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到北宋的政治变迁

后人论及北宋一朝，对其机构臃肿、官吏繁冗的现象颇多微词，认为这是造成北宋国是不振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的产生虽然与宋廷的职掌设计有关，但若细究其因，宋初的“臣僚分权”体制是汲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它有其合理的因素和值得肯定之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权体制确实发挥了抑制权力恶性膨胀、恢复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至于北宋最终亡于异族，实际是由于徽宗朝的腐败，以及赵佶本人破坏了宋初以来的分权体制的约束所致。

“五代十国”的乱象

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是继春秋战国、三国以及南北朝之后，中国的再一次大分裂时期，其时间跨度从后梁的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得七年（960年），共计五十四年。这期间政权内部乱、分裂多、政变多、兵变多，无休无止的杀伐、背叛和阴谋，可谓是“五代十国”的一大特色。朱温取唐而代之，建立梁政权（史称后梁）后，与其劲敌晋王李克用的战争并没有停止，而他本人在国柄未稳之时却淫乱无度，诸子媳妇及大臣女眷，都是他发泄淫欲的对象，皇位继承权的许诺也成为他淫子妻女的交换筹码。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乾化二年（912年），朱温被他立嗣无望的儿子郢王朱友珪杀害，由此后梁内乱。李存勖乘乱取便，于龙德三年（923年）灭后梁而建唐（史称后唐），但不久这位风流倜傥的乱世英主便开始放纵，用宦官、宠伶人、无视太子杀名臣，弄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被其父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所杀，李嗣源即位是为唐明宗，明宗到是一位爱惜民力、很有作为的君主，可是由于他得位不正，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在蜀地割据一方，自立为王（史称后蜀）。明宗晚年，他的次子李从荣乘父病危发动兵变，虽然被镇丶压，但由此开启了皇室争位的先例。明宗死后李从厚即位（唐愍帝），明宗的养子李从珂发动政变将其赶下台，自登大统（唐废帝），接着他为了削夺石敬瑭的权力，又与其发生了冲突，而石敬瑭为了能够“黄袍加身”，消灭李从珂，居然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并将燕云十六州拱手让于契丹（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自此北方险要之地落入契丹人之手，以至遗患后世。石敬瑭在耶律德光的帮助下，最终灭后唐，于长兴七年（936年）建立了晋政权（史称后晋），圆了他的“儿皇帝”的梦，怎奈如此皇帝处处受制于人，石敬瑭不久便抑郁而终。其子石重贵（晋出帝）无法忍受契丹人的侮辱，于是晋辽关系恶化，耶律德光兴师问罪，发兵攻晋。战争的头两年，晋军多次大胜，辽军极其被动，后来晋军大将杜重威想依靠辽国的支持，实现称帝的野心，率所部投降，辽军由此反败为胜，石重贵终为耶律德光所俘，后晋灭亡。辽军进入中原后，任意掠夺和杀戮的行为，激起了民众和各路军队的反抗，耶律德光自感无力驾御中原，遂引兵北归。接着，晋太原将领刘知远于开运四年（947年）登位称帝，并进军开封建立了汉政权（史称后汉）。刘知远于登基后的第二年去世，其子刘承佑（汉隐帝）即位不久，便以议事为名诱杀了杨邠、史鸿肇、王章等朝廷元老重臣，并诛杀了郭威在京的所有家属，刘承佑的妄为，终于激反戍守邺都的郭威，于是，郭威起兵反汉杀回开封，于乾佑三年（950年）登上皇位，建国号大周（史称后周）。后周建立伊始便显示了与前朝不同的清明气象，周太祖郭威虽起于寒微，但却表现出老练成熟的政丶治家素养，为了改变长久以来军人乱政的现象，他大力起用有识之士，以求壮大国力，对治下的百姓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修养”的政策，在对待朝中大臣的态度上，也不失为一个宽容敦厚的君主。其子周世宗柴荣（即郭荣）更是雄心不已，即位之初便立下宏愿，欲图奋先君之余烈，振长鞭而御海内，怎奈天不假年，中道崩殂，而他视为股肱的宰相王朴又先他而去。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国无长君，朝无重臣的情况下，发动“陈桥兵变”，取周而代之宋。

