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时期，西边形势的矛盾势力变化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东汉王朝“西边”的矛盾势力变化

东汉王朝时期，西边形势的矛盾势力变化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西汉武帝时期为“西逐诸羌”通过“初开河西，列置四郡”的方式达到了“隔绝羌胡”的目的，这也极大的扩张了西汉帝国的西部边界“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到汉宣帝时又在西域设立都护“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并于乌垒建立了幕府以镇抚讨伐西域诸国，将西汉的西部边疆拓展到天山南北和天山以西的乌孙、康居地区。

随西汉王朝的日渐衰落，对西域的控制也在不断下降，之后王莽的错误边疆政策又直接使西域地区不再接受汉王朝的管辖“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到东汉建立之初，由于国力衰弱，汉光武拒绝了西域诸国的内附请求“未遑外事，竟不许之”。

东汉初年的西部边界退缩到凉州一带。统治边界的收缩的同时，西部边界出现的汉羌冲突也愈演愈烈。汉民族与西羌民族之间的矛盾于西汉宣帝时就初现端倪。西汉宣帝时，就与先零羌在湟水地区有一定的冲突，出现“郡县不能禁”的情况。之后先零羌与诸羌组成同盟“将欲寇边”，这次冲突以诸羌联盟被赵充国率军击败而结束。

到王莽时期，汉羌矛盾进一步扩大，王莽“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的命令引起诸羌不满，导致了诸羌“遂还据西海为寇”的结果。到东汉开国之际，隗嚣割据势力与诸羌联合共同威胁东汉政权“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

在隗嚣势力平定后，东汉王朝开始与诸羌联络，司徒掾班彪上书认为应该设置护羌校尉以负责“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以处理与西羌民族的关系，这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于是令牛邯出任当时的护羌校尉。但是在牛邯死后，很长一段时间未设护羌校尉“及邯卒而职省”。

在护羌校尉空置的这一段时期，西羌部时常寇边钞掠，而汉王朝在消极防御后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战争冲突成为汉羌之间主要的交流形式“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

护羌校尉的重设

到中元年间，诸羌联合并推举滇吾以为共同的头领“为其渠帅”，随即掀起了对汉帝国的大规模入侵，也引发了一些内附汉王朝的“守塞羌”的叛乱。永平元年，汉王朝击败了滇吾，重设了护羌校尉，东汉王朝与诸羌重新建立了正式的藩属关系“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

护羌校尉的重设也意味着汉王朝对西部诸羌经略的正式开始。自汉肃宗统治开始，西羌部就多次掀起叛乱，其中一般认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建初元年至永元十三年由于安夷县官僚的对羌民的欺压而直接引发的。“安夷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

经过汉王朝长期的反复镇抚，耗费三十年终得以平息。第二次为永初元年，由于汉王朝为平息西域叛乱而过多征伐羌人引起大规模叛乱。当时的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等羌人征讨西域，被征发的羌人恐惧“远屯不还”，于是“多有散叛”。

这激起了汉王朝的大规模搜捕，进而使诸羌豪酋惊恐，随即引发叛乱“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崩溃”，可见汉王朝不仅对诸羌剥削严重，双方还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次羌人的叛乱波及范围极广，并对汉王朝的统治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抄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

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最终汉王朝平息了此次叛乱，但也导致汉王朝财政困难“府帑空竭”并且后续影响恶劣“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对汉王朝其他方向的经略也产生极大的影响。

永和四年，由于当时的凉州刺史来机、并州刺史刘秉“天性虐刻”激化了汉羌矛盾，最终导致了第三次羌人的大规模叛乱“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

在平定这几次大规模叛乱间，汉王朝也试图通过屯田徙民，使护羌校尉安抚等经略政策来缓和矛盾，但由于官僚的处置不当，屯田徙民等政策“逼迫太过”从而导致了矛盾激化，引起羌族人民的不断反抗，最终汉王朝只能依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到东汉王朝末年，国力衰微吏治大坏，汉王朝对边境的控制力逐渐丧失，而羌民的叛乱也与汉民族中地方势力相结合，开始呈现割据性质。

