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所趋还是小人夺权，王莽改制浅谈

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指发生在中国古代西汉末年的新朝期间，以“恢复周礼”、“托古改制”为主要趋向的，同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的一系列变革。

由于王莽改制的变革范围极广、力度极大，而新朝立国基础薄弱，统治机构的管理能力不能匹配巨大的变革愿景，最终无力化解社会矛盾。

旧的矛盾没有化解，而诸如“黄河改道”、“赤眉、绿林起义”等天灾人祸又进一步袭来，最终导致王莽统治的新朝仅运行十四年就陨落夭折，也宣告王莽改制的彻底失败。

虽然失败，但新政中的思想、措施和产生的结果，依旧在我国历史研究中众说纷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王莽改制的经济内容决定改制和其人本身

王莽（公元前45年—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贵乡人。西汉末年，虽然汉匈百年大战已经结束，但政局动荡，民生凋敝。

自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刘奭治世以来，朝廷内部外戚、宦官专权，朝廷外部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内忧外患下，汉元、成、哀、平四帝皆无力改善社会现状。

公元6年2月3日，十四岁的汉平帝“暴死”，朝廷混乱。此时，王氏家族的势力在朝廷一家独大。在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后，王莽便以“被禅让”的形式称帝，于公元9年1月10日建立新朝。

为了应对社会上的一系列问题，王莽在统治期间需要、也必须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以巩固统治。但事与愿违，新政不仅没能解决矛盾，还激化新的矛盾。

以绿林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为标志，积重难返的新朝最终在公元23年崩溃，成为西汉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关王莽，历史学家评价不一。

有的人认为王莽是小人得志，依靠篡位取得权力而不懂得善用，没有执行政策的能力和运行政治的情商而导致统治失败；也有的人认为王莽志向高远，只是其政策理念过于先进，在大势所趋下遗憾失败。

但无论支持与否，现代研究者都经常会将其戏称为“穿越者”，原因在于王莽新政的措施无论成败和善恶，其改革程度之深广都是史无前例的。

王莽改制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一场改革所能够涉及的全部范围，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在经济上实行以古代井田制为基础的“王田制”并禁止奴婢买卖、建立名为“五均赊贷”的贷款制度、将“盐”“铁”“酒”“币”“林”国有化等。

在政治上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大改官职名称，降低边境少数民族地位，维护大一统等；在文化上推崇符命、修改度量衡等。

其中，改制中的经济措施经常被人津津乐道。我们现代经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代先秦学者其实也言之凿凿。

孔子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大意是孔子评价子产说，君子有四种道德。

其中，第三点“其养民也惠”，就是让民众受到恩惠，也即我们常说的“惠民”。孔子又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大意是孔子认为人口多起来后，要让人口富起来，也即“富民”。

“惠民”“富民”的思想本质上都在强调通过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发展经济来维护统治秩序，这种思想在孔孟学派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同样占据了深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的王莽心中的重要地位。

经济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深切，也是最能体现统治者意志的内容。

王莽在统治中，做到了“施民以财，赈民之急，惠民以利”：在贷款上，王莽在灾民丧葬的事宜上推崇无息贷款；在农业上，王莽实行官员工资和农业生产挂钩的浮动工资制度；在公元22年蝗灾流行之际，王莽又牵头一系列赈灾措施……

而王莽改制的经济改革，无论是国有化税收还是禁止奴婢交易，本质上都可以概括为惠民富民。

以董仲舒为代表儒家思想的本质是维护统治，惠民富民思想的目的是加强大一统，完善中央集权，也就是构造出一种更稳定的秩序。

幻想中的地上天国，极端改制下蕴藏着的淳朴愿望

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眼里，“秩序”无疑是统治的最主要目的，任何政治行为都要围绕这个目的运行。

因此，除非社会已经因为各种矛盾而濒临秩序崩溃，统治者是不会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因为变革的本质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在旧秩序尚且具有生命力时，趋于保守才是统治阶层的常态。

王莽并非名正言顺的中国皇帝，其外戚夺权的行为虽然表现得“天命所归”，终归是不受当时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社会风气所认同。

加之先帝无力解决而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已经切实影响民生进而影响到统治，王莽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经济立场，都需要一场改制证明自己，维护自身的权威。