政治制度的建设

宋朝在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作为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权力机构，或称政事堂。中书门下的长官在北宋前期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分散宰相的事权，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宋神宗赵顼元丰官制改革，撤销中书门下，将其职权分归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宋徽宗赵佶时，蔡京为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南宋时，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复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宋哲宗元□时,设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以处“老臣硕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数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宋宁宗时，韩□胄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任“平章军国重事”，左、右丞相实际上屈居于类似副宰相的地位。宋朝设置枢密院,作为主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其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等。

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北宋前期称“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宋神宗改革官制,撤销三司,将三司的大部分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南宋增设总领所，负责供应数路或一路各军钱粮,并参预军政。其长官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简称总领。

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宋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时，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三省六部，即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以及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北宋前期,三省的名誉长官“门下侍中”、“中书令”和“尚书令”,也极少委任过,而另外各委派一名官员判本省事。尚书省所辖六部，也各另派官员一人至二人判本部事，本官不管本职，而且新设一些机构分割了各部的大部分职权。如审官院代行吏部考校京朝官的职权，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代行礼部的礼仪之权，三司代行户、工部的大部分职权，审刑院代行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案牍之事等。直到宋神宗改革官制，以三省代替中书门下，六部各设尚书和侍郎，主管本部事务，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

宋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见府、州、军、监）。宋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分为十多道。宋太宗时改道为路，路作为朝廷派出机构的辖区，在州、县之上（见两宋路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分为二十三路。北宋前期,各路皆置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司俗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人心的教化

北宋的重建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制度上的完善，为了使天下人归心于新生的政权，宋朝的统治者可谓煞费苦心。

首先，在全社会大力提倡道德伦理，力求改变自五代以来已被逐渐淡化的道德观念。在宋人看来，唐是一个没有纲纪、不讲道德的朝代，唐朝的动乱与唐人“无君之心”相关。《邵氏见闻录》中记载的一件事情，很能反应宋朝统治者的这种心理：“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之事，盖坐而论道之意。艺（太）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由此可见，宋太祖希望以此立君臣之纲纪。在宋统治者的倡导下，“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了。

其次，为了防止宗亲乱政的现象在本朝重演，宋廷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除了立祖宗家法，在宗室子弟读书的地方“张《孝经》图，出入观览”外，还先后颁行了《宗室座右铭》、《宗室善恶宝戒》、《宗室六箴》等政策性文书，以在制度上对宗亲加以防范。此外，宋廷还采取“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实亡……”的方法，使宗亲“养以丰禄高爵，而不使招权擅事。”宋廷采取这些措施的作用是显著的，哲宗朝的宰相

吕大防就曾说过：“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第三，在大臣中倡导“忠义之气”。开国伊始，宋太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并制定了一条“誓不斩大臣、言官”的基本国策。太祖在防范宗亲的同时，却将分权体制下的文臣视为赵宋王朝的依托，太祖就曾对群臣说过：“天下朕与卿等共治之”。而宋朝的大臣也常以天下为己任，如，赵普为相时，“刚毅果断，未有其比”，他几次上书要求起用某官，却始终被太祖驳回，甚至将其奏章撕毁，负气道：“朕坚决不予升，你能如何”，赵普的回答也很坚决：“刑赏是天下共有的，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岂能一人专有”，最后太祖只得应允；范仲淹曾因为请求太后归政以及针砭时弊而“三黜三光”，但他却因此而名动天下，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更是其真实人格的写照；唐介在谏疏仁宗，阻止他任用外戚时声称：“臣忠义愤激，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这样例子在宋朝很多，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记载，绍兴年间，国势艰难之日而高宗的苟安政策，使群情激奋，有朝臣甚至宣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这恐怕是与现代的天下观最为接近的早期言论了。

正是因为国家有制度，朝中有敢言之臣，再加之道德舆论的压力，才使得皇亲国戚有所顾忌和约束，如，刘太后在方仲弓“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时，迫于舆情不得不道：“吾不作此负祖宗之事”等，这些都是“制止得其道”、有制度可依的使然，而绝非一二忠臣的人力所能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