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占田兴农

占田制，西晋颁布的土地、赋税制度。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

晋武帝即位后，常年的征战，造成国库空虚，经济衰退。太康元年，司马炎在平吴之后，颁布占田课田制，并且对既存律令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去其繁苛，存其清约。终使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国泰民安。

太康元年（从元280年）司马炎在平吴之后，颁布占田课田制。占田课田制是从曹魏的屯田制演化而来的。曹魏的屯田，有用士兵的兵屯，有用屯田客的民屯。屯田客除交屯田租外，不负担其他课役。军士或士家既要作战，在分休时又得屯田。初期屯田，解决了流民与荒地的问题，安定了社会，缓和了阶级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租役繁重，屯由客时有逃亡，为了援稻屯田客的反抗逃亡，整齐划二编户和屯民的赋役负担，因而用“以均政役”的名义，罢去农官，将其管地一律改为州县，制定出共同的租调交纳数量，从而屯田也转变发展为占田课田了。魏末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掌握大权时，“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典农即指典表中郎将，典农校尉，他们都改为太守，都尉即典农都尉，都改为县令或县长，不言而喻，他们治下的典农部民。屯田客等也就成了属于州县的编户了。这一变革，不是一次完成。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又下令：“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经过这样的改变，直到平吴全国统一后，才颁布占田课田和户调式的。所以，屯田制转变为占田课田制，是在缓和当时阶级矛盾，整齐赋役征收办法的要求下，不得木改弦更张的措施。

其次，西晋实行占田课田制，还由于存在许多荒地和逃亡隐匿的人口。经过屯田，农业虽然取得恢复和发展的较好成果，但荒地与浮逃人口的问题，依然存在。如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安定社会，巩固政权，就必须进一步解决荒地和隐逃户的问题，把劳动力编制到土地上。如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司马炎下诏，要郡国守相，巡行属县！“敦喻五教，劝务农功”次年，又“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晋书·武帝纪》）。同年又曾下诏说：“朕惟人食之急，……夙夜警戒，念在于农。虽诏书屡下，敕厉殷勤，犹恐百姓废惰，以捐生植之功。而敕史2000石，百里长吏，未能尽勤，至使地有遗利，而人有余力。”就在汲郡一郡，王宏为太守时，“督劝垦荒5000余顷”（《晋书·王宏传》）羊祜镇襄阳，“垦田800余顷”（《资治通签·晋纪》）可见晋初荒地还不少。劳动力也是晋初一个严重问题，当太康平吴，统一南北之时，全国户数只有245万多户，当两汉1000多万户的四分之一。户数这样少，也是荒地多的一种表现，同时更表明劳动力的游离于土地，因此当时的傅咸说：“今之不农，不可胜计。”西晋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增加赋税收入，就不得不设法垦荒，争取到更多的劳动人手固着于土地上，使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恢复和发展农业，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

再次，由于曹魏以来大土地私有制的继续发展，豪势之家占田无限，因而在占田法令中规定按品位高低占田，企图限制一下占田太多的情况，当然，官品越高占田越多，而且超过规定广占田地者很多。占田制想使地主阶级内部对田地的瓜分维持在一定比例上，以缓和其内部矛盾。但实际上收效不大。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布了这一丑制。内容是：一为诸侯的刍藁田：“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15顷，次国10顷，小国7顷。”；二为编户百姓的占田课田，规定为：“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30亩，其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三为官吏的按品占田，规定为：“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赋占田。品第一者占50顷，第二品45顷，第三品40顷，……。”在颁布占田课田制的同时，颁行了户调式这一剥削制度。据同书所载：“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3匹，绵3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男女负担户调的年龄为：男女年16以上至60为正丁；15岁以下至13、60以上至65为次丁；12以下，66以上为老小，不事。”

司马炎在施行占田课田制时，对豪门世族的占田制也进行了规定。即按官品的高低占田并按品级荫有人户和占有佃客。佃客实际上就是附着于贵族官僚的占、田土从事生活劳动的农奴。因此，土地不是佃客的占有物，恰恰相反，佃客却是土地的附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