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48年国军上将起义后不愿配合，5年后得知一消息，顿时心服口服

古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除了志向和信仰比较坚定的人外，能够看清形势、认清时代潮流的人才有机会另立事业，这句话放在解放战争末期的国军将领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但不是每一位参与起义的国军将领都有清晰明确的认知，有的甚至是和解放军交手之后发现不敌才不甘不愿地宣布“起义”，弃暗投明的。

1948年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中，就有这么一位“被迫”起义，直到五年后才彻底想开，重新投入祖国的发展和建设之中的将领。

这个人就是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直到1953年才对我党和我军心悦诚服。一起来看看令对蒋介石“愚忠”的郑洞国彻底转变思想、为人民服务的事情有哪些吧。

郑洞国

1946年2月，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就患上了重病，不得不到北平进行医治。临行之前，杜聿明特地给蒋介石发电，指名要郑洞国到东北代自己主持军务。

郑洞国抵达东北之后，沿着北宁路步步推进，很快就从解放军手中夺走了鞍山、营口、辽阳、抚顺等外围城市。最后在本溪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猛烈反击，损失惨重。杜聿明匆匆结束了自己在北平的治疗，返回沈阳重新指挥。

郑洞国和杜聿明是多年相投的老朋友，战场的失利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导致了解放军几个月来的进攻一直没有成效。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战役中的失利，都发生在郑洞国担任前敌总指挥期间。

后来杜聿明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战场到上海求医，东北的军政大权被陈诚一手掌握，郑洞国也没有了用武之地。期间解放军先后对国民党军发起两季攻势，国军部队在陈诚的指挥下输的一塌糊涂，战局瞬间扭转。

陈诚的青年与老年

蒋介石不得不亲自飞临沈阳观察情况，成立了东北“剿匪”司令部，让卫立煌和郑洞国重担大任，顺便也把陈诚带走了。

可惜东北国军将领的更换不能改变他们失败的结局，解放军节节进攻，很快就只剩下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大城市没有解放，被解放军孤立包围起来。

期间郑洞国曾提出要放弃长春，集中在沈阳和锦州之间维持长期作战。但蒋介石和卫立煌都不答应，反而让郑洞国担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完全把固守长春的任务交到了他手中。

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死守，郑洞国及其部下都能清楚地预见到自己的未来。手下人纷纷劝郑洞国不要从命、为自己打算，他自己心里也十分犹豫。但郑洞国素来以愚忠著称，对蒋介石的命令无有不从，实在下不了决心抗命。

蒋介石给郑洞国的手令

郑洞国是黄埔一期学生，是蒋介石最下心力培养的第一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蒋介石有着“雏鸟情节”，郑洞国也不例外。百般纠结之后，郑洞国还是选择了走马上任，开始了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解放军对长春采取的是围困之策，希望兵不血刃地解决这支顽抗的部队。除了长春城外的飞机场无法被切断之外，整个长春的十万守军都被围困在城内，驻守部队为新7军、60军和郑洞国的直属部队及地方保安部队。

从5月下旬到长春解放，这场围城之战一共持续了五个月。原本我中央和东北司令部都以为最先解放的是长春，没想到锦州是辽沈战役中最先被攻克的城市。

期间郑洞国曾组织了两个师的部队企图突围，被解放军按着头打了回去，继续缩在城内。而南京国民政府对长春空投的食物根本无法维持数十万军民的生活，长春城内的部队由于长期的饥饿和虚脱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意志。

郑洞国在长春

杜聿明曾经申请过派飞机到长春救出郑洞国，只是方案并不可行，郑洞国和卫立煌分别被围在长春和沈阳两座孤城里遥相眺望，谁也帮不上谁的忙。

全部成了瓮中之鳖后，蒋介石又开始频繁地给郑洞国发电，核心思想依然是希望他能坚守不退、抵抗到底。作为一名军人，郑洞国是有军人的骨气和血气的，即便部下已经彻底丧失了士气，郑洞国还是决定遵从蒋介石命令，制定了于10月17日拂晓突围的计划。

拂晓之后，郑洞国接到了部下打来的电话，称60军军长曾泽生率领2.6万人直接投降了。郑洞国尚未整理好心情，曾泽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劝他和自己一起起义，为手下几十万的兄弟考虑。

开国中将曾泽生

郑洞国没有说话，但身边的人劝他用轰炸机对60军进行轰炸，以免他们帮助解放军作战。郑洞国严词拒绝，认为60军的兄弟还是自己人，而且城内百姓众多，不能伤及无辜。

满心绝望之下，郑洞国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诀别，率领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决心为党国尽忠。

19日，新7军被围困之下举枪投降。次日蒋介石就给郑洞国发了最后一封手令，言辞恳切地希望他能为党国牺牲，成全大义。郑洞国也随时都把手枪放在自己的枕下，准备在最后一刻“殉国”。结果21日凌晨时分，郑洞国被手下人以突围的名义挟持，下了他的枪。郑洞国就这样被迫起义了。

当郑洞国随着直属部队到大楼外向解放军投诚的时候，就看到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正笑意盈盈地等着他。原来为了给郑洞国留一个体面的说法，东北野战军12兵团司令肖劲光命令解放军始终呆在外面，在凌晨4点的时候开始对着天空放空枪，双方之间没有一个人伤亡。

