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与奸臣：曹操从忠君之臣到篡位的转变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每当读到这首词的时候，耳边总会响起杨洪基那低沉而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声音，总能感到一种无以伦比的历史厚重感，一种飞越历史时空的感觉。历史是个大染缸，既有无数的贤人圣哲，也有不少的乱臣贼子；既有英勇抵御外族入侵的英雄，也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文人；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辅佐帝王而殚精竭虑的忠臣，也有卖国求荣、涂炭生灵的佞臣……不管这些人在活着之时做了怎样的事情，虽然某些人想方设法文过饰非、颠倒黑白，但相信历史终究会还原的，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旦遮羞布被扯下来，被遮掩的丑态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历史长河在奔流的同时自然也会淘汰那些害群之马，而那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民族利益谋福利的人，终究会深入人心、名垂清史。说到忠奸，历史走到今天，我估计更多的人至今也还是模棱两可的，对于一个人是忠是奸，大概也缘自于史书的记载、戏曲的演绎、民间的流传，至于划分的标准、忠奸的认识只怕也是非常肤浅的。其实，忠臣与奸臣之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界线，大凡其划分就是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了。曹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三国志》中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揭露和剖析。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曹操官至丞相，封魏王，谥武王。他自幼机警，有胆识。中平元年（184），出任骑都尉，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初平四年秋，曹操以报杀父之仇为名，贸然进攻徐州，纵军屠杀数万人。建安元年（196），迫汉献帝迁都许（今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大将军，总揽军政。曹操戎马倥偬一生。用兵灵活，长于选将用将，治军严整。严格训练，赏罚分明，座骑惊入麦田，当场割发代首以肃军纪。体恤将士，赢得军心。曹操好兵法，自著兵书十万余言。其“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因事设奇、任势制胜的“诡诈论”，注重后勤保障和加强水军建设的远见，颇受后世推重。从其一生表现来看，曹操最初亦是忠君之臣。他初为汉室之臣，也曾为何进出谋划策除十常侍立幼帝，为保汉帝而冒死刺董卓。后为除董卓袁本初统领18路诸侯，然各诸侯均为私利，不思进取，勾心斗角，错失良机。曹操愤为大呼：“竖子不足为谋也！”当刘玄德尚无任何实力时，曹操煮酒论英雄，让人不得不服！白门楼收张辽，屡留陈宫，足见爱才惜才之心！后为留关羽，无奈答应三条约定，赐赤兔马封侯亦在所不惜。当曹操帐下无人能敌颜良文丑，郭嘉举荐关羽之时，曹操言怕他立功而走，故不愿给他立功机会。关羽往河北投刘备之时，曹操也能兑现诺言未多阻拦，依依惜别之情让人起敬。关羽一路过关斩将，然曹操仍差人屡送过关文书，怕其受阻拦，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令人感慨！后长坂坡爱惜赵子龙之才，命手下不得放箭伤害，保全了一世之名将。曹操具有异于常人的两面性，有时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有时他却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发雷庭，甚至残杀成百上千的人。比如说，杀吕伯奢全家，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其凶残之相，令人嗟呀不已。他从最初的除贼保帝，到围场狩猎欺帝，到后来篡位称帝，这一步步转变，可见权力足以让一个人疯狂，让人野心膨胀，让人性丑恶！有人说，曹操是奸臣，他软禁汉献帝，控制中央大权，这是欺君枉上，所以说，历史上也一直以奸贼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之所以如此，两种人难辞其咎：一是撰写史书的史官，而史官乃帝王的御用文人，自然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自然只可能被打入汉贼一类了；二是罗贯中，这个家伙，一部《三国演义》横空出世，把自己弄了个名垂千古，却不管别人的是非曲直，还真够狠的。罗贯中本就是个正统文人，由于忠君思想，在《三国演义》里存在非常明显的偏蜀贬魏思想，把曹操塑造为奸臣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而汉献帝却是如此的平庸、懦弱，既然无能，何必占着毛坑不拉屎？只要有能力，谁当皇帝都行，只要于国于民有利就行。更何况曹操也并没有废掉汉献帝？在那个诸侯纷争的年代，能占据一席之地，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能吟诗作赋，属下猛将如云，智士不乏，难道算个英雄为过吗？所以说，曹操不能说是一个奸臣，只能说是时事造英雄罢了。历史评价一个人不能单从一个人的行为品质去看待一个人，只要一个人对于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一个人就应该说被人们记住并歌颂。时间总是飞奔着流逝，所谓“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自古忠臣与奸臣之不绝，根源在于忠臣与奸臣正好是皇帝的善念和恶念，皇帝善念、恶念不绝，则忠臣、奸臣不绝。忠臣忠于百姓，奸臣忠于皇帝；忠于百姓则可能与皇帝意愿相违背，因此岳飞之流不绝；忠于皇帝则完全以皇帝意志为个人意志，因此和珅之流不绝。皇帝利用忠臣做利于百姓之事，皇帝利用奸臣做利于自己的事；于是皇帝的善恶最终通过忠臣、奸臣的言行而得以完全表现。和珅，相信每一个皇帝都会喜爱的。乾隆这样一个历史上所谓的明君，身边却出现了“和绅倒，嘉庆饱”这样的大蠹虫，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奸臣当道怎么会出现明君？和绅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作为皇帝的忠实的奴才，是皇帝“信得过，用得着，靠得住”的奴才，这样的大臣就是皇权最大的忠臣。所以，从这点来看，皇帝老儿于公于私都需要忠臣奸臣。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是皇帝，但这个决策是否正确，皇帝是不用负责任的。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具体执行的官员，如果失败了，就是奸臣误国，是他误导皇帝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如果胜利了，则是皇帝的决策英明，而不论这胜利是否只是一场虚构的故事。当今，此种现象仍不乏其例。由此亦可知，忠臣与奸臣是基于皇帝的角度出发的。而这种观念的提出，在老百姓心中的扎根，成为分辨官员善恶的一种标准，却反映出古人对皇权的敬畏，对德君行道的渴求。在皇权即是国家，国家即是皇权之时，忠臣与奸臣都沦为了皇权的工具。天下苍生的利益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考虑的只是如何分割的问题。殊不知，专制的皇权，系天下安危于一人的政治制度才是国家祸乱的根由。时至今日，我们如果还停留在区分忠臣奸臣的思路去思考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政治的等方面问题的话，我们就无法清醒认识专制集权的危害，无法摆脱它的遗毒，那我们永远都只会在原地转圈而已。其实，依我看，忠臣代表一种精神，以实干取悦上意，获取信任。凡忠者必孝，爱国者必爱家，爱老人，爱妻子。现代有人称忠为愚忠，似乎太过，认为忠君者愚忠也。从历史看，君者，位于天与地之间，代表国家也，忠君即为忠于国家。如果认为忠君有过，阻碍民族甚或国家的发展，那定错了。日本天皇即为君，代表国家，忠于天皇即为忠于国家。如日本国无此精神，那日本国，肯定不是今天的日本国了。同理，奸臣也代表一种精神。奸者，小人也，多揣摩上意，以获信任。凡奸者，必害忠，此不可取。但也有可取之处。揣摩上意也即揣摩人心，知人喜恶。知人喜恶，必少有对立。少有对立，必相处融洽。相处融洽，即为和谐。凡此以往，情人、夫妻、婆媳、兄弟、妯娌、邻里、同事、君臣多可和谐也，今之和谐社会，何愁不立！因此，如果忠者多一些揣摩上意，奸者多一些实干，我们的历史兴许会更加和谐、更加昌盛了，不过，整个历史就得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