例如中平元年先零羌叛乱时，其首领北宫伯玉就“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攻烧州郡”。这时东汉王朝的中央政府逐渐陷入分裂中，其对西边的经略也就趋于失败。直至东汉王朝灭亡，其西边的汉羌矛盾冲突始终未能解决。

纵观整个东汉对“西边”西羌部的发展历史，其始终缺乏稳定有效的战略规划。建国之初由于专注于统一战争与北边经略，面对西边的羌人寇边只是消极防御，首任护羌校尉死后就裁撤不设，对西羌部基本持静默防御态势。

到东汉中期西羌部得到发展，滇吾引起的动乱使汉王朝不得不开始西边经略，但此时的汉王朝也开始了国力下行的历史，北边矛盾再次激化，这使汉王朝对西羌部的经略就更为粗糙。

随后官僚系统的腐朽更激化了民族矛盾，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在使用战争手段平息叛乱时，东汉王朝也试图通过内附徙民、设立附属等和平的手段试图缓解，但都徒劳无功，反而扩大了矛盾。这一后果又严重打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间接冲击了其他边疆的经略，使其余边界经略也出现危机，使东汉王朝的四边经略出现恶劣的连锁反应。

西域地区的“三绝三通”

新莽时期，西域的断绝了和中原王朝的联系，重新归属匈奴。到东汉时期，由于匈奴加剧了对西域诸国的剥削，诸国苦不堪言于是在建武朝中期请求内附，但是遭到了光武帝的拒绝，这使东汉初期并没有恢复对西域地区的统治。

尽管这一时期汉王朝无力兼顾西域地区，但还是通过授予西域中亲汉的大国君主官职印玺等方式加强联系，建武初年曾授予西域“思慕汉家”的莎车国王王号及官职“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

随着匈奴势力的分裂衰弱，其对西域诸国间的控制也在弱化，致使西域诸国间常相互攻伐“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可见这一时期虽然汉王朝无力兼顾西域，但匈奴也无法对西域实现完全控制。

汉明帝永平年间北匈奴胁迫西域诸国共侵中原王朝“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汉明帝则回应以窦固、耿秉率军北伐，取得了“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的成果，于是“遂通西域”。“北边”战略的需要使东汉王朝开始了对“西北边”的经略。

于是在永平十七年时“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使西域地区重新回归汉王朝的统治中。但是汉明帝此次开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匈奴势力的入侵，并非以开拓疆域恢复控制为目的。并且，由于光武时的消极政策，使当时的西域诸国对汉王朝的认同有限，而匈奴势力也并未彻底退出西域，于是仅仅过了一年以后（永平十八年），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又迅速陷入危机中“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

汉章帝即位后以“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为由，撤回了戊己校尉与西域都护，汉王朝对西域的第一次的短暂统治就此结束。但是在汉王朝“断绝”西域的同时，并没有对西域地区彻底放弃。使班超留驻西域，并为汉王朝重新恢复对西域的统治而积极准备“班超留于窴，绥集诸国”。东汉王朝第二次恢复对西域的统治是在汉和帝时期。

永元元年汉匈联军击败了北匈奴，并在永元二年重新夺伊吾地“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宪因遣副校尉阎槃将二千余骑掩击伊吾，破之”。永平三年，班超定西域，成为西域都护，并恢复了戊己校尉的建制“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复置戊己校尉”。

经过六年的努力，达成了“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的结果，东汉王朝再次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这段时间一般也被认为是汉王朝西域经略的鼎盛期。到汉和帝去世后，西域又发生了一次叛乱，但是很快被平定，但此时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开始动摇。

总的来说，在这次平息西域过程中，由于过度征发西羌部族从而引起了激烈的羌族叛乱，使汉帝国的统治受到打击，同时也冲击了汉王朝的西域统治。在“羌乱”平定过程中汉王朝自身实力受到极大打击，因而只能“诏罢都护”于是西域再次与中原王朝失去联系，造成“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