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重庆解放前特务还要屠害渣滓洞、白公馆的人？不是找死吗？

从渣滓洞、白公馆特务的立场来看，这么干恰恰不是找死，而是求生。

现代人被网络惯的，肯定体会不到一个没有大数据的庙堂掌控力有多弱。

在渣滓洞、白公馆执行屠害任务的特务，本来就是血债累累。面对重庆快解放了，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光头常快要洗碗了？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上司在烧文件准备坐飞机了？难道不知道人民军队正在步步紧逼了？肯定知道。

问题是——有投诚的资格吗？

比方说长官级别的，像傅作义、陈明仁甚至朱鼎卿，阵前起义那叫有庙堂资本，以前作的恶就一了百了了。你一个下级军官或者杂兵，如果之前手上有血债，之后别人家属要你偿命，你找谁保你去？

此外，49年11月已过了最佳投诚期。很简单的道理：45年你家主子600万大军的时候你为啥不投？平津、辽沈、淮海僵持期你又为啥不投？此时还穿着美式小翻领的你已经算顽抗分子了。

49年长官的命令执不执行，和56年搞清理的时候你会不会被揪出来没有半毛钱关系。

确实也有一些投诚的中下层特务没有被追究，但大多数特务当时心里是虚的。国府为制止阵前起义而对对面搞的妖魔化教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他们不敢抱侥幸心理。

仔细衡量一下：级别低不配坐飞机，之前做恶又有秋后算账的风险，唯一的活路就只能是：销声匿迹。

生活在如今大数据、摄像头、互联网时代，你自然认为销声匿迹很难办。但在那个时期，兵荒马乱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为啥呢？

从开始抓壮丁时，国府的户籍制度就形同虚设了。不少老百姓生了男孩就藏起来，不去造册，因此当时的民政系统是不完善的，许多隐匿人口给了这些特务鱼入大海的可能性。

只要离开原来的城市，到外地的偏远山区去，扔掉身上一切会惹麻烦的物件，你就可以以流民的身份混入当地，以新的角色活下去。

如果国府系统中有自己的信息也很简单，直接换个名字就可以了。下图为民国身份证，老百姓用的都是无照型的，你说这证件是谁的就是谁的。

最后就是原本的社会关系。那时没有动车高铁，几十公里外的县城都属于村里人一辈子少去的地方。如果能从重庆跑到成都，基本上就属异乡人了。

因此，唯一能给这些特务带来威胁的——就是这些被自己看管的“犯人”。于是在新旧交替时，尽可能杀掉被自己残害多年的“见证人”，才是“真正的生路”。

事实上，1127当天，特务们真的是这么干的，屠灭结束后四散逃开，跑得越远越好。只是里面有大部分被之前“同事戴罪检举”而泄露身份，很快捉拿归案。如直接下令的徐远举，就是跑到滇北被投诚的卢汉逮住的。

而白公馆最高负责人杨进兴则一路逃往四川，直到6年后全国开展“3F5F”——打击对岸残余势力时，才漏了陷。

在逃亡的岁月里，以前的大魔头有的也许变成你家附近最朴实的村民、渔夫，有的还积极参加建国后的大生产，被选为基层干部或者人民代表。

站在这些人的角度，觉得这不过是改朝换代，怎么可能理解人民战争的伟力所在？当然是认为把社会关系断干净就可以了。

作为重庆人，稍微普及2个《红岩》常识：

一是囚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里的不一定都是要犯。附近被牵连的寻常人家也不少。博物馆有一段文献说的是，当年沙区有2个中学生暑假去爬山玩忘了时间，误入白公馆附近，接着就被带里面了。27号一并被杀害。

现在还有颗当年的黄果树矗立在上山的一个岔道上，往下走就是下山代表安全，往上走就是魔窟万劫不复。

二是当年学校组织去看杨虎城，到了松林坡休息，后来集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坐在一块碑上，上面写的意思是：杨将军一家当年就是在立碑处被特务害死的。

小学的时候胆子小，确实被吓坏了，眼泪都急了出来。如今那里被翻修成一个小宅子，长大后每每回忆起来，感觉也是很强烈的。

只要是重庆长大的学生，每年1127都会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国府特务惨无人道，对同族也可以干出丧心病狂的事，也的确很讶异于如今那么多“国粉”是如何冒出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