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西晋-西晋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

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

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66），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

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

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

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

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

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

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

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

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

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

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

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

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

《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

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

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

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

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

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

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

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

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

《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

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

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

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

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

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

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

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

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

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

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

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

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

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

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

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

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

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

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

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

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

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

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