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远去48载！让我们重温周恩来的中医情怀

他说，“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他说，“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1/4 。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经济上不能有较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

他说，“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他说，“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他还说，“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周恩来，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曾经写下这样的寄语：“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8周年纪念日。斯人远去，海棠依旧。周总理永远在我们心中，缅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以团结中医为重点，坚持中西医平等，认真纠正西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坚持中西医并重，积极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同时，努力推动西医学中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改造中医，通过中西医结合为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闯出一条道路。周恩来的这些思考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人民保健事业发展，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与四川中医

有着中国中医学界一代宗师之称的四川梓潼县人蒲辅周，是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一日，周恩来患症，许多医生一筹莫展，后经蒲辅周治疗而愈。周恩来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辅周答：“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病愈后，周恩来称蒲辅周是“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

1956年，北京地区突发流行性乙型脑炎，蒲辅周采用通阳利湿的中医手法，让许多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据原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张晓彤回忆，蒲辅周治疗乙脑开出的处方中有稀有的犀角，周恩来指示从故宫把犀角拿出，做药治疗脑炎。

1956年，北京地区突发流行性乙型脑炎，蒲辅周采用通阳利湿的中医手法，让许多危重病人转危为安。这是当时的新闻报道。

创建于1956年的成都中医学院就是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我国最早的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1958年3月17日，周恩来签署任命李斯炽为成都中医学院院长。

1956年，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成都肛肠专科医院创始人黄济川。据记载，黄济川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位学习中医痔瘘外科的专家，他博师真传、汲众所长，深研秘方。

受到周总理接见后，早已是耄耋之年的黄济川不顾年老体衰，牢记总理的嘱托，带领他的弟子们奔走于川西南的城市乡村。四处讲学，将毕生修为与所学所悟，悉数传授给后人，誓将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发扬光大。

蒲辅周与周恩来

周恩来在北京接见黄济川

让中西医团结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新中国成立前夕，筹备新政协期间，周恩来就提出，为了与旧社会造成的不知卫生的愚昧及疾病疫疠的严重情况作斗争，必须把中西医团结起来，要“团结并教育全国可用的医生、护士及一切卫生人员，改造旧医生，使他们都能为中国人民的卫生、防疫、医疗、助产等工作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团结中西医问题非常重视。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指出：“中西医团结搞不好，对广大群众损失很大。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今天中国在这方面的实际是：广大群众患了病没人治，因之，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小孩子。共产党不是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就可变成医生。现在全国中医有九万多人，西医才有二万人，人数比例相差很大，老百姓又迫切地需要医生”，“因此，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和医生少，西医更少，而中医又能治好一些病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在目前的过渡时期，我们就需要团结中医和改造中医。首先是团结他们，把他们的积极因素发扬出来，把消极因素去掉”，“中医是要改造的，但首先是团结中医，因为只有接近了他，才能改造他”。

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但部分西医出身的卫生工作领导同志在思想上对中医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

在团结中西医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对双方平等看待，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周恩来指出，“西医是外来的”，“西医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国的情况”。西医“有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医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谓“西医中国化”，“就是要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外来的东西，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土壤，才能发展”。“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同时，周恩来要求中医也必须积极改造。“中医是要改造的”，“中医科学化”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改造中医“是中国当前实际所需要的”。从中西医平等出发，周恩来反复要求西医要客观看待中医。1957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再次指出：“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推动西医学习中医

为贯彻中央指示，加强中医学习、研究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同时开办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抽调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8年，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组织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先后从全国抽调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青壮年西医师303人离职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

1956年8月6日，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同时，西医院校相继开设中医系或增加中医药课程。中医带徒弟工作也全面展开，计划1956年到1962年通过师带徒方式培养中医48万名。中医药研究、教育工作迎来新的时期。

得益于“西学中”，四川涌现出王成荣、孙同郊等一批优秀代表。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药学

经过中央努力，1956年底卫生部废除了歧视中医法令。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门负责人，以及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负责人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专门提到中西医结合问题。周恩来指出，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愿自觉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1970年前后，周恩来又多次谈到中西医结合和新医学问题，要求中西医要融会贯通，闯出一条中国新医学的道路来。

为总结经验，更好地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经过多方筹备，1971年2月，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会前会后亲自领导，从会议日程、要解决的问题到典型经验介绍、具体规划都亲自过问，并多次约见卫生部负责人，接见与会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意见。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参观了中草药展览，审阅、批改《关于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情况和五年规划的报告（草稿）》。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周恩来发出号召：“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综合央视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青春北京、成都中医药大学官微、成都肛肠专科医院官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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