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15日报道（文/王自强)“我们不是收集档案的人，而是抢救宝藏的人。”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抢救《新德意志报》存档报纸的哈拉尔德·瓦霍维茨说。
1994年，《新德意志报》与德国铁路公司发生地产纠纷，被迫搬出编辑部大楼。创刊以来的存档报纸无处安放，面临销毁。彼时，柏林-勃兰登堡教育协会伸出援手，抢救了这批材料并保管至今。
如今，瓦霍维茨已是该协会负责人，同时管理着隶属协会的柏林当代史档案馆。他没有想到，近30年前的窘境再次出现。曾经的救援者，现在亟须他人救援。
更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次，救援者来自中国。
所藏史料“无与伦比”
进入柏林东部马察恩-黑勒斯多夫区普雷姆尼策街12号，迎面是三栋U形排列的楼房：灰色墙体、褐色门窗，建于两德即将统一之际，原本是一家纺织厂厂房。两德统一后，东德的货币和工业体系被抛弃，其中一栋二层楼至今还未完工——也不需要完工了。
在瓦霍维茨的带领下，记者穿过昏暗的长廊，来到一扇金属门前。瓦霍维茨指着门上的挂钟会心一笑：“东德的产品，到现在还基本准时。”
门后是早已不对公众开放的柏林当代史档案馆。没有暖气，没有窗户，靠电灯照明。在这个700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排排2米多高的开放档案架收纳了2.9万个档案夹和5100个文件盒。
这批史料以东西德媒体从二战后至两德统一近50年的报道为主，总计2750万篇文章，这些文章以剪报的形式留存，归纳为经济、福利政策、艺术和军事等主题，并按出版时间排序，一目了然。
瓦霍维茨说，馆藏的两德史料“在全德国也是无与伦比的”，远超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000万篇、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350万篇。
除德国当代史料外，档案馆还有其他数百种珍贵收藏，包括大量年代久远的新闻图片、时事漫画、政治和文学期刊，跨越帝制时代与当代。在档案架之间穿行，如同扎进德国历史的河流。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期刊《自治》全辑。该期刊创刊于1886年，宣扬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领袖克鲁泡特金的观点，翌年即遭取缔，依据正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者镇压法》。此后，这部德语期刊只在伦敦发行，1893年停刊。
——《世界舞台》，一部1905年创刊的资产阶级左派政治期刊。1933年纳粹上台，编辑部流亡海外，1946年才重回苏占区，此时距离东西德分别建立政权还有3年。档案馆里收藏着该刊从创刊至1933年、从1946年至1983年的合辑。
——《观察家画报》则可被视为“第三帝国”的历史档案。这是一份由纳粹党管理的周报，发行于1926年至1945年。该刊物充斥着大量战争和种族主义宣传画，记录了德国不堪回首的黑暗过往……
海量馆藏面临销毁
档案馆虽拥有海量馆藏，但直到2007年才成立。相比之下，档案背后的故事，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始。
1994年，《新德意志报》与德国铁路公司发生纠纷，被迫搬离位于柏林巴黎公社大街的总编辑部。《新德意志报》创刊于1946年，曾是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的机关报。搬迁在即，创刊至1992年的报纸存档无法处理，面临销毁。
此时的统一社会党已经改组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它请求柏林-勃兰登堡教育协会协助接收档案，后者毅然应允——协会原本的宗旨是促进反法西斯教育。此后，协会陆续接收了各方捐赠，如《每日镜报》1946年至1992年合辑、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东德高层智库)资料，以及大量私人收藏等，并成立档案馆供公众阅览。
谈到往事，身为协会创始人之一的瓦霍维茨自豪地说：“我们不是收集档案的人，而是抢救宝藏的人。”
档案馆是非营利性质，曾得到政府和其他机构资助。档案馆接收的工作人员多为长期失业者和残障人士，每年约有四五百人在档案馆工作，协会已累计为约一万人提供过临时工作。自2013年开始，随着资助政策逐渐收紧直至完全取消，档案馆不断减员，管理和维护人手严重不足。目前，除负责人瓦霍维茨之外，仅剩3名员工。
