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士族的博弈：论曹魏与东吴的校事制度

校事，即汉末三国时代的情报人员，近似于今日之特务。

这一机构并非两汉旧有，乃是曹操所创，用以监视群臣。东吴孙权对此亦颇有效法。因此校事普遍存在于魏、吴两国。

汉魏时期的监查机构，有御史系统与司隶校尉，因此“校事”实际是独立于旧有系统之外、专属于最高统治者的情报组织。类比而论，大约相当于明代的厂、卫。

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癸巳存稿》

本文想就校事系统的产生、发展与灭亡，论述其历史背景与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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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事的产生背景与原因

校事的雏形诞生于建安年间（196-220），最初被称作“抚军都尉”或“抚军校事”。

抚军都尉，秩比二千石，本校事官。--《太平御览》引《魏略》

嘉平中，（何曾）为司隶校尉。抚军校事尹模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朝野畏惮，莫敢言者。--《晋书何曾传》

校事机构的正式设立，约始于建安十八年（213），即曹操称魏公同年。是年曹操不仅自置三公六卿（区别于汉廷的三公九卿），还在邺县自立宗庙社稷，正式宣告了篡汉自立的计划。

（十八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武帝纪》

魏国初建，（高柔）为尚书郎……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魏书高柔传》

然而彼时心存汉室的人物为数不少。比如荀彧便在前一年（212）激烈阻挠曹操进爵魏公，因此遭到隐诛。

在此背景下，曹操便需要更加得心应手的机构替自己监视群臣动向，方便其易代计划。

校事诞生之初，似隶属于秘书系统（即中书系统），秘书负责“平尚书奏事”。魏国尚书高柔便曾抱怨过设置校事的弊端。

（高）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魏书高柔传》

曹魏的秘书系统在黄初年间（220-226）被改为中书系统，刘放、孙资出任该组织的首脑。

黄初初，（曹丕）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监，（孙）资为令。--《魏书刘放传》

按记载，孙、刘二人执掌中书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而校事“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可知二者性质颇具相似之处。

孙（资）、刘（放）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裴松之

（校事）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適。--《魏书程昱传-附传》

东吴孙权后来亦效法曹魏设立校事，东吴的校事亦隶属中书系统，全称“中书典校事郎”，亦称“典校事中书郎”，即负责校事工作的中书郎。

注：校事全称，见王素、汪力丁《略谈走马楼“中书典校事吕壹”简意义》。

孙权对校事制度极为推崇，夸奖曹操“御下之术，自古少有”；大肆增益校事权力，严密监视群臣动向。

（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吴书诸葛瑾传》

当时东吴的校事头目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望风承旨，弹射百僚。大将军陆逊、丞相顾雍、太常潘濬等人均受到弹劾，东吴群臣人心惶惶，乃至“言至流涕”。

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陆）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吴书陆逊传》

曹魏与东吴大力发展并强化校事机构，存在现实原因，即统治者出身庶族寒门，难以轻易慑服群臣。

注：曹操是庶族地主，家族兼备宦官色彩；孙坚伪托孙武之后，实际祖上以种瓜为业，见《宋书符瑞志》与《幽明录》。陈寿称孙坚“孤微发迹”，即隐喻此事。

尤其考虑到彼时的魏、吴群臣当中，有许多人出身于士族大姓；因此魏、吴统治者便更需要借助专属的特务机构，对群臣进行监视，以保障自身地位不坠。

曹魏的校事机构在齐王时代才被废止，与武帝、文帝、明帝相始终；东吴的校事机构在孙亮时代才被废止，亦与孙权相始终。

校事系统任职者的出身问题

由于校事的主要工作是替统治者刺探群臣、监视士族大姓的政治动向，因此这个机构的典型特征，就是任职人员出身卑微。

理由很简单，士族子弟不可能轻易损害同一阶级的利益，因此出任校事之人，只能来自寒门小族。

鉴于校事出身卑微，他们便经常被统治者卸磨杀驴。寒门小族的裙带关系和个人能量有限，即使杀害也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曹操、孙权均热衷此道。

他们一般先利用校事打击群臣，之后再杀害校事以撇清自身干系。相关记载甚多，属于常见的帝王之术。

以下具体谈一谈校事的出身问题。

早在曹操在世时，高柔就曾抱怨校事“擅作威福”。曹操对此亦不反对，还将自己任用校事，形容为秦末汉初时“叔孙通任用群盗”，把校事比喻为群盗。

太祖曰：“卿知（赵）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魏书高柔传》

任用寒门小族为校事，在曹魏是一以贯之的传统。曹操、曹丕、曹叡均热衷此道，直到齐王时代亦如是。

魏嘉平年间（249-254），程昱之孙、黄门侍郎程晓上书曹芳，称“校事小吏，益不可信”，又称“校事区区，亦复无益”。“小吏”、“区区”等形容词汇，充分佐证了校事在士族子弟眼中的卑贱形象。

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魏书程昱传-附传》

程晓还拿校事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作对比。隐喻校事出身卑微，与高门出身的监察官（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大大不同。

若更高选国士以为校事，则是（御史）中丞、司隶（校尉）重增一官耳。--《魏书程昱传-附传》

另外，程晓还弹劾校事喜欢狐假虎威，“外则讬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所谓“讬天威”即仰仗皇帝撑腰，“聚群奸”则指校事出身卑贱，属于士族眼中的奸邪之徒。

（校事）外则讬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士大夫阶级）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魏书程昱传-附传》