郑洞国

双方枪声一停，郑洞国的手下就紧紧地抱住他，“搀扶”着他来到一楼大厅，和等候已久的解放军正面相见。这下郑洞国只能别别扭扭地放弃了为“党国”尽忠的愿望，跟着解放军走了。

1948年10月21日，长春获得解放，城内大批已经濒临饿死的军民疯狂涌出城外，而解放军已经做好了一大锅一大锅的饭菜在外面等着他们。

当天晚上，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领一起邀请郑洞国吃饭，期间一直给郑洞国做思想工作，欢迎他加入解放军的队伍，为解放全中国出一份力。结果郑洞国一开口，就让为他倒酒和夹菜的两个人都愣住了。

郑洞国“被迫起义”，却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一关，要求自己的消息不能见报、不能广播、以后也不会参加任何公开宴会。换言之，郑洞国希望国民党方面都以为自己战死了，而不是投靠了解放军。

肖劲光和肖华将军

严格说起来，郑洞国算是投降的将领，但我军始终对他颇多照顾，不仅遵从了他的所有要求，还把他妥善地安排到哈尔滨疗养，期间待遇全部按照起义将领对待。

但郑洞国坚持不在我军中任职，只从事自己擅长的文人工作，研究国共战争历史，一边钻研国民党始终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一边对我党优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做了解。

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也不相信郑洞国这么“忠心”的一个下属会选择起义，他和卫立煌都坚定地认为郑洞国已经在战争中牺牲，国民党的机关报和沈阳的报刊媒体纷纷报道“郑洞国司令殉国”的消息。

直到1950年的10月，毛主席已经为了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事情辗转了无数遍，军中和中央不同意与美国开战的仍然不在少数，毕竟那个年代的中美实力相差实在太大，每一次政治局会议都有人站出来反对出兵。

政治局会议

下定决心打仗之前，还是要做好完全的准备。周总理认为有必要去向和美军有过作战经验的人取取经，其中最符合的人选就是抗战中曾经参加过远征缅甸的国民党将领。

其实，国民党将领中最熟悉美国人军事和战术应该是新一军的军长孙立人。他是从美国的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名将，熟悉美国很多知名将领的习惯。可惜孙立人远在台湾，周总理只能另寻他人。

国民党远征军将领中，杜聿明、卫立煌、郑洞国都是有着卓越战绩的名将。但卫立煌战后便离开了国内，杜聿明作为战俘尚在功德林接受改造，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选——郑洞国。

虽然郑洞国当初起义时扭扭捏捏地不十分甘愿，但他和许多国军高官一样，对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和雄才大略十分钦佩，何况周总理还是他在黄埔时期的政治部主任。

周总理在黄埔期间的照片

长春解放之前，郑洞国手下的新7军按照我军的安排进行投诚仪式，新7军的谈判代表还带回了周恩来亲手给郑洞国写的信，可惜郑洞国带人在银行大楼负隅顽抗，新7军派去送信的人没能进去，这封信也无缘递到郑洞国面前。

郑洞国知道后惋惜不已，颇有收到周总理的亲笔信便主动起义的意味。当周总理以宴请同学和朋友的名义邀请当年黄埔内的众多师生时，与会的不仅有郑洞国、陈明仁这样的起义将领，还有陈赓和徐向前等党内干部。

席间，周总理向一直埋头不语的郑洞国敬了杯酒，问及他以后的打算。郑洞国自认是投降过来的，虽然清楚我党的政策十分优越、他也已经通过书籍报刊了解到解放军是真正的人民之师，还是不敢太抱希望，只说自己别无所长，以后要回家种地。

晚年的郑洞国

周总理亲切地笑了笑，劝慰郑洞国：“你是起义将领，怎么能回家种地呢？你还不到50岁，正是为人民做贡献的年龄”。

这番话正合了郑洞国敏感又羞涩的小心思，他顺着周总理的台阶便答应了之后全听“周老师”的安排。而得知解放军将要与美军开战后，郑洞国内心比当初解放军解放东北时还要震惊。

向来骁勇善战、奋勇向前的解放军尚且对打美军心存顾虑，更何况这些败在解放军手下的国军将领呢。不过郑洞国到底是抗战名将，在面对国家利益和民族气节方面从不认怂，震惊的情绪散去，他仔细回想了远征缅甸期间美军的作风，得出了：“美国人打不了硬仗”这个结论。

事实证明了郑洞国的看法，即便美军一个师的大口径炮比解放军整个军区的都多，即便美国的年钢产量是我国的几十倍，志愿军战士们仍然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这些完全靠武器的美国士兵。

抗美援朝战争

与作战素质极高、冲锋号响起没有后退、誓死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志愿军相比，美国人的志气低微到几不可查，尤其是战败之后，他们一路丢盔卸甲地跑回营地后，根本无力发起反击，只是机械地等待空投。

1953年7月27日，朝鲜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订，是美国立国以来第一次在没有打胜仗的条件下签署的停战书，也是备受欺辱的中国人民战胜了世界强国，向所有国家宣告威严的开始。

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始，凝聚着包括功德林国军战犯在内所有国人的心血与祈盼；停战协议的签订，足以让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和所有的普通百姓一样，为新中国的力量而骄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勇猛而自豪。

1954年9月，郑洞国终于接受任命，出任国防委员，并做了几十年的民革委副主席，一生致力于两岸统一的大业中。

1991年1月27日，88岁高龄的郑洞国留下希望国家统一的遗言后溘然长逝，国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其举行了告别仪式，海峡彼岸的台湾也同时对其进行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