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对贺子珍照顾有加的赖少其、曾菲，陷入了“信件事件”

前言

赖少其和曾菲是一对革命夫妻，建国后，赖少其到了上海工作，曾菲跟随丈夫前往。在上海，他俩认识了到上海投奔哥哥的贺子珍。

1956年，赖少其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对贺子珍在生活上给予更好的照顾。没曾想，这信上的内容被曲解，导致他只好做检讨。与之同时，江青收到一封关于投诉她的信件，举报人的笔迹又与曾菲相似。

一时之间，夫妻俩陷入了“信件事件”之中。

赖少其和曾菲相识相恋

赖少其出生于广东梅县，是鲁迅先生在世时称赞过的画家和木刻家。24岁那年，赖少其投笔从戎，只身前往安徽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在这里，赖少其认识了比他小6岁的老乡曾菲。

曾菲原在梅县的女子师范读书，由于她的思想进步，导致被校方开除。作为一个有志气的女青年，她毅然地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流动剧团。之后，经过数个月的辗转来到云岭，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文艺兵。

不久，曾菲下到一支连队，过了长江，进入了苏北敌后根据地。虽然赖少其与曾菲相处的时日不长，但是他俩已然擦出了恋爱的小火苗。尤其是曾菲甜美的歌声、爽朗的性格，更是在赖少其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皖南事变”发生后，远在苏北的曾菲很担心留在军部的老乡。可是一年过去了，一点儿有关赖少其的消息也打听不到。曾菲以为这个清瘦的老乡牺牲了，暗自伤感了好久。

实际上，赖少其此时正作为战俘，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被押解着去临溪“皖南特训处”的路上，赖少其就在手杖上刻下了一首题为《国殇》的绝命诗，以此明志。

之后，他被辗转关押多地，最后到了江西上饶集中营。

在狱中，赖少其用诗歌作武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他创作的《囚徒歌》充满了战斗力：

“为了赶走日本强盗，泣别了爹娘，别离了家乡。我的心像怒吼的钱塘江潮，我何其年轻，像钢铁一样坚强！”

狱中的难友听了，自发地跟着传唱起来。

敌人畏怯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他们用残酷的手段折磨赖少其。后来，赖少其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我那时被锁在一个一人高、长宽却只有一尺许的囚笼里。关在里面，不要说坐，就是稍微转动也会被铁刺刺得皮开肉绽……”

谁也没有料到，他这个文弱书生，竟是一个硬骨头。即使受尽敌人的非人虐待，他依然保持着昂扬斗志。之后，赖少其冒死越狱，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年后回到了苏中解放区。

或许是天生注定的姻缘，这个时候，原在盐城、阜宁一带抗击敌人的曾菲，被调到苏中解放区工作。这天，曾菲在报纸上无意间看到了赖少其的文章，才知道他还活着，并且就在苏中解放区担任《苏中报》的编辑。于是，曾菲立即前往探望。

见面后，听着赖少其在皖南事变和集中营的经历，曾菲时而悲伤，时而愤怒、叹息。深受感动之际，曾菲抹着泪水叮嘱赖少其要好好保重身体。

由于两个人的工作地点相距不远，曾菲隔一段时间就会到赖少其那里去看望。赖少其也是如此，几天见不着，心里便感觉空荡荡的。

这天，曾菲在去看望赖少其的途中，认出了一个出卖过革命战士的大汉奸。曾菲怒火中烧，心想一定要把大汉奸捉拿归案。她迅速从怀中掏出了一枚手榴弹，拉着引火线，命令汉奸站住。曾菲高声大喊：“想要活命就跟我走，不然我就炸死你！”

汉奸怕死，只好乖乖地听她指挥。就这样，曾菲“孤身擒汉奸”的事迹，在苏中地区被传开了。由此，她立了一大功，被送到苏中党校去学习。这个英雄事迹被赖少其知晓后，他是由衷的感动，心想：“这个纯真的姑娘如此不简单。”

1942年夏，曾菲从苏中党校毕业后，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将她分配到了一师战地服务团。与此同时，她的恋人赖少其被调来担任服务团团长。1943年1月，由钟期光主持，赖少其和曾菲结为夫妻。

1949年，赖少其以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副团长的身份，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参加了开国典礼。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后，1952年初，赖少其被调任上海华东局文委委员。

这时，曾菲也跟随丈夫一起去了上海。

赖少其和曾菲陷入“信件事件”

到了上海以后，赖少其和曾菲所住的地方，与新四军的老战友，时任华东建委主任的贺敏学，以及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住得很近。以后的日子里，三家来往频繁，就像一家人似的。

也就在此时，赖少其、曾菲认识了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从与贺子珍的叙述中，夫妻俩对她的经历深感同情。

1947年初秋，贺子珍、女儿娇娇、毛岸青等一行人从莫斯科乘坐火车抵达了哈尔滨。

下了火车后，东北局领导们来车站迎接他们，并询问贺子珍需要什么帮助？贺子珍表示，她只想工作。

在贺子珍的一再要求下，东北局给她安排了工作，在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

1948年春，贺子珍带着娇娇和毛岸青已经从哈尔滨来到了沈阳，工作也转到了东北局总工会干部处。

也就在这时，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从千里之外的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带着毛主席的嘱托，来到沈阳看望贺子珍。在贺怡的鼓励下，贺子珍与娇娇一同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但毛主席只给娇娇写了回信。

