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利上尉被俘释放成为上将，38年后赞叹中国步兵比德美苏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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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的西北部有一个大约两个浙江大的海岛，这便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在上个世纪末，虽然这个老态龙钟的帝国已经日落西山，不过它的底子仍在。

1991年10月的一天，一辆轿车在英国牛津郡南部的公路上飞驰，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牧场，原生态的高大乔木伴着造型各异的房屋，蜿蜒曲折的道路在乡间伸向远方，成群的牛羊散落在绿色的草地上，传统和现代、人工和自然完美地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景。

当车子行驶到牛津郡南部的穆卢斯福村一个精致的别墅前时停了下来，车子的主人徐泽荣走下车子，可以看得出，徐泽荣是个黄种人，而迎接他的是一个67岁的白色皮肤蓝色眼睛的老人，但是估计谁也想不到，他们会面的目的是为了讨论一场发生在遥远的半岛上的战争，那就是朝鲜战争。

徐泽荣是英籍华人，是专门研究朝鲜战争史的学者，而他所拜访的老人曾是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法勒·霍克利，官至上将，不过他已从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的职位上退休八年了，也在从事朝鲜战争史的研究。

不过法勒·霍克利还有一个隐藏多年的身份，那就是他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如果不是他自己坦然说出来，谁也不会想到一位英军上将曾是志愿军的战俘，他当战俘时还仅是一个上尉，从上尉战俘到上将总司令，这种传奇的经历在世界战史军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而这位上将总司令又是怎么样成为志愿军战俘的呢？让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把目光定格在一个叫香港的地方。

1950年的冬天，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如果加上南韩的军队，则算17国联军，结果手持简陋武器装备的志愿军将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的联合国军打得大败，不过英军受损较小，他们仍然没有把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回事。

英国为了向他的主子表忠心，决心增加在朝鲜的兵力，所以在1950年冬天，英国命令驻在香港的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团前往朝鲜参战，而法勒·霍克利则是格罗斯特团的一名上尉连长。

格罗斯特团是英国皇家陆军的骄傲。1801年英军远征埃及的殖民战争中，这个团队受到埃及军队优势兵力的腹背夹击，经过顽强挣扎而转败为胜，因此声名大噪，受到英国皇室的特别嘉奖。

因为在两面夹击下克敌致胜，所以特许每个官兵的军帽上缀有两个帽徽。恰好在过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叶，这个继承了“历史荣誉”又拥有了现代化装备的格罗斯特团，却在一个新的东方战场上遭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杨得志部63军的致命打击。在这一次战斗中，命运之神未能让格罗斯特团化险为夷，转败为胜。

1951年4月，朝鲜半岛的严寒终于过去了，积雪已经融化，冰封的大地已经解冻，一片万物复苏的景象，春天悄然而至，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的第4次战役已经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南北对峙，双方都在进行着战争准备。

此时，志愿军第一线作战兵力为3个兵团11个军33个师和3个地面炮兵师、1个高射炮师，共54.8万余人（不含人民军）。联合国军的地面作战部队为6个军共17个师又3个旅、1个团，计34万人，兵力对比上我占有优势。

在这次战役中，突破临津江是关键的作战行动，志愿军决定以第19兵团1个军迅速突破临津江西岸之南朝鲜第1师防线后，由高浪浦里附近强渡临津江，迅速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并相机占领之。兵团主力由高浪浦里、麻田里、无等里段渡江，首先歼灭绀岳山地区的英第29旅，尔后向东豆川里、旺方山、抱川方向攻击前进，由西南向东北突击，协同第3、第9兵团会歼永平、抱川地区的美第24、第25师。

第19兵团的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下辖第63、第64、第65军，杨得志决心以第63军为第一梯队，首先突破临津江。第63军军长傅崇碧，政治委员龙道权，下辖第187、188、189师。傅崇碧决心以第187、188师为一线突击部队，189师紧随其后。

而在第5次战役发起前，联合国军在临津江一线布下重兵防守，由东向西分别为美军第3师、英军第29旅、南韩第1师等部共4.2万余人，配备有各式火炮1800余门，坦克400多辆，同时敌人还依托临津江南岸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堑壕和交通壕等。

然而，防守临津江的联合国军，面对信奉“兵者、诡道也”志愿军，其临津江防线在3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即被突破，第187师4个团快速登上临津江南岸，紧接着，63军各部也迅速过江，在雪马里、弥陀寺等地与英军第29旅、南韩第1师展开激战。

