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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一天，一位“教书先生”在去江西瑞金的路上，接近敌人严密的封锁线时，情急下用石头敲下了自己四颗门牙。
顿时，他的嘴血流不止，疼痛难忍。
次日，他变成一个面部肿胀、蓬头垢面的乞丐，得以顺利混过了敌人的盘查。
翻过重重关卡，他来到江西瑞金的沙洲坝，将一份绝密情报交给了周恩来。
这位送情报的“乞丐”，名叫项与年。
而他送来的情报，就是老蒋的“铁桶计划”。
敌军企图用150万部队，以瑞金为中心，一举围剿红军主力。
项与年付出巨大代价送来的情报，让红军主力及时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而与危险的情报工作相比，项与年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更为曲折传奇。
项与年，1894年出生在福建连城县，长大后与童养媳王村玉结了婚。
儿子项南出生后，项与年就到外面闯世界，当过学徒，做过生意，还入了党，过了好多年才回一趟家。
妻子问项与年在外多年做什么，项与年说做的是比生意还重要的事。
“什么事比做生意还重要？”王村玉疑惑地问。
项与年告诉妻子：“就是要让所有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事。”
王村玉说：“那就是红军做的事呀！”
项与年赶紧捂住妻子的嘴巴，小声说：“不要跟任何人说，否则会掉脑袋的。”
后来，在女儿满周岁的时候，项与年一家人离开福建，来到上海安了家。
他们在上海的“家”，其实是个秘密联络点，常常有许多人来，大人说话时就叫项南在门外看着。
项与年在外把名字改成梁明德，来到他家的人总是叫他“老梁”。儿子项南听到后，好奇的发问，结果让母亲阻止了。
项与年看见孩子长大了，留在身边不方便工作，就把项南送去了南京读书。
1934年某天，项与年告诉王村玉要出门做生意，王村玉也不多问，默默地为丈夫收拾行李，送他出门，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项与年离家后，到隐蔽战线上跟着莫雄工作，冒死将“铁桶围剿”计划的情报送到江西瑞金。
接着，他继续坚守在地下隐蔽战线上，到过香港、西安、延安等地，一直没有机会回家。
敌人在实施“铁桶围剿”的计划时，项与年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暴露了。
抓不到项与年，敌人就逮捕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项南周末从南京回到家后，到处都找不到母亲和妹妹。
在恐惧与无助之下，项南只能回到了学校，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养活自己。
王村玉被抓后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农村妇女，什么都不知道。她在监狱能吃苦，但是女儿生了病，病情日渐加重。
半年后，敌人见从她这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就释放了她们。
项南得到母亲出狱的消息后，赶紧跑回家。
此时，王村玉已经做了回老家的决定，她和一双儿女依依不舍地到照相馆拍了张留影，交待儿子照顾好自己，就带着女儿回了福建老家。
在老家，女儿的病加重又得不到治疗，小小年纪就不幸夭折。
王村玉深受打击，再加上项与年的身份暴露之后常有特务找上门来，老家也待不下去了。
为了躲避敌人，她离开了老家，不知所踪。
就这样，项与年一家人都失去了联系。
抗战爆发后，项南积极参与组织抗日工作，后改名为项德崇，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项与年父子俩失散之后承受的不只是牵挂，还有心理压力。
当组织审查干部时，他们都说不出家里人的情况，自然容易被人怀疑。
1952年，项与年写信给在安徽省委工作的老战友曾希圣，说隐约打听到儿子在安徽青年团工作，托他帮找找儿子。
巧的是，曾希圣把寻找项与年儿子的事交给了项南，忙碌中只说要帮姓梁的老战友找儿子，让他找找单位里姓梁的干部。
项南找了很久，有不少姓梁的干部，但都没找到对得上号的人。
曾希圣来问项南找人的事，提到了老梁当年的住址。
项南一听，便说自己也在那里住过。
曾希圣听项南说到了当年在上海的住址，猜到他是地下工作者的后代，便更加仔细地询问。
项南小时候，对大人的事也不太清楚，也没有说出什么消息。
曾希圣又问他：“你父亲都和什么样的人来往？”
项南只记得，当年家中来的“表叔”很多，其中有个胡子叔叔带自己去过大世界。
这一说，曾希圣想起来了，自己当年在上海就住在梁明德家中，还带着老梁的儿子出去玩过。
随着谈话的深入，曾希圣已经猜到了项南的身份，但还是想确认一下，就试探着说：“你仔细看看，我像谁？”
“你是胡子叔叔！”项南端详片刻，认出了曾希圣。
“啊，找到了，原来你就是老梁要找的儿子呀！”曾希圣激动得喊起来。
项家这对父子，在失散了15年后，终于联系上了。
1953年，父子俩终于见上了面。
而项南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放弃过寻找母亲，但都毫无音讯。
直到有一年，项南无意间在一份寻亲的名册上看到了母亲的名字。
根据登记表上的信息，他找到闽西大山里，将贫病交加的母亲接回来。
战争让无数个家庭破碎，庆幸的是项与年一家，终于在和平年代重聚，他们是幸福的。
像项与年这样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很多，他们的事迹往往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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