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治指责长江防线全是漏洞，汤恩伯：你个小孩子，知道什么实情

1949年11月30日晚，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接到了蒋介石的密令，密令的内容很简单，就只有一句话：

“要在一周内，将国库的金银运往台湾。”

俞鸿钧不敢怠慢，立即安排人手。

图|蒋介石

12月1日晚，一艘由巡航舰改装的缉私艇“海星号”，静静地停靠在位于中央银行外侧的码头上，很快有人便从中央银行里面，抬出来不少木箱，源源不断的被送到船上。

在“海星号”工作的年轻水手范元健，则有幸参与了全部过程，事后他回忆：

“里面的工人就两个人扛一箱——都是木箱，扁扁的，很重，一箱一箱从银行里运到我们船上。运上来我们才晓得这是金子，因为箱子的颜色是装金子的，而且从银行里面运出来。”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都是中央银行的金子。

两天以后，“海星号”载着200万两黄金抵达了台湾基隆的2号码头，岸上早就等候的十几部大卡车几乎没有停歇，就将这些运到岸上的黄金抬上车，一溜烟就消失不见了。

尽管那时淮海战役尚未落下帷幕，华北也还有傅作义的五十万大军，但蒋介石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似乎早有预料。他不仅下令，要求要在一周内将在上海的中央银行一半以上的黄金运到台湾，还盯上了因抗战屯在南京的50多万件珍贵的文物。

1948年12月20日，南京下关码头，一艘海军军舰“中鼎号”将第一批从故宫转移出来的772箱文物拉上船，并运送到台湾，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鼎号”几乎一直在完成这项任务。

图|俞鸿钧

不过，这种大规模的运输行为，毕竟不可能瞒过所有人。很快就有报纸上刊登出消息，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正在偷运黄金，一时之间，上海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挤兑黄金的浪潮，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后，引发了大规模的踩踏，导致了7死50伤。

蒋介石早已经抱定决心，将来一旦失败，这些金银将会成为他东山再起的依靠。

蒋介石的“瞒天过海之计”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并回到了溪口老家。

前方战局的糜烂、金融体系的崩溃、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也不得不让位置。

回到溪口的蒋介石，尽量让自己装出一幅云淡风轻的样子，隔三差五便游览一下溪口乃至宁波附近的风景名胜，可实际上作为执掌中国22年命运的人物，骤然下野，也让蒋介石的心中很不好受。

就连轿夫也看出了不少端倪，因为每次出发时，蒋介石心情都很不错，但回去时，蒋介石便会因突如其来的沮丧而大发雷霆，有时甚至还会迁怒他们这些轿夫、

“蒋总统这次回乡不比往常，真是变了，变了。”

蒋经国记得，就在回到溪口以后，蒋介石就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将在这里住三个月。”

图|1949年蒋介石、蒋经国溪口山上眺望故里

巧的是，3个月后，即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挥师南下，长江防线一触即溃。

尽管蒋介石确实宣布了下野，但在背后仍操控一切，并且他也很清醒，糜烂的局势早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他暗中下令将中央银行的金银、南京的古董全部运到台湾，为自己今后的生涯铺路。

可这一切，基本上都是瞒着身边的嫡系、亲信进行的，就连蒋经国也毫不知情。

就在淮海战役尚未结束前，他就安排蒋纬国将还在淮海战场上的装甲部队撤出来，经海运运送至台湾，又下令杭州笕桥空军学校于3月中旬整体迁台。

而事实上杭州笕桥空军学校早在1948年冬，就已经陆陆续续为迁台做准备了。

有趣的是，关麟征、宋希濂这些嫡系出身的将领，打算经杭州到洗后请示蒋介石，原本还以为能在杭州笕桥空军学校蹭顿饭，结果到了以后才发现，学校已经几乎没人了，一位留守的教育长胡伟克，给他们做了顿饭，才让他们饱餐了一顿。

而在下野之前，蒋介石不仅下令四处抓壮丁征兵，做了最后的人事安排。

1月19日，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20日又下令朱绍良兼任福建省主席），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令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司令。1月20日，任命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

蒋介石为掩护自己的目的，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图|陈诚

以上的人事安排中，也就只有陈诚（1月5日赴台任台湾省主席）了解蒋介石真实目的。

当然还包括一个人——汤恩伯。

“原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司令。”

应该说这一系列的操作，也麻痹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他们还以为蒋介石还想与他们争地位、抢地盘。

三大战役落幕后，蒋介石手中精锐的嫡系力量已经基本全部葬送，只有宋希濂、胡宗南等盘踞在西北、西南的部队，基本无力防守长江防线，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却捏着几十万的精锐部队等着看笑话。

