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国民党南京秘密释放三千盗匪

1949年2月末的一个黄昏，首都警察厅厅长兼首都卫戍副司令黄珍吾中将，独自一人悄然登上老虎桥监狱碉堡般高耸着的瞭望塔楼平台。

黄珍吾此行肩负着一项重大而特殊的秘密使命。那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国民政府紧急应变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释放刑事犯的命令，是一周前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亲口向他传达的。

“目前的时局你很清楚，共军已经兵临城下，首都危在旦夕，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汤恩伯眉头紧锁着说：“万一长江失守，为了保存实力，图谋光复全国大业，可能会放弃南京。”

“放弃南京，不等于把南京拱手送给共产党。”汤恩伯的语气显然加重了：“总裁口谕，令你负责将首都各监狱在押刑事犯即刻释放，这些人能起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为我们办大事。”

“总裁指示当坚决执行，回去我就着手拟定实施方案。”黄珍吾想了想说道。

现在，他到老虎桥监狱，向徐文和楼彪传达这项命令。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第一枪响起，由于频频战火，京畿城内各路“好汉”骤然增多，他们可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

于是，直到有一天，“好汉”们偷了前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家，绑了南京市市长滕杰干女儿的票，连他自己做黑市生意的小舅子也因分赃不均被人在肋上捅了两刀之后，望着老婆哭成烂桃子般又红又肿的眼睛和办公桌上雪片般要求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界来信，特别是来自上司的措辞激烈的训斥，他终于把目光投到这帮给他添乱的“好汉”们身上了。

事也凑巧，还没等他动手，李代总统派人来找他，说为了有利和谈，安定民心，让他把首都治安好好抓一抓。

黄珍吾头脑一热，竟忘记了蒋介石临走前亲口对他说的“不要听李宗仁的，有事可请示汤司令或直接与溪口联系”的叮嘱；忘记了补李宗仁的屋就等于拆蒋介石的庙这个简单的道理。他调兵遣将，把一些不听招呼、闹得他下不了台的惯窃惯盗、土匪流氓、散兵游勇、江洋大盗，关进了刚刚腾出地方来的老虎桥、娃娃桥和各区看守所。

二

如果，黄珍吾能够想到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后果，就是要他的命也不会去做的。遗憾的是，溪口炸响的雷声传到他的耳中已是10天之后的余音了。

“总裁听说你整天去抓刑事犯，为李宗仁捧场，很不高兴！”这是他的好友、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长毛森悄悄告诉他的。尽管，毛森在电话里说得很轻，可他听来却像五雷轰顶。

黄珍吾傻了！办公桌上那架新式美国电话机的铃声响起，“为党国应变大业计，拟调任你为闽、浙、赣游击司令，在大陆坚持斗争。命令随后就到。”未容他多说一句就嘎然挂断电话。他分明从里面听到了另一个浙江人的声音。

24年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他，踌躇满志地扛上了国民党一军二十师59团中校副团长的肩章，正当他想轰轰烈烈大干一番的时候，1931年6月1日深夜，昆山火车站缉私时，已是宪兵第一团团长的他率部与英军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挑衅的英国兵。这一下闯大祸了！英国政府通过外交使团，正式提出抗议。为了平息对方，蒋介石从他那薄薄的唇中滚出一句又尖又快的浙江官话：“撤职法办！”

结果，军装还没捂热的黄团长，一转眼被摘下肩章，被送进了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后来，还是与他关系密切的戴笠、郑介民在抗战爆发前将他捞了出来。

而这次，蒋介石要将他抛在即将插满红旗的大陆上。什么坚持敌后斗争，明是借共产党的刀来割他的脑袋！黄珍吾转头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声泪俱下地诉说他的满腹委屈。

黄珍吾是“太子系”的骨干。当年出狱后，尽管戴笠、郑介民在老蒋面前为他吹了不少耳旁风，可蒋介石还是只让他在侍从室当了一名有职无权的上校参谋。是当时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中将主任的蒋经国，以抗战急需用人为由，将他从这个冷板凳上拉过来，让他当上了青年军二O八师师长，1945年升任少将。日本投降后，任扩编的31军中将副军长。还是蒋经国，亲自把他送到羊城，去当广州行辕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后来又任军委会新闻处中将处长、整编第23军军长等职，并在南京丁家桥16号“中央党部”的办公室里为他放进了一张光彩照人的枣红色办公桌……

三

蒋经国听着他的哭诉，告诉了他此前无从得知的一些内幕：

原来，2月1日中午，蒋介石午睡刚刚醒来，几天前才复任侍卫长的本家内侄王世和，拿着一份《情况综合报告》给他看，让他知道了首都警察厅前一阵释放政治犯，现在又大抓起刑事犯的事。报告上还写着：比及先总统蒋先生之专横跋扈，李代总统宗仁不愧为一开明之领袖，民主之楷模。还说“为促进和谈，安定民心计，蒋先生既已引退则不应再干预政务，亦可游历海外，国事听国人自决……”于是就有了将他发配到东南留在大陆打游击的决定。

其实，也难怪蒋介石发这么大的火。只要翻开1948年12月15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呈蒋介石的《澄清当前局势工作方案》，以及12月24日，蒋介石《饬令核议顾总长之签呈致行政院代电》就一目了然了。

黄珍吾从蒋经国手中接过顾祝同这份洋洋洒洒3000多字的报告，埋着头使劲地看着。当他看到其中蒋介石用红铅笔醒目地在下面划了一道粗重红杠的那一段话时，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召集在押刑事人犯举行宣誓，决心履行拥护政府、誓死报国后，迅即将其秘密开释，任其活动。在共匪占领城市后，造成民众对匪之仇恨，藉以孤立敌人……”

他这才如梦方醒，自己先前捕捉刑事犯之举，简直愚蠢到家了！

于是，在汤恩伯正式传达给他这项任务之后，在2月末的这天，老虎桥、娃娃桥、羊皮巷、长乐路、宁海路、江东门及各区看守所，在押刑事犯全部秘密释放。当时国民党一份绝密档案上也清楚地记载着：“二月廿八日，奉命秘密疏散在押刑事人犯3318名。”

军队、警察和监狱，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安机关终于布好了天罗地网，在警笛的“呜呜”鸣叫声中，这些危害社会安定的残余分子，均被挖了出来。

早在1948年11月，毛泽东就在西柏坡点将，派时任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长兼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担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长，赵苍璧、刘秉琳为副局长，在南京“地下警运委”周密配合下，为金陵大肃特扬起了利剑。

肖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