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胡服”——唐时期汉人“胡服”概念考_服饰_圆领_壁画

从以上使者所着服饰来看，其共同点在于：

其一，他们所着袍服皆为对襟，即两片衣襟在胸前相对，并且可以将领口部分翻开作翻领穿着；

其二，领口、袖口及两片衣襟相接的位置常常置有衣缘，常以异于服装底色的其他颜色布料存在；

其三，从服装下摆可以看出，左右两襟皆有这种异色衣缘，两侧衣缘且呈交叠状，或为左掩右，或为右掩左。

公元6～8世纪对应着我国的北朝后期至中唐，这一时期正是唐代汉人“胡服”概念的形成时期。

类似特征的服饰，还可见于其他胡人群体中，如与粟特人同为伊朗系统又与唐人关系密切的于阗人。

和田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唐时期的木板画，表明这种对襟饰缘的“胡服”曾存在于于阗地区。

随着于阗与唐交往的加深，及安史之乱后胡风的减弱，五代时期的壁画中已经可以看到身着汉式“袍”、“衫”的于阗国王形象了。

龟兹人亦同属伊朗语系统，也属于狭义上唐人概念中的“胡人”群体，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存有大量龟兹人物形象，同见大量与粟特服饰类似的对襟圆领、翻领饰缘“胡服”。

突厥人属于广义上的“胡人”，在狭义上又处在伊朗系统的“胡人”之外，而突厥人的服饰也正显示出了这种二元性特征。

2011年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苏木墓中出土了一些壁画，上面的突厥人形象衣着即呈现了汉化和胡化两种趋势。

从以上“胡人”群体的服饰看来，“胡人”群体所穿着的这种与汉式“袍”、“衫”相别的“胡服”大致有以下特征：其两襟相对，并接于胸前正中，同伴有异色花纹衣缘，其领口、袖口及衣襟相接位置也同有异色衣缘，这与前文提到的梁元帝所绘《职贡图》是相类的。

二、“胡服”与“汉服”的区别

虽外观同为圆领，但与流行开元、天宝年间的“时世装”“胡服”不同，北朝以来便流行于中原的汉式圆领“袍”、“衫”是两襟交叠的。典型的唐时期叠襟式圆领袍（衫），它没有在领口、袖口、两襟施以异色衣缘，而且相比前文的胡服，它左右两襟是完全相交叠的，且大部分都有“中缝”；其中有些还施有下“襕”，而被称为“襕袍”，一般也不作翻领穿法。

从神龙二年仪仗图与景云元年持戟仪卫图可以看出，唐军身着的正是这种两襟完全交叠的“袍”、“衫”。

此外，在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宫殿遗址壁画中，可以看到7世纪中叶身着各国服饰的使团像，其中包括了唐朝使团及以唐朝为主题独占整面北墙的壁画，这些人物不仅包括使者，还有唐高宗李治，他们身上穿着的正是初唐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式“袍”、“衫”。

唐代官方史料也将“胡服”与“（襕）袍、（襕）衫”作为两个独立的词语区别开来。因此在唐人眼中，“（襕）袍”与中唐以来的“胡服”是毫无关系的。

三、“胡服”流行时间问题

对唐时期圆领袍服“源于胡服”的误解来自于唐代“胡服”的流行，理清“胡服”流行的时间则是解决该问题最简明的方式。从唐人记载来看，“胡服”流行应在开元（713年～741年）、天宝（公元742年～756年）年间。

唐代衣冠之变的确始于初唐，但是这段时期主要是由遮蔽走向浅露。直到开元年间，基于初唐以来女性首服已达“浅露”的基础上，无所障蔽的“胡帽”才能流行起来。

正是在首服变迁至“胡帽”流行后，身服的变化也开始了。首先是在开元初年时女性偶有穿着曾专属于男性的身服、足服，男女的内外尊卑被打破。

也正是基于此，在服饰的性别、内外、尊卑界限被打破后的开元、天宝年间，胡服逐渐被男女竞相穿着，随后有了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

虽不能说之前并无此风，但从正史记载来看，至少证明在开元、天宝年间唐服饰存在一次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可能正是开元、天宝年间“胡风”的流行。

这点也可以同段“奚车，契丹塞外用之，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及《旧唐书·五行志》中“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佐证。

