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二十六岁的王勃渡海看望在交趾郡任职的父亲。本来看望亲友是令人高兴的，但此时他的内心却是复杂的。
一方面看望在远离家乡的交趾任职的父亲，这对他和父亲的内心都是极大地安慰，这是令他欣喜的。
而另一方面，之前他因作《斗鸡檄》和擅杀官奴被朝廷惩戒，由于连坐制度，他的父亲才被贬到这帝国的最南端，远离故乡的湿瘴之地。
“辱亲可谓深矣”——他在得知父亲因自己被贬到交趾做县令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想到这里他必定是内疚的，对于王勃与父亲见面时发生的一切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这段时间是这位天才去世前的最后时光。
在看望罢父亲回程渡海时王勃不幸落水，后因惊悸而亡，时年二十六岁。
天妒英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王勃作品《滕王阁序》中笔者最喜欢的一句。
其背后所透出的大气与潇洒令人心驰神往。可惜这一切都终结在这个天才二十六岁的夏季。
对于王勃的一生，笔者想用其作品《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名句来形容：“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王勃的一生都可以用宦游两字来形容，其年少时因文采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可在青年时又因文采毁了自己的仕途，最终在看望父亲的返程中意外身亡。
我们再进一步大胆地猜测，其看望父亲的初衷除了亲情之外大概率还有仕途的因素。
故概括可言最后王勃意外身亡也是因为仕途的影响。王勃的一生都在为了仕途奔波，可真正被称为宦游人。
王勃的经历不是个例，在古代有着许多文人一生都在为了仕途而四处游荡，悲惨可惜程度甚于王勃者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宦游的定义，今天的解释有两种，一说为了自己的仕途四处奔走，一说是做官时被贬谪到边远之地。
古往今来，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大都与宦游二字相关联，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宦游文化。
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古代文人作品背后所透出那一点欣喜或悲哀。
一、宦游文化出现的社会基础
1、独特的思想环境为宦游文化的出现打下了政治基础
中国在汉代以后的主体思想为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思想，其对读书人的要求有着惊人地一致——天下为公。
儒家思想中有经时济世、格物致知的观点，要求人要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将自己的才识发挥在救济世间万物上，通过不断地学习来获得新的体会。
道家思想中有“清虚自守，齐物而侍”的观点，其主张人通过与自然的万物接触，提升自己，进而到达更深的境界。两种思想相杂糅，共同组成了古代的基层思想土壤。
所不同的是，对于宦游一词，儒家更偏向于“宦”字，儒家对于读书人的要求是较为功利性的。
其要求读书人必须在庙堂之上发挥自身的作用，唯有高耸的庙堂才可以达成读书人平天下的最高理想。
而道家则更偏向于“游”字，无论是魏晋之前的黄老学说为主体的道家，还是魏晋之时新兴的极具玄幻色彩的道家。
其对于读书人的建议大都为通过与大自然的接触来提升自己，进而反馈给自然自身的影响。
儒家与道家思想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大学》中所记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理想目标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准则。
而治国与平天下的理念就要求读书人积极参与在政治事务之中，读书人为了自身的仕途就必须四处奔走，长此以往，独特的宦游文化就形成了。
2、保守的国家性格为宦游文化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
前文提到中国古代的思想环境对于读书人的要求为宦游文化的出现打下了政治基础，倘若读书人在古代中国只是一个小群体，那宦游文化必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但我们从历史中可以了解到，古代中国的最强势力就是文人集团，他们左右了当世的国家政策，决定了前世的历史评价，影响了后世的国家发展，令所有顶层统治者都感到畏惧。
文人集团的强势得益于中国古代的国家性格多为保守的，虽有汉唐这样的开拓王朝，但多数却是宋明清这样的保守王朝。
虽有诗人感叹：“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但大多数人的选择仍是通过读书来实现自身的理想，而不是参军建功立业。
保守的国家性格促进了文人集团的成长，而后者的壮大又使国家性格更趋于保守。最终，古代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文人，这为宦游文化提供了人这一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二、宦游文化中大量出现悲哀之情分析
我们仔细查阅那些关于宦游的史料，无论是具体的记载，还是那浩如烟海的诗词文赋。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屈原到唐代的刘禹锡、柳宗元，再到北宋的范仲淹，其所描写的宦游之情大都为悲哀与思念。
既有刘禹锡“二十三年弃置身”的对于贬谪的感慨，也有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对于未建功立业且对于家人长久不能相见的无奈与思念。
“悲”字仿佛成为了宦游的主题。除去人在悲伤时会情感迸发，灵感充沛等客观因素，大量的作品都充斥着这种哀伤之情定有其缘由。
1、传统的家国观念使宦游蒙上了一层哀伤之纱
中华传统的家国观念中除去对于国的忠诚之外还有对于家庭责任的要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的这句诗说出了许多宦游之人的心声。
宦游在唐代之后大都指的是为了仕途的前程，文人离开家乡去外地官员手下作幕僚，或离开定居地去外地担任官职。
文人们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必须要在仕途上有所进展，而为了在仕途上有所进展又不得不成为宦游之人，这时他们在他乡就成为了异乡人。
在异乡做异乡人时难免会遭遇挫折与困苦，这时，宦游之人心中的悲哀就更加浓郁，对于家中妻儿与父母的思念就更加强烈。
除了对于家人的思念之外，中国传统的安土重迁的观念也让故乡成为了一个桎梏折磨着宦游之人。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这段《汉书》中的记载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感情。
宦游人离开了生养自己的故乡，这不仅不符合道德观念中对于安土重迁的要求，更违背了自己内心的情感。
思亲与思乡是宦游之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它们在宦游之人宦游之始就为其蒙上了一层悲哀的阴影。
2、地域上的不便让宦游活动难以圆满结束
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古代之人对于家乡的执着究其根本是因为技术的进步拉低了空间上的距离感。
从中国的最北端到最南端，即使乘坐速度较慢的火车也可以在一周之内到达。对于古代典籍中所记述的长达数月之久的旅途当今之人不可能理解。
在古代，人口较之于今天很少，对于地区的开发很不完善。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交通的开发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故当时的官员若被贬到边远之地，赴任之行就可能达数月之久，再加上古代医疗卫生条件的简陋与地区差异造成的水土不服，宦游之人的寿命大都不太长久。
柳宗元的一生就是在贬谪中度过的，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作为革新派遭到了打压，其后半生就在数次贬谪中消耗。
从京城长安到偏远的永州，再回到长安，最后再到更为偏远的柳州。
对于今人来讲可能就是几天的路程，在古代无异于一条不归之路。其最后去世在柳州，寿命不到五十岁。
但柳宗元是无数宦游之人中最为幸运的一批，他参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施，在失败之后亦能有再起之势，虽最终失败，但也算圆满。
无数的宦游人在宦游之初就遭遇了不测，有的甚至于客死他乡而家中人不为所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再读李白这句诗时笔者理解了当时李白的心情。
每一次宦游之旅都有可能是一条不归路，每一次离别都可能是永别。空间上的不便让宦游难以拥有圆满的结局，这也使无数宦游之人黯然神伤。
总结
在独特的社会思想文化和保守的国家或民族性格等客观因素的催化下，文人们想在仕途上有所进展就不得不远离家乡进行政治活动，最终形成了宦游文化。
而在安土重迁的文化基础与古代地域不便性的双重影响下，这种文化更多地带有着悲哀的感情色彩。
参考文献：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宦游的文化情结》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历史迷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历史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