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小资的夜生活

宋朝人的生活可不是我们想的吃饭、种田、造小人那样简单，除了打仗不行之外，宋朝社会的经济、科技、法律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最为接近。

美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在宋朝，寺院僧人充当着人工闹钟，五更时分听到清脆的木鱼声，你就知道该起床洗漱了。宋朝人刷牙用“刷牙子”，外形和现在的牙刷差不多，洗脸用面汤，集市上就有卖的。洗漱完毕后就可以上街吃早茶了，在宋朝，普通老百姓早上不开灶，花点钱就可以在街上买到灌肺、炒肺、粥饭之类的早点，可以跟我们现在的广东早茶媲美。

生活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的宋人，却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

北宋的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

宋朝以前的城市因为宵禁几乎没有夜生活，太阳一落山，鼓楼擂响的“闭门鼓”就开始催促街市上或者小酒馆里喝酒唠嗑的闲散人员赶快回家。如果耽搁了，只能等到次日早上鼓楼敲响“开门钟”之后再回家。假如“闭门鼓”敲过你还在街上晃悠，被巡警抓到了就是“犯夜”，等待你的是二十军棍。

到了宋朝，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物质丰富了精神需求就多了，无论是宫廷夜宴还是文人墨客的雅聚清谈，都让宵禁的晨钟暮鼓敲打得意兴阑珊。于是，大宋王朝的首席执行官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以开放的胸襟和气度一声令下解除宵禁，东京开封从此变成了一座不夜城。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樊楼之上莺歌燕舞旖旎风流让多少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不必赘述，据说有位首席执行官在此找到了红颜知己。普通市民的夜生活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忙活了一天之后，三五好友到街上喝茶、听说书，各种小吃云集在鼓楼脚下，在夜色里，在水雾蒸腾的光影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人来客往，通宵达旦，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在多姿多彩的夜生活里节节攀升。

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

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和后代都要巨大的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这有点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一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难怪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宋朝是近世的开始。

因此，宋朝绝非是积贫积弱、耻辱蒙羞的王朝。积弱是事实，耻辱蒙羞也是事实，北宋最后两个皇帝被敌国捉走当了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南宋第一个皇帝被打败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数第三个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个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负着跳海。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再没有比两宋王朝更让人泄气的了。然而在强敌压境，战乱频仍，俯首服低，花钱买和平的三百年间，宋朝人却创造出经济上的极大丰足，文化上的极度辉煌，这是他朝难以望其项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