由此可见，唐代“胡服”的真正流行，应当与“胡帽”、“奚车”同步，即在开元、天宝年间，臻于天宝末年。

四、“汉服”胡化——唐时期“胡服”风尚

文化的传播常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故而受胡风影响的唐代袍服也应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早在南北朝晚期至隋，胡人饰异色衣缘的对襟式袍服就以其独特性与完全叠襟而无缘饰的汉式袍服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引起了汉地人群对胡人服饰的概念构想；

至唐代，胡风渐盛，从初唐至开元天宝年间随着胡风在唐的传播及两者的结合，来自胡服的翻领之风开始流行起来；开元天宝年间胡风的影响更盛，自神龙出现了一种具有小范围叠襟同时又具有胡服中间饰缘风格的袍服。

如前文所述，唐王朝的胡服之风盛行于开元、天宝年间。在神龙二年永泰公主墓中，已经可以看到身着“翻领紧身长袍”的“胡服”女子形象。

该女子身着的前开襟胡服保留了粟特式的异色衣缘以及翻领特征，且由于较为宽阔的衣缘，使得在衣缘交叠后开襟处更偏右了，这同前文虞弘墓浮雕有异曲同工之妙。

景龙二年葬的韦浩墓中、卒于开元四年的韦顼墓、开元九年葬的薛儆墓中亦有这种身着“翻领紧身长袍”的“胡服”女子的形象。

直到安史之乱后中唐时期，胡服及这种具有胡服风格的“胡服”袍服逐渐从唐袍服系统中消减，重新回归到了典型的侧开式有中缝的汉式“袍”、“衫”的范畴。

因此唐人概念中的“胡服”不仅指代典型的由胡人穿着的对襟式胡服，还很可能包括了这种具有鲜明胡服特点的小范围叠襟式“胡服”，而与汉式的完全叠襟式“袍”、“衫”相区别。

五、“胡服”汉化——以来华粟特人服饰的胡汉杂糅为例

自汉以后，通过丝绸之路来华的粟特人逐渐增多，在中国发现的粟特人墓葬及其中的壁画形象中可以发现，粟特人在进入中原以后，虽然部分保留了传统的胡服特色，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汉化”。

北朝至唐时期是来华粟特人服饰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同时也出土了大量墓葬壁画，为研究此时期来华粟特人服饰提供了直接材料。

总体而言，在北朝时期，粟特人仍较多的穿着粟特地区的圆领、翻领胡服，但随着北周宇文护推行五辂六冕全盘复古及附会深衣的“袍下加襕”，至隋初，在华粟特人的服饰逐渐吸收侧开襟的汉式“袍”、“衫”特点，发生了一些变化。

北周时期的萨保（也称作“萨甫”、“萨宝”）墓是来华粟特人中最具代表性的。

从安伽墓墓志看来，安伽为姑臧昌松人，昭武九姓之安国后裔，北周时任职同州萨保，专管粟特来华商贸、定居人员，并负责来华粟特人群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罗新、叶炜认为安伽生年当在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死于北周静帝大象元年。

从安伽墓石塌屏风浮雕上来看，大部分人物仍身着带有典型粟特式胡服风格前开襟“圆领紧身长袍”、“翻领紧身长袍”、“交领紧身长袍”。

但从安伽墓的葬俗来看，却融入了汉式风格，如其墓室结构采用汉式土葬，绘有仪卫画像，其本人尸首也并未采用传统的弃尸饲狗收骨埋殡、盛骨瓮之俗。

在同为北周萨保的凉州萨保史君墓及其他北朝粟特墓葬中，亦可以见到典型的粟特式对襟袍服。

卒于隋开皇十二年的虞弘，历任北齐、北周、隋三代官职，是汉化较深的粟特人。

在他的墓葬中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身着近似汉式的侧开襟袍服形象了，如石椁正面右侧第一幅浮雕中的牵马者，他头戴襥头，身着侧开襟之汉式袍（衫），与石椁东壁第二幅浮雕中怀抱酒坛者中开襟、领口袖口皆施缘的粟特式圆领袍服成鲜明对比。

此外，牵马人同图中出现的未戴襥头者，身着联珠状腰带，从下摆看来他身着的袍服与牵马人有所不同，是前开襟式，这点可由他身侧同样侧身角度而戴襥头者下摆并未出现中开的痕迹推测。