雪马里位于临津江南岸4公里处，北有235、314高地为屏障，南有414和675高地为依托，山势北低南高，易守难攻，是敌人防御前沿的一个强固要点。在雪马里防守的正是法勒·霍克利所在的英军第29旅格劳斯特团第1营及其配属的英军炮兵第45团第7连、哈萨斯骑兵第8连、重型坦克连，共1000余人，有营属和配属火炮42门，纵深还有2个105榴炮营支援其战斗。

而负责围攻雪马里的正是第63军第187师第560团，第560团采取快速穿插分割的战术，利用机动速度快的特点一下子就到了英军面前，在近距离的战斗中，英军的炮兵等远程武器一下子失去了用武之地，经过几个冲锋后，英军第29旅格劳斯特团1营危在旦夕。

因为第29旅格劳斯特团不同于其他的部队，是英军的脸面，英军一面令其固守待援，一面命令航空兵空投食品和作战器材，并出去地面部队救援接应。

1951年4月24日中午，英军以1个营的兵力在10多架飞机、20余辆坦克的掩护下，从土桥场向雪马里开进，企图营救被围的格劳斯特团第1营。不过志愿军除了无法阻止飞机，步兵和坦克全部被561团阻击而无法前进，而且561团利用地形条件，将坦克队的前后两辆坦克炸坏，其他18辆坦克无法前进和后退，全部被志愿军俘获。

但是英军不甘心失败，又从其他方向救援，但都没有成功，战至1951年4月25日早晨，第29旅格劳斯特团第1营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1954年4月25日8：00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第187师第560团发起了最后的总攻，身为格劳斯特团团长兼直属第一营营长的卡恩思中校眼见大势已去，本着“投降不丢人还可以活命的原则”，命令部队放下了武器。

作为英军王牌部队功勋团的主力营，即第29旅格劳斯特团1营，全营编制人员600余名官兵，除被击毙129人外，竟有459名官兵放下武器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这其中除了身为团长兼直属第一营营长的卡恩思中校外，还有被称为“上帝的使者”的随军牧师戴维斯上尉、还有后来成为北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的法勒·霍克利上尉。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中，有专门一节谈及了这次战斗：

“敌人切断了连接汉城与朝鲜中部的春川及东海岸杆城的宽阔公路。把南朝鲜第1师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南，从而暴露了英军第29旅的左翼。尽管第1军一再设法援救格罗斯特团第1营，但该营仍为敌军所打垮。卡恩思中校（他在该团服役已达20年之久）和他的部队在自己的阵地上英勇顽强地坚守了好几天，直到弹药全部告罄。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联合国军一边。”

李奇微的叙述虽然轻描淡写，但无法掩藏一个使“联合国军”极为难堪的事实——作为英军王牌部队功勋团的主力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普通步兵团消灭干净。

法勒·霍克利在朝鲜呆了近三年时间，开头半年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交战，其后两年又四个月，是作为战俘在志愿军的俘虏营中度过的。正是因为法勒·霍克利两年又四个月的战俘生涯，使得他非常有底气地宣称：他了解中国军队。

由于西方特殊的文化，当法勒·霍克利被志愿军释放，结束战俘的生活重返英军后，竟意气风发，奋力进取，在职务和军衔上步步高升。他本来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回去后还完成了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在担任英国防务研究员阶段，刻苦研究战史，先后撰写了十种战史和回忆录，还成为英国官方战史《朝鲜战争中英国的角色》的作者。

法勒·霍克利的身体非常健康，精神矍铄，和徐泽荣交谈时声音洪亮，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他对华裔客人热情、坦诚。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经历，在华人面前不为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战败被俘而感到难堪和不可告人。

他用中国绿茶款待来客，同时坦率相告：正因为他在战俘营中和中国人共同生活过，已经喜欢和习惯喝中国绿茶。当谈到对中国军队的印象时，将军坦诚地说出了一番由衷的话：

“我当了一辈子兵，同德国步兵、中国步兵打过仗,也看过美国步兵、苏联步兵打仗，德国兵很优秀，但最优秀的我认为还是中国步兵，我赞赏他们。”

霍克利上尉被俘释放后成为上将，事隔38年后赞叹中国步兵比德美苏更强，这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西方军队的认可、尊重与害怕。对此，被二战著名将领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奉为“精神导师”的美国军事家福克斯·康纳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三不”战争准则，即：

“第一，除非不得不战，永远不要开战；第二，永远不要单独作战；第三，永远不要长期作战”。朝鲜战争之后，应该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永远不要与中国开战”。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曾在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