殊不知蒋介石早在为下一步计划铺路。

汤恩伯就任京沪杭警备司令

1949年1月，汤恩伯就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奉蒋介石之令“依托于长江天险固收京沪杭地区”。

图|汤恩伯

从军事角度上来看，自古以来，长江便是天险，而且为了能守住自宜昌至上海之间1800公里的长江防线，国民党军囤积了115个师总计70余万的兵力。

其中汤恩伯集团70个师45万人，负责江西省湖口至上海段之间800公里，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司令部的40个师25万人。负责湖口至宜昌间近千公里地段，另外还有配合的海空军。

尽管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精锐尽丧，但从这一现状来看，却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连蒋介石也宣称：

“这个防线将是我们反攻的前哨。”

可实际上呢？

在长江防线布局上，汤恩伯特意选择以南京以东为主的京沪杭三角区，很明显他不打算守长江全线，而是将兵力重点集中在南京以东至上海段。

可这一方案忽视了南京以西的防御，遭到了南京国防部的反对。

1949年3月7日，李宗仁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在南京开军事会议。

图|蔡文治

在会上，时任南京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蔡文治立刻就指出：

“长江防线的重点应该是往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里江流狭窄，支流也非常多，从这里强渡最为便利。而江阴以下的长江江面非常宽，在江北也没有又无支河，是不容易发起偷渡的。”

李宗仁、顾祝同、何应钦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将，自然对蔡文治的提议赞同。

可唯独汤恩伯很不屑一顾：

“这个方案我无法执行，这和蒋总裁的意见相左。”

汤恩伯的说辞，让在场的人都无法接受，就连顾祝同也觉得，放弃长江防线而去守上海，万一长江防线突破了，上海防线应该如何守。

所有人都劝说汤恩伯，应该改变防御部署。

图|1949年，蒋介石与汤恩伯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可汤恩伯却始终坚持，方案已定，无需更改，蔡文治在会上与之争辩：

“放弃长江而去守上海，这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下下策，如今李代总统、顾总长都支持作战厅的方案，为何你却是如此固执？”

汤恩伯来回就只有一句话：

“我是奉了蒋总裁的命令，其他人我不管。”

蔡文治气得发抖：

“蒋总裁已经下野一个多月了，如今你是拒不执行李代总统、顾总长的命令了！”

“啪”

汤恩伯猛地一拍桌子，嚯地站起来吼了一句：

“总裁下野怎么了？你蔡文治难道不是黄埔学生？再这样，我枪毙了你。”

说罢汤恩伯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室，将所有人都晾在一边。

其实汤恩伯心里很清楚，长江防线要照他这样肯定守不住，到时候上海也不免受影响，于是，汤恩伯在3月18日，亲自到上海向蒋介石汇报，可能也是考虑到某些影响，蒋介石嘱咐他一句：

“决心固守上海，甚以为然，但认皖南防御薄弱，惟有于战术上与方略上图谋补救之耳。”

图|渡江战役要图

也因为有了蒋介石的话，南京国防部才调了20军以及96军至芜湖、安庆一线。

可即便如此，国民党军在长江一线的防御依然很呆板。

有意思的是，汤恩伯似乎早已经笃定长江防线守不住，在渡江战役前，李宗仁下令国防部出资修建长江南岸的防御工事，汤恩伯不仅截留公款，还将不少南岸的大炮全都拆下来，集体运往上海。还在战前准备了200多辆卡车，以便能随时将在南京的部队撤往上海。

早在战前，潜伏的南京市委地下党员就搞到了国民党在长江一线的防御图送到了渡江司令部，市委委员朱启銮与党员白沙化妆成商人，将图画在烟盒上送往渡江指挥部，与此同时，朱启銮的胞弟周克，受中共地下党苏南党委委派，将国民党军在上海的军事防御部署图送至三野司令部，并交到了粟裕的手中。

渡江战役总前委开会研究方案时，刘伯承曾说了这样一句话：

“蒋介石的长江防线是一个死蛇阵，如其一处被斩断，全线震撼。”

根据国民党军长江布防情况，渡江战役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将百万大军分为东、西、中三个进攻集团，采取避实击虚的方式，率先突破千里江防，合围歼敌，对于国民党军在南京、镇江布置的重兵，则采取在江北一部分兵力实施牵制。

图|渡江战役

4月20日晚，中集团率先在在繁昌段裕溪口至枞阳地段实施渡江，并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安庆、芜湖之间的防御，而后配合4月21日晚渡江的东、西集团，实行东西对进，合围南京、镇江之敌