另外，档案馆所在的建筑归柏林市所有，由区政府管理。2021年，区政府决定将该建筑转给柏林歌剧基金会使用，档案馆必须在今年5月31日之前腾退。档案如果无人接收，最终还是要销毁——相同的遭遇再次降临。
近两年来，瓦霍维茨就馆藏的归宿联系过德国联邦档案馆、波恩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和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但对方均因资金、人力或场地有限等原因表示爱莫能助。《每日镜报》《新德意志报》和《青年世界报》等德国媒体曾报道此事，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柏林-勃兰登堡教育协会和柏林当代史档案馆都将于今年彻底解散。瓦霍维茨30多年的努力，即将完全成为回忆，曾经的“抢救者”，“力气也已经快用尽”。
“我不想做毕生事业的掘墓人。”说出这句话，这位69岁的老人眼里泛起泪光。
“中国速度”抢救宝藏
瓦霍维茨未曾想到，去年的一个偶然，为档案的归宿带来一线希望。
2022年3月5日至6日，当代史档案馆借全国年度“档案馆日”的契机最后一次对公众开放。当时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工作的王娟女士出于个人兴趣前往参观，得知档案馆的困境。她与瓦霍维茨互留联系方式，保持邮件往来。
今年3月下旬，瓦霍维茨在经过一年的徒然努力后，开始销毁馆藏。了解到事态的紧迫性，王娟发朋友圈求援：“(……)如今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找到能够接收和安置这些资料的场所，所以只能无奈开始销毁工作。所以，我想问问能看到这条信息的媒体、文化、博物馆、图书馆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途径能够收留这些(哪怕是一部分)关于中国方方面面的德语新闻剪报。它们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历史记忆，一旦消失可能就会被永远遗忘(……)”
消息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传播。先是王娟的大学同学将其转发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湖南校友会微信群，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接力。
与此同时，王娟也通过孔子学院等的帮助，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取得了联系。
瓦霍维茨说，半个月内他就回复了300多封海内外中国人的电子邮件，咨询者对接收这批珍贵档案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我在德国一年都没有获得这么多关注。我想，这就是中国速度。德国这里总是强调没有钱、没有人力、没有空间，但中国人知道这是一批真正的宝藏！”
瓦霍维茨同样惊异于中国人的凝聚力。他说，联系他的不仅有高校和图书馆，还有企业和个人，有人从美国打来电话，还有人愿意提供自己的住宅来存放这些档案，让他从中感受到中国人的团结精神。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胡春春率先与之邮件沟通后，瓦霍维茨决定采纳建议，暂停销毁档案，并表示愿意向上外无偿捐赠所有馆藏。
胡春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充分肯定了这批档案的学术研究价值。他说，每种刊物、报纸和档案，都能支撑多部博士论文，“对于研究两德历史和中德关系历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将这批档案运回国内绝非易事。虽然瓦霍维茨愿意无偿捐赠，但档案的装箱和运输成本令人咋舌。据胡春春介绍，光是跨国海运，预计就需要300-350个欧标托盘，专业物流公司预估运输费用不会低于150万元人民币，而且中国国内物流等成本还没有计算在内。上外决定全力抢救这批资料，并专门立项，划拨启动资金。
截至记者发稿，胡春春已经请瓦霍维茨发档案清单供报关，请德国著名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罗梅君出具资料价值的学术鉴定，请柏林的物流公司马上开始打包。
胡春春对当前事态的发展表示欣慰：“虽然忙得晕头转向，但目前的结果还不错。”但他也强调，日后管理和使用档案，可能仍然需要社会关注和支持。
瓦霍维茨也期待尽快传来好消息，还希望自己能够再忙一把：“如果条件允许，我会去中国帮忙重新归纳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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