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的南瓜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1966年，“文革”早期的事情。

那是一个暮秋季节，夜幕初垂，空中不见星星也没有月亮，村人刚吃罢晚饭的时候。

一座北方的农家小院里，一盏摇弋不定的昏黄的马灯悬挂在院内晾晒衣物的一根细细的长长的铁丝上，影影绰绰中，一长条石凳上挤坐着低垂着脑袋的三个懵懂的孩童，周边散站着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的村民，高高的正房屋檐下，一个威严的胖胖的黑紫堂脸色的壮年汉子坐着木凳在训话……

这一幕，曾经成为我童年时挥之不去的一段梦靥，因为这低垂着脑袋的三个孩童中靠左侧的这位就是我。

那年我9岁。

霜降过后，秋收已近尾声，花儿谢了，叶儿也落了，乡野里开始荒凉，我所在的山西左权县家乡山区刚刚收获完核桃不久，接下来就是农闲搞副业的时机。当地的副业很多，譬如可以上山刨药材，捋连翘，割荆条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荆条，马鞭草科落叶灌木，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常生于山地阳坡上。荆条可以用来编筐编篓，作为广泛使用的盛具，是农村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必备之物。家家都有人会编它。荆条在这个季节采割最为适宜。太嫩太老都不堪使用。

这天吃过午饭，小明、五旦，还有我，三个要好的小伙伴带着镰刀、绳子就相邀出发了。说好要去割荆条。其实本意是想着借机到野外去撒丫子畅玩一下。

太阳已经偏西，我们漫无目的打打闹闹迎着太阳走，沿路都是柴草棵子，地堰边边角角偶尔有挂着酸枣的枝子，我们就去采摘快风干了的酸枣，也不顾上边有无尘土，在手里磋磨一下就塞进了贪婪的嘴里。觉得这是世界上再好吃不过的东西了。遇到偶尔窜出的野兔，就去大呼小叫尾随追逐，明知道我们没有兔子的腿快，但也企图有所斩获。

心理愉悦时间就快路途就短，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两里开外的一个叫作前庄的自然山村边。说是村，其实与我们是一个大队，共一个村支部。一个放驴的孩童在路边看护着他的驴。我们认识他，是一个名叫瑞峰的男娃。不知是先天性还是意外事故，瑞峰一条胳膊小臂残缺，更没有手，活像一截秃了的木棍。

“秃圪朵。”小明脱口而出。

“你妈×！”受到侮辱，瑞峰反击很快。报之以女性生理的一个辱词。

“秃圪朵”是当地的土话，指没有小臂或没有手的意思，用在这里属于歧视性语言。

瑞峰囿于自身的缺陷，平时没少受人歧视、嘲笑，因此变得性格乖戾，异常叛逆，不大讨人喜欢。早就看他不顺眼，于是我们依仗人多势众，与其对骂起来。但属于文明掐架，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那类，并无肢体动作。

素不知，我们是在给自己“刨坑”，同时又培养了一位告密者，这给我们日后的“磨难”埋下了重大隐患。早知如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去主动招惹他。

两边在对骂声中离去。

我们进入了一条南北向的山沟里。

这是当地的一条丰产沟。沟里遍布各种果树，有核桃树、柿树、枣树，还有分布在沟两边坡上的层层梯田。仰望枝头上高悬着的零星的柿子，我们喉结蠕动，口舌生津，想摘来解馋又没有巨臂，只有望梅止渴。大多的植物已经没有了早先的郁郁葱葱，眼中呈现出一派萧杀气象。直到此时，我们还是两手空空，手里没有采割到一根荆条。

爬上一条阳坡，我们眼前不由得一亮，阳光照耀下，耀眼的南瓜映入眼帘。南瓜尚未采摘，呈浑圆状，大而且多，通体发出金黄色的光，布满了这片山坡。我兀自走在前边，心里还在嘀咕：这么多南瓜，咋还没人收呢？突然闻听后边山坡上发来“咕噜咕噜”的声音，紧接着“嘭”的一声响，回头一看，一个偌大的南瓜在半山坡下高高炸起，须臾又来一个。随之传来小明、五旦的笑声。他俩配合密切，一个手持镰刀负责砍断瓜蔓，一个就抱起南瓜高高举起朝坡下扔，坡约15度，平滑，坡上有石头隆起，南瓜遇到石头，就发出“嘭”的声响，瓜体裂开并在高空溅起，从高处观看就成为一道异样的“风景”。这可是南瓜啊，吃的东西，又不是篮球。我潜意识里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但很快意识模糊，觉得好玩，于是照方抓药，挥舞镰刀砍断一条瓜蔓，抱起一个大南瓜也朝坡下扔去，南瓜如我所愿蹦蹦跳跳朝坡下跑去，也是“嘭”的一声炸开，有时还会一蹦老高，如同篮球，我也体验到自己亲手“制造”的快乐。我们开始了比赛，你一个我一个，看谁的南瓜蹦的高、跑的远、稀的碎。从众心理，让我们变得很疯狂，根本不会去想这件事所带来的后果。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到底扔出多少南瓜，反正我们累了，精疲力尽了，才罢手。小明冲动性性格，鬼点子也多，此时尚意犹未尽，提出要给南瓜“施肥”，说是南瓜还可以长个。他用镰刀将南瓜细心切开一个口子，掏出里面的部分瓜瓤，拉了一泡，然后再照原样盖好盖子，我们嘻嘻哈哈离开了南瓜地。