至22日中午，国民党军放弃南京，原本负责接收南京的二野陈赓兵团因在江西湖口至安徽皖江地段，转战南京尚需十余日。

邓小平与刘伯承经过商量后，决定取消陈赓第四兵团接收南京的重任，原本只是牵制南京的敌人的三野第八兵团35军（原属第七兵团，渡江战役前划归第八兵团下辖）却成为距离南京最近的部队，意外承担了解放南京的重要使命。

“我有蒋总裁的手谕”

也因为长江防线在一夜之间崩溃，汤恩伯也成为众矢之的。

南京解放后，顾祝同在上海召开国防部会议。

会议一开始，蔡文治就率先开炮，怒斥汤恩伯，情绪激动的甚至哭出声来：

“汤总司令，我都不知道你这仗是怎么打的。上次会议我一再说要加强江防，可是汤总司令却将主力布置在淞沪。如今几十万大军集结在上海一隅，是准备等着被全歼吗？还是汤总司令带着我们大家都去跳海。”

到了这个时候，蔡文治也顾不上什么体面，把身上的军服一扯，几个扣子被扯下，在桌上胡乱地翻滚。

“我愧对同僚、愧对总裁，我不干了，我辞职，你枪毙我吧。”

顾祝同赶紧上前，安抚蔡文治的情绪。

要说起来，蔡文治与汤恩伯还有师生之谊，当年蔡文治在中央军校第九期学习，汤恩伯当过他的老师，如今前线战事失利，蔡文治也直接与这位昔年的老师撕破了脸。

汤恩伯气得脸色发紫站起来用手指着蔡文治怒骂：

“你个小孩子，目无尊长，乱说什么，你只知道计划，你知道实情吗？”

蔡文治这时还要骂，汤恩伯却不紧不慢地说道：

“将主力集结到上海，是蒋总裁的命令，顾总长也得听蒋总裁的。”

在场的众人面面相觑，也许是怕他们不信，汤恩伯直接从公文包里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念起来：

“着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同负责，将上海的大批黄金、白银及其他重要物资限期运到台湾。在物资没有全部运到台湾之前，汤恩伯必须集中兵力坚守上海。在物资运完后，汤恩伯率部向舟山群岛转进。如果运不到，唯汤恩伯和陈良是问。”

这时众人才意识到，原来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死守长江防线的打算，就连上海也准备随时放弃，之所以摆出如此规模的阵势，不过是为了蒋介石运走在上海的金银等物资争取时间罢了。

汤恩伯念完以后，又是头也不回，拂袖而去，只留下在原地面面相觑的顾祝同、蔡文治等人。

事实上，蒋介石从上海等地运送黄金到台湾的行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8月。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南京后，兵锋直指上海。

尽管是在大战关键时刻，汤恩伯依然记挂着运送在上海的金银等物资。

5月中旬，已经卸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在蒋介石密令下，从香港飞回上海，同汤恩伯会面，会面后，汤恩伯留下亲笔字条：

“中央银行除暂留下黄金5000两，银元30万两之外，其余均存在指定的安全地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为制止蒋介石当局带走银行黄金储备，许多的人都付出了努力，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黄炎培先生的儿子、时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专员黄竟武早在1948年末便察觉到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所有金银储备运往台湾的情况，动员舆论界向国民党当局施压。给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很大压力。

1949年5月12日，就在上海解放前夕，黄竟武在上海人民银行办公室，遭到特务逮捕。

尽管在狱中受尽酷刑，黄竟武却始终没有屈服。

5月18日，黄竟武与12名烈士一起被敌人活埋于上海南车站路190号监狱内。

就在大溃败的前夕，蒋介石如同疯了一般，将所有的金银财物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图|黄竞武

一次，蒋介石突然想起，在中央信托局尚有一箱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财宝，命令蒋经国去上海取回，结果被李宗仁事先得知，下令扣住，蒋经国也考虑到，这批财宝已经被使用了一部分，所剩价值不过十之二三，索性放弃。

结果蒋经国回去以后，立刻遭到蒋介石责骂：

“到了台湾，发不出军饷，就是一块美元也是好的！”

蒋介石偷运到台湾的财务究竟有多少，各方均有不同的说法，李宗仁的回忆录中曾说：

“各项金钞、黄金、白银、外汇总计为5亿美元左右。”

1990年，《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份历史资料，根据各方记载数据统计：蒋退守台湾时，先后分三批运去的黄金共277.5万两、银元1520万元。

而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根据资料统计称，蒋介石在上海运走的金银财物，合计一共700万两黄金。

而到解放军正式接管上海后，上海中央银行仅剩下6180两黄金。

可这些钱，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蒋介石想凭借这些钱东山再起，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或许从他离开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他回不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