并将雍纠的尸体也收敛了（还算有义气），于五月底驾车逃离了国都新郑，往郑国边鄙之地逃亡、避祸。

但流亡中的郑厉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被祭足所驱逐，又没地方撒气，只得恨恨地对着雍纠的尸体斥责说：

“如此隐秘重大的事情，却偏偏要和妇女去商量，真是死得活该！”

郑厉公出逃后，辗转流亡到郑国的别都边邑——栎地（河南禹州），投靠了栎邑大夫单伯，得以暂居于栎地。而驱逐了郑厉公后的祭足，终于得展心愿，立即派人前往卫国迎接已经流亡的四年之久的前任国君——郑昭公。

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六月二十二，在祭足的大力支持下，郑昭公从卫国回到郑国，再登郑伯之位。

郑厉公被驱逐到栎地后，原本准备就此低调做人、在栎地安身；但郑昭公复位之后，栎邑大夫单伯却动了别样心思，想要挟持软禁（或者干脆诛杀）郑厉公，以此向郑昭公邀功。得到单伯将要不利于自己消息后的郑厉公大怒，随即在支持自己的栎邑国人帮助下（郑厉公好歹还当过国君，现在也没有正式退位，在郑国多少还是有一些支持者的），于当年秋天设计杀死了反水的栎邑大夫单伯，全面控制了栎地，将这里作为自己东山再起的大本营。

诸侯们（主要是齐、宋、卫、陈等国）得知郑厉公被赶下台、又逃到偏远的栎地存身的消息后，本着‘踩痛脚、按下风’的心思，于是组成联军，联合讨伐自认为已经是‘丧家犬’的郑厉公，同时也对复位的郑昭公示好。

但出乎意料的是，联军居然没打下栎地，还被明显处于劣势的郑厉公给痛击了一顿，不得不扫兴撤军（这就看出郑厉公确实是武勇过人了，这么困难不利的局面下，还能维持最基本的自保场面）；郑厉公也由此在栎地站稳了脚。

出征栎地不胜后，其他诸侯倒是没有是什么后续动作，但一向行事不拘常理的宋庄公却再次反其道而行之——居然给被自己斥为‘白眼狼’、且早已翻脸的郑厉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兵力支持，以供其自守栎地，与回到新郑的兄长郑昭公相抗衡。

宋庄公此举，并不是大发善心，而是意在让郑国两君并立、造成内讧不断，从而牵制郑昭公的精力、消耗郑国的国力，让郑国没有多余的力量和宋国再相争斗。这是典型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之谋。

也正如宋庄公所预料的那样，复位后的郑昭公因为忌惮在栎地蛰伏的弟弟郑厉公，所以不敢将打击目标转向国外，只能和郑厉公彼此对峙、僵持，至死都没能恢复先君郑庄公时期的霸业）。而宋庄公‘不计前嫌’支持郑厉公据城自保的举动，也生动地体现了‘不论敌友成败、只论得失利益’的实用主义原则。

而诛杀了（前）女婿雍纠之后，祭足是如何安排女儿雍姬（其实这个时候不能再叫雍姬了，因为雍纠已经被杀）的未来生活、是否会给她再选择一门新的婚事，这些史书中都没有记载，本文也不对此加以深究，就是说————管不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六月，在祭足的大力协助下，流亡卫国四年之久的郑昭公得以回归国内，重登郑伯之位；而他的弟弟、前任郑伯——郑厉公则在祭足的逼迫下、仓惶逃离新郑，辗转流亡至郑国边邑栎地，依靠着宋国的援助，在此安身。郑昭公、郑厉公兄弟，就这样在国内彼此据城对峙、谁也奈何不了谁。

郑昭公当初为郑国太子时，就与郑国大夫高渠弥不和，当年郑庄公准备启用高渠弥为郑国卿士，还曾遭到过太子忽（郑昭公）的反对和阻挠；虽然郑庄公力排众议、还是任命高渠弥为卿士，但太子忽与高渠弥之间的嫌隙、矛盾已经不可扭转。

后来，在“繻葛之战”中，太子忽奉命率郑右军与王师交战，而高渠弥则向郑庄公献‘鱼丽阵’之计，并随郑庄公的中军出战，各自都建立了大功；可太子忽始终看高渠弥不顺眼（也有争功、护权的意思在内），两个人的关系愈发恶劣。

周桓王二十年（前701年）五月初七，郑庄公薨逝于新郑；在正卿大夫祭足的拥立下，太子忽顺利继任郑伯，即郑昭公。出于对高渠弥的厌恶，郑昭公继位之后，就想寻找机会，将高渠弥的卿士身份给削除、并赶出郑国；如果可能的话，将其直接诛杀那就更好了。

可郑昭公还没来得及对高渠弥动手，他自己的麻烦就先来了————因为心怀叵测的宋庄公积极出面干涉、操控，郑国正卿祭足、郑庄公次子公子突都被先后‘诓骗’至宋国；祭足在迫不得已之下，只得听从宋庄公的指派，改立（宋国外孙）公子突为新任郑伯，然后由宋军保护着，从宋国返回郑国夺位。

郑昭公此时刚刚继位，立足未稳，又无强援，面对外国强有力的干涉和内部的权力纷争确实无力抗争，只得在公子突回国之前，于当年九月十三主动放弃国君之位，逃离新郑，投奔与自己交好的卫国国君卫宣公，以避灾祸。

这个时候，距离郑昭公继承郑伯之位时，才过去了不到五个月；因此，郑昭公还来不及向一贯与自己不和的高渠弥发难；而高渠弥在郑国的内讧中大难不死、阴差阳错之下居然躲过一劫，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公子突回国后得以顺利继位，即郑厉公；而高渠弥与郑厉公之间，可从没有过节和仇怨，因此，在郑厉公成为新任郑伯后，高渠弥的卿士地位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还成为了郑厉公的得力臣子之一，继续辅佐国君执掌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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