无论是牵马者还是身着非传统粟特式袍服者，衣摆下方都有一条相对而言较粟特本土服饰更为宽的缘，是否附会或者就是汉式袍服中的加“襕”尚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虞弘墓中，还出现了一些胡汉杂糅的袍服，既有粟特服饰中饰缘的特色，又有较宽而近似“襕”的下缘及与汉式袍服类似的身侧开襟，体现了来华粟特人在服饰上受到汉化影响而产生一些变化。

六、“胡服”元素对鲜卑、吐蕃的影响

1.北朝鲜卑的“胡服”

在鲜卑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后，汉服成为主流，穿着胡服被认为是“非礼度”的行为。鲜卑有穿着“胡服”的习惯，且根据“反初服”推测，很可能这就是鲜卑汉化以前常穿的服饰。

“反初服”中“反”作“返”解，一般认为有几重含义，如辞官归田、恢复做官时的服饰等。虽然“返初服”延伸出了几种含义，但“原本的服饰”的含义是一以贯之的。

再结合“齐氏出自阴山”，可以猜测，魏孝武与齐文宣所著之胡服，当为鲜卑“初服”。那么这种被唐人同称作“胡服”的鲜卑旧服是怎样的呢？

鲜卑服饰与“华夏”服饰有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很可能正是“圆领”这一特征。

从现存壁画中鲜卑族形象看来，能满足“略同于华夏”又与“胡服”能够联系起来的。

在莫高窟西魏、北周时期的洞窟壁画中，可见大量身着此类前开式圆领对襟衣的鲜卑族人物形象，特别在285窟南壁的《五百强盗成佛图》中，绘有这种服饰详细的展开图。

2.吐蕃王朝的“胡服”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并推行了强迫同化政策，在衣冠上，“令河陇地区汉人改穿吐蕃服装，只有每年正月初一才允许穿唐朝衣冠拜祭祖先”。

由此可以得到两点结论：吐蕃与唐在服饰上有明显不同；从文字推断，吐蕃人身着“胡服”，唐人衣“中国之服”。

但这并非绝对的，吐蕃因同时受到唐与中亚民族的影响，故此在服饰上呈现出了多种风格。

本文所讨论的“胡服”则是吐蕃服饰中受到中亚“胡人”影响的部分。在阎立本《步辇图》中禄东赞身上可以见到，他身着的袍服正是存在于吐蕃王朝时期的“胡服”，与前文6至8世纪粟特地区所见壁画中的“圆领紧身长袍”几乎一致。

在敦煌绢画及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泉沟一号墓的吐蕃时期壁画中也可以看到8世纪吐蕃女性人像，她们身着的袍服与粟特式“翻领紧身长袍”相一致。

榆林窟第25窟的主室北壁上有一幅《婚嫁图》，中间两位，一位身着红色袍，另一位身着深红色袍，这两者穿着的均为汉式侧开襟袍服，左右侧及附身跪于地的男性身着的则是一种前开襟翻领袍服，与敦煌绢画中一致。

结语

唐时期汉人所认为的“胡服”应当指“胡人”群体所穿着与汉式叠襟“袍”、“衫”有所区别的对襟式袍服。

这种袍服最初为西域人群穿着，继而通过胡人经商、入仕，传播到包括吐蕃、鲜卑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及中原地区，进而在中原汉族地区也形成了一些具有部分胡服特点而又与典型“胡服”相区别的服饰。

同时胡人也受到影响而在服饰上发生了汉化。唐流行并延续至宋明时期的侧开叠襟式圆领袍衫与“胡服”并不相同。

唐时期“胡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时世装”，流行在开元天宝年间“胡风”盛行之下，并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及此后“衣胡服而后安禄山反”的观念形成，终于伴随着中唐古文运动提倡“华夷之辨”而逐渐消失了。

唐时期汉式服饰在吸收外来服饰文化的同时，保留有传统汉式服饰文化的特点，并以此为核心，吸收、改造了外来服饰文化中有益的部分。

同时，唐时期以汉式袍服与胡式袍服为代表的服饰文化之自由交流，从服饰角度反映了唐人审美风尚的变迁，体现了唐朝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文化上博采众长的宽广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