1949年，远在沈阳的贺家姐妹接到了毛主席要两个孩子去北平的电报。4月24日，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尤金和贺怡，领着娇娇和毛岸青从沈阳去了北京。

娇娇到北京后，问姨妈贺怡：“妈妈什么时候过来？”贺怡便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谈话结束后，贺怡立即动身前往沈阳，准备把贺子珍接到北平来。同年6月，贺怡和贺子珍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向北平而去。

在火车开到山海关车站时，上来两个同志，自称是组织部派来的，他们说：“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们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的决定。”

就这样，贺子珍和贺怡只得转车前往上海。

在上海生活的几年里，昔日不少井冈山的老战友前去探望贺子珍。也有一些像赖少其、曾菲这样新认识的同志们经常找贺子珍聊谈。

1954年，贺子珍在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那熟悉的声音，由此一病不起。贺敏学奉调离开上海时，特地委托曾菲照料贺子珍。

到了1956年，久呆医院的贺子珍强烈要求出院回家，赖少其便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如实地反映了贺子珍的情况，希望对贺子珍在生活上给予更好的照顾。

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看到这封信后，认为赖少其是为贺子珍“鸣冤叫屈”，实有映射到江青的意味。由此，在柯的采取的高压政策下，赖少其不得不连续做了十几次检讨。

就在赖少其深感疲惫时，又一封信掀起了翻天巨浪。原来，上海第一届党代会召开之际，身在杭州的江青收到了一封上海寄送过来的匿名信。

据后来参与调查匿名信的时任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陈虹同志回忆：

“我所看到的匿名信，信的原件究竟有多少页，并不清楚。信的第一页内容，主要是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的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等。”

江青被气得咬牙切齿，他要柯庆施替她“申冤”。在侦查过程，柯庆施等人把重点放在了笔迹方面。他们把与匿名信的笔迹相似，而又有作案条件的人，列为了侦查对象。

这些被怀疑的目标有好几个，比如，江青过去的女用人秦桂珍，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他们侦查时间最长，吃苦最多的，则是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因为曾菲的笔迹经过公安部门的鉴定认为，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其次是侦查小组调查发现，曾菲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虽然曾菲那段时间离开了上海，与陶勇的夫人朱岚一起到外地度假去了。但联系到赖少其写给市委的那封信，曾菲仍然是重点怀疑对象。

为此，侦查小组强迫曾菲写检讨，交代情况。

赖少其和曾菲相互理解，没有责怪对方“多管闲事”

曾菲的性格刚毅、无私无畏。她很担承地表示，自己尊敬贺子珍，并受老战友贺敏学之托照顾贺子珍，但这是纯粹的革命同志间的正常情谊。她是从来没有为此写过任何形式的匿名信。

但她的话显然没有说服柯庆施。关键时刻，对曾菲比较了解的市委常委王一平和彭柏山等人站出来说了公道话。他们认为，曾菲与赖少其一样，对党一贯忠诚，表里如一，有意见从来不放暗箭。

后来查明，此事确实和曾菲没有关系。那段日子，曾菲承受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为此还生了一场大病。

虽然都是因为关爱贺子珍而招来困扰，但赖少其、曾菲彼此间没有责怪对方“多管闲事”。这对思想纯洁的夫妻，只是自嘲地说：“这才是有难同当，有病相连，连‘犯错误’都犯到一起了。”

1959年春，赖少其、曾菲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离开了工作7年的上海前往安徽。重视人才的省委书记曾希圣立即安排赖少其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等职。

曾菲则前往合肥工业大学工作。往后，他们一家在安徽生活了26年。

1977年，赖少其恢复了职务，他又拿起了画笔和刻刀，开始了新生活。1980年夏，经安徽省委批准，赖少其请了创作假，深入黄山创作。期间，曾菲陪同左右。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的赖少其在曾菲的鼓励下，又背着画囊，深入福建、广东等地写生，创作出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新画卷，收获了一致好评。尔后，曾菲还陪着丈夫出国访问，为增进中外文化交流而尽力。

为了丈夫的艺术，曾菲不惜失去自己的爱好和个人的东西，全力支持，甚至提早办理了离休。

1988年12月，赖少其专门为曾菲创作了一幅《梅墨》画，上面还配了一首诗：“夫妻本是同林鸟，清浊都要到白头。”

2000年11月28日，赖少其逝世。此时，曾菲回忆与丈夫几十年来一起经历的漫长岁月，她的感觉是幸福的。她知道，赖少其在生前就为他俩在上海选好了一块墓地，大理石的墓碑上刻印着夫妻俩的合影，上面还有赖少其亲自题写的“赖少其、曾菲墓”几个字。

在墓的背后刻着一首诗：

月光如水水如画，不觉寻梅着单衣。夫妻本是同林鸟，同宿同飞上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