由此看来，王莽改制势在必行。

只是，新朝初立，统治的根基尚不牢固，社会矛盾是否真的尖锐到必须让王莽立刻执行如此大规模的变革？

答案是否定的。

古今历史学家评价王莽新政，普遍都用“急”字一言概之，都认为改制“步子太大”。

而王莽常年在官场打拼，甚至做到了夺权，如果仅仅是想在夺权后巩固帝位，其必然清楚：只是出于提高自身统治正统性的需要，根本不需要在经济范围上进行激进的改革。

在外族侵略问题并不显著的新朝，哪怕王莽在就位后继续对土地兼并问题不闻不问，暂缓和大地主的对立关系，他的统治也不至于十四年而亡。

王莽对改制的期望，已经超出了统治的基本需要。

前文提及到，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秩序”这个根本目的进行的。

只是历史中不断兴起衰落的各朝各代已经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统治者认为的秩序，都是社会需要的秩序。

如果政治的所有活动都能真正服务于社会所需要的秩序，那全世界就不会再有腐败、战争，所谓的腐败和战争，无非是政治失败的结果。

换句话说，正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和统治者、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对“秩序”的定义和追求不同，因此产生了类似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内的一系列极端现象，这些现象又具象为起义、战争等历史耳熟能详的形式。

土地兼并的大地主们不会因为自己剥夺了其他农民的土地财富而内疚，相反，他们时常会认为自己施舍了农民土地和工作，维护了上尊下卑的秩序而感到荣誉和自豪。

同样的，王莽也不会认为自己的新政将加剧土地兼并带来的贫富差距，因为“周礼”就是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秩序。

王莽虽出身王室家族，但作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其父王曼却终身清贫，常年居住在陕西省渭南县一带，以卖高馍、油饼为生，并在得到封侯前就已逝世，加之兄长王永也在不久后逝世，王莽只得与叔父们一同生活。

与王氏家族其他成员们奢侈的生活不同，王莽生活清净简朴，平日孝敬母亲，礼贤下士，为人谦虚恭敬又勤奋好学，颇有君子作风。

24岁入官后，王莽凭借这些作风，深受叔父、伯父在内的朝廷上下喜爱，甚至是汉成帝也对王莽赞赏有加。

这些经历，使王莽不仅对儒道有高度的认同，也具备其他官员不具备的贫民视角，因此，王莽认同周礼，同时“惠民富民”的思想有意无意地成为了王莽摆脱清贫的信仰。

“王莽本人和追随他的儒生群体确实对践行经典政治有着真诚的希望。”

改制的出发点是建设一个大同社会，这样理想的目标和王莽早年贫困又获得认同的经历密不可分。

势在必行却一泻千里，理想在现实中砰然坠地

如果不是某种类似地上天国的理想主义作用在王莽身上，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能支撑起一个士大夫式君主改革的觉悟。

只可惜和后世的王安石一样，强行追求脱离实际的秩序，终究是有害的。

以惠民富民为核心的王莽改制，在实施过程中赋予了实行官员过大的权力，而王莽又不能及时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系体系，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官员大规模地中饱私囊，贪污腐败盛行，贫民的财富更夸张地流入富官手中，事与愿违。

不仅如此，幅度过大的改制使得王莽政权经常朝令夕改，不仅政治效率低下，而且丧失了政权权威，连早年支持王莽的农民阶层也对政权失去了信任。

经济、政治的失败，又加剧了儒生社会对王莽夺权的不认同感。可以说，王莽新政在经济、政治、文化全方面都遭遇了失败，进而导致新朝的崩溃。

王莽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终于成为了历史发展的一股逆流。

结语

王莽改制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政治追求，它既体现了士大夫阶层对社会秩序的美好追求，也体现了士大夫阶层自身视野和能力的局限性。

这种属性不仅在王莽身上适用，在古今的中国文人政治生态也同样适用。

王莽不是大势所趋中浪头，因为他的改制根本还是汉朝儒学的延伸。但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得势小人，因为他的改制确实蕴藏着他对更高秩序的向往。

他并非高瞻的穿越者，只是对理想和现实的迷茫，和现代的我们十分相似罢了。

参考文献

1.陈忠锋.王莽富民思想探微[J].历史教学问题,2008(01):68-70.

2.张颐.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