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身负“奸贼骂名”，却做出过一个重要决定，至今流传后世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定鼎天下，都以边疆之事作为首要政事。秦汉之际便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秦皇修长城、充兵力、扩边塞，还是到了汉朝时期卫、霍远征漠北草原，无一不彰显着边疆问题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民族之间的斗争绝非朝夕可平，直到后世封建社会末期，争斗一直有所延续。

尤其是在中原政权霍乱期间，边疆少数民族势力更是趁火打劫。知名的三国时期，北方政权为曹操挟汉而立的魏国，除去面对南方蜀、吴的斗争，还要防备来自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少数民族乘机作乱。

否则处于边疆的平民百姓不单受到骚扰、民不聊生，稍有不慎便会导致防线失守而造成的崩溃，威胁到中原政权的稳定。曹操睿智一世，却身负“奸贼骂名”，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举措，流传后世，直到现在我们都感谢他。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历史渊源传承悠久，少数民族的存在自史载之初便存在了。当时中原政权以礼仪之邦为美，将各个少数民族大致冠以北狄、南蛮、西戎、东夷四大类，另外还有更多的少数民族或依附于中原政权，或独立自主一方与中原政权妥协，但能够与中原政权相抗衡的却是屈指可数的。

最为耳熟能详的少数民族无异于是“匈奴”了，当然这个名称只是古人对其蛮夷的行径冠以的蔑称。但匈奴族群的势力是绝不容小觑的，自先秦时期便一直威胁中原内地势力。

匈奴人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他们披发左衽，逐水草而居、以狩猎、游牧及畜牧为生、以天为穹庐、地为宝盖、善骑射、好战阵，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宗法礼教上都与中华民族有着天壤之别。

直到汉武帝时期，大汉国力日渐鼎盛，便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将领，主动攻伐匈奴，将统一的匈奴部众打的支离破碎，分为南北匈奴两个部族。

但生命力犹如春草一般旺盛的匈奴依旧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依然是威胁汉帝国的北方隐患，直到汉朝后期一直与匈奴是战是和。可作为中原政权的汉室也逐渐衰微了，再也无力腾出手去教训匈奴了，反而引起了边疆危机，造成了以匈奴为首的少数民族的趁火打劫的局面。

北方地区一直以来作为中原政权的立身之本，也是抗击游牧民族侵略的重要前线。东汉末年三国分立，曹操击败袁绍之后一举成为北方之霸主，不仅要考虑到南方东吴、西蜀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的频繁不休的入侵。

所以在整顿朝政上下之后，曹操深知逢此乱世之局，对待边疆更是要慎之又慎，否则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像导火索一般，引发诸多问题。

所以针对乌桓部族长久以来的为祸多端，时常侵扰北方州郡、杀略吏民、抢夺放火，更为重要的是在大敌袁绍死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又投奔了乌桓，曹操直接派兵征缴，经白狼山一役剿灭乌桓部众。

军事只不过是政治的外延，征伐胜利之后，曹操定然要考虑到后续的部族安排问题，于是下令将乌桓俘虏去10余万户的汉人和幽州、并州的乌桓万余部族迁入内地，促进乌桓人同汉民族族逐渐融合，以此消除了后续隐患。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举行盛大的朝会，并宣告天下，当时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前来朝贺，曹操将其扣留在了邺城，并借机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极大程度上的分化了他们的势力。

分化打击、包容并蓄

可是匈奴人毕竟同为一个部族，有着相同的文化习俗与情感认知，也正是出于这一点的考量，曹魏的一些谋臣建议以汉人为官任前往匈奴地进行辖制管理，这同样也是汉朝以往的前车之鉴。

可曹操没有多考虑，便将这个策略否定了。以往汉官治理匈奴人常因地域习俗文化不同，不仅在地方管理上有着颇大的阻力，还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造成己方与匈奴的摩擦，那么之前所作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曹操深知民生事大也，对于匈奴人来说更是如此，仅凭政治上的分化独木难支，于是下令允许匈奴底层部众加入汉朝为国民，同时许诺下各种福利政策，这一政策使得本就人口繁衍稀少的匈奴人数下降不少。而且草原生活的艰苦的确是不为人道，游牧民族更是向往中原文化久矣，自此匈奴在曹魏时期都未曾翻起过大浪。

曹操当之无愧的是一个引领时代的英雄人物，为曹魏的后续几十年安定做出的显著的贡献，以及推进了延续后世的统一的多民族融合，正是功盖当世、德泽后人，所以至今人们对此政策怀有感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