我们忘性还挺大，似乎遗忘了这件事。过后谁也未再提起。

大约是三天后，村小学组织男生到山上捡拾干柴，供学生和老师冬天取暖用。天刚擦黑，我扛着一捆柴火刚迈到村边小河的搭石上，河边一位小名叫“三闺女”的小女生正在洗衣服，见状对我说：“你说你们可咋呀？你们祸害人家南瓜的事让人给告到大队了！”终于事发，我心一慌，腿一软，恍如世界末日来临一般，负重的身体差点歪进了河里。

告到大队会是啥结果来不及多想，但我惧怕我的老师知道。小学老师名叫张汉东，当时大约50岁左右的年纪，是位非常有教学水平的老师，我早年的文化底子就是在他手里打下的。虽是公办教师，但张老师却是私塾的做派，管教学生异常严厉，无论是学业还是做人。我们都很敬畏他。记得一次让我在黑板上演算算术，我一道题没有做对，“你这个东西！”张老师手起板落——一个用鞋刷权作黑板擦的硬板子狠狠敲下来，瞬间我的头顶上隆起一个长条形的大包。

匆匆将柴火送到学校，慌不择路回到了家里。不知情的母亲端来了晚饭犒劳我。我心慌不安地还未扒拉几口，就听大门外传来嘈杂声，并伴以呼叫：“小宪林呢？走走走，到大队部去！啊？糟蹋了人家一地南瓜，你还有脸在家吃饭？”原来是一个我尊称为锁江大爷的村医，也即小明的父亲。未及给我母亲说明白，他就一手扯着小明，一手拽过我，吵里巴火脚不沾地把我们拖到了村支书的院子里。这里早已严阵以待。出现了开篇的场景。

“说！你们谁先挑的头？”村支书喝问道。就是那位威严的壮年男人。

无人应声。

“说！”

死寂般的沉默。

“不说，来呀，民兵们，不说拿压杆压狗们！”村支书一句话，就将我们扫出了人类范畴，而我们一旦与“狗们”为伍，便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挤坐在我们中间的五旦双腿开始抖动，不可遏制地加大了幅度，似在筛糠。瞬间像一股电流传导给我和小明。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抖动起来......

五旦是村会计的儿子，我们仨年龄数他最大，但也最为胆小。自小谨小慎微，体虚懦弱，加上脸色有点发黄，村人平时都叫他“黄五旦”。

我心里也开始害怕起来。诸位有所不知，那是“文革”初期，法制已经开始不成为法制，村支书的话还真不是吓唬人，他真会这么干。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件是我们村有家婆媳闹矛盾，婆婆甚是泼辣厉害，村支书压服不住，愣是让民兵连长给五花大绑示众；还有一次，是一个名叫金开的外乡人来我们这偷玉米，发现后被民兵们上背烤一根绳子就高悬在了大队部的房梁上，金开受痛不过，杀猪般的叫声很是凄厉。于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阴影。压杆是啥样我可以想象得出，不外一根粗粗的大棒子，一头一人，加压在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会使人痛苦不堪。真实的压人场景我没见过，但我看过小说，里面有对“老虎凳”详尽的描述，应该属于同类刑法，生不如死，所感受到的痛苦滋味也差不多。“是小明开的头。”重压之下，五旦心理防线崩溃，率先缴械投降。

我突然觉得五旦很可怜，轻而易举就成为了“叛徒”。而叛徒在小伙伴们眼中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他此后将如何与我们相处？

“小，是你带的头？”

“小”是当地父辈对儿子的昵称。当目光聚焦在小明身上时，村支书口气突然变得和善起来。

我知道，小明是村支书的本家堂侄，舐犊情深，他的突然低调源于血缘亲情。

小明不置可否。

沉默意味着默认。

傻子都看明白了，于是“案情”真相大白。村支书就此偃旗息鼓。

告密者不用说，当然是瑞峰。他亲眼目睹我们走进这条沟里。我们虽然知道他有涉嫌报复的成分，但毕竟属于正义之举。心里倒也不是十分恨他。

南瓜的瓜主是位名叫二小的村民。这是他唯一的自留地。那个年月生产队粮食不够吃，他家人口又多，南瓜可以瓜菜代。南瓜地是他全年的希望。我们可以猜想到，当他看到自己辛辛苦苦侍弄的果实被毁于一旦，场面狼藉时，估计连上吊的心思都有了。激愤之下，告状申冤就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冷静下来后，农民二小念我们年幼初犯，又是同村的乡里乡邻，低头不见抬头见，遂放弃了要我们赔偿的诉求。体现了他虽爱算计但不失纯朴的高风亮节。但在我们仨心里，宛如一场噩梦，留下了一生永难磨灭的黑色印记。

春夏秋冬，不觉已五十年矣。

熟知和了解我的人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物品到了手里，在别人那里或许已经用成“文物”，但到我这里延揽再久还会簇新如故。不仅自己不会损坏物品、浪费食物，即使见到他人对物品、食物有不恭行为，自己都会生出罪恶感。许是天性因素，但里边更不无南瓜情结。

离岗后，我不多事，不问事。单位主楼前的万人广场铺就赏心悦目的地砖，日日有车碾压，嘎啦嘎啦的声响让人闹心，地砖随之一块块裂开，时常补修。破裂的地砖在我眼中时常幻化为五十年前一块块稀碎的南瓜，不堪触目。于是我破例向保卫部门建议：条条大路通罗马，单位东西南北位置都有停车场，何苦非走这一段？新任保卫部长是位军转干部，从善如流，风行雷厉，很有执行力。封闭后，只走行人不走车，从此地砖完好无损，再未损害过一块。

我将这看作是半个世纪之后的南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