曹魏校事出身卑微，东吴校事亦然。

吕壹弹劾东吴群臣时，被骠骑将军步骘形容为“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这种说辞与曹魏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

后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步）骘上疏曰：“……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吴书步骘传》

吕壹倒台后，孙权又提拔举报吕壹的李衡，充任爪牙。

李衡出身“襄阳卒家子”，士兵家庭在魏晋时被称作“士家”（不同于士族），其地位低于平民、高于奴婢（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可知李衡出身十分寒微。

（李）衡字叔平，本襄阳卒家子也……数月，（吕）壹被诛，而（李）衡大见显擢。--《襄阳记》

实际任用寒门小人充当左右手，是统治者的一贯权术。从性质上看，三国时代的校事，与西汉的酷吏、东汉的宦官、明季的厂公并无本质区别。

另外鉴于校事出身较低、社会关系相对单纯，统治者在事后推卸责任时常常杀害校事，以堰塞群臣之口。

比如曹操任用校事赵达、卢洪等人打击群臣。这些校事尽心尽力，不出意外得罪了众多士族。士族代表高柔出面举报，曹操便顺水推舟地诛杀了赵达等人，以撇清自身干系。

（赵）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高）柔。--《魏书高柔传》

实际赵达被杀的理由是“奸利（事）发”，罪名非常模糊，基本可以视作是曹操的借口，目的在于避免群臣发难，安抚众人情绪。

东吴统治者对待校事的态度，与曹魏十分相似。

校事吕壹是孙权的爪牙腹心，因此东吴群臣虽然受尽折辱，却敢怒而不敢言。

（孙）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孙）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吴主传》

随着君臣矛盾日积月累，群臣之中不满情绪日益升高，孙权便通过处死吕壹来安抚群臣。

需要特别注意，吕壹下狱之后，主持审讯的丞相顾雍竟不敢给吕壹加刑；中书令阚泽甚至需要主动替吕壹回护，其目的无外乎是为了维护孙权的颜面。

（吕）壹奸罪发露，收系廷尉。（顾）雍往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问其辞状。--《吴书顾雍传》

初，以吕壹奸罪发闻，有司穷治，奏以大辟，或以为宜加焚裂，用彰元恶。（孙）权以访（阚）泽，泽曰：“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吴书阚泽传》

不难看出，校事虽然出身卑微，但其本质乃是统治者的工具。因此士族大姓虽然对此极端憎恶，却只敢向校事发难，而不敢牵连到君主。而君主亦懂得卸磨杀驴，以平息群臣愤怒的道理。这可以视作君臣之间的一种默契。

校事机构废除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曹魏的校事机构在魏嘉平年间（249-254）遭到废止；东吴的校事机构在吴建兴年间（252-253）遭到废止。

注：三国时蜀汉亦有建兴年号，与吴不同。

如果注意到历史背景，便会发现魏、吴校事制度的废止，均发生在士族掌权之际。

嘉平年间是曹魏国势的中衰阶段。嘉平元年（249）司马懿杀曹爽，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废曹芳。这一时期可以视作庶族政权倒台、士族政治崛起的过渡期。

率先提出废黜校事制度者，便是时任黄门侍郎的程晓。

程晓是程昱之孙，程昱是魏廷首批配祀太祖庙的三人之一（夏侯惇、曹仁、程昱），尊贵无比，因此程晓作为勋臣子弟，自然很适合充当士族集团的代表。

（青龙元年）夏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魏书明帝纪》

（程）晓，嘉平中为黄门侍郎。时校事放横，晓上疏。--《魏书程昱传-附传》

彼时曹芳已经失去权力，形同软禁，朝政尽归司马氏。因此程晓这一提议被顺利通过。

校事制度被废除之后，世家大族终于挣脱了束缚已久的枷锁，随之而来的便是报复性地奢侈腐化浪潮。

自此之后，司马氏为代表的门阀集团不仅私占屯田，还以公谋私，甚至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魏廷臣僚，大大败坏了当时的风气。

（司马师）欲擅强势，以逞奸心，募取屯田，加其复赏。--裴松之注《毌丘俭传》

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晋书外戚传》

孙权在世时，认为曹操设立的校事制度，对陈群为代表的门阀子弟有很强的约束力，令他们“不敢为非”。

又长文（陈群字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曹）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吴书诸葛瑾传》

孙权确实有先见之明，曹魏的校事制度废止之后，士族愈发猖獗，魏廷朝政日非，西晋糜烂风气之肇始，恐亦与此有关。

接下来再谈一谈东吴废止校事制度的历史背景。

东吴的校事制度废止于吴建兴年间（252-253），即孙权死后（252）不久。

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太傅诸葛恪，他是孙权钦定的首辅大臣，上台的第一把火便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这里的“息校官”就是废止校事制度。

（诸葛）恪更拜太傅。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吴书诸葛恪传》

诸葛氏出身徐州琅琊阳都，属于侨姓大族。作为流寓门阀代表的诸葛恪，倡议废止校事制度，一方面是表示“改弦更张”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也是借此示好江东大姓和淮泗集团。

诸葛恪的姊妹嫁给了张昭的儿子张承（籍贯徐州彭城），属于淮泗士人之间的相互通婚。

与此同时，诸葛恪的外甥女（即张承与诸葛氏之女）又嫁给了孙权之子孙和，与宗室亦有联姻。

（张）昭欲为（张承）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孙）权闻而劝焉，遂为婿。生女，权为子（孙）和纳之。--《吴书张昭传-附传》

诸葛恪还做过太子孙登的幕僚，与淮泗、江东诸子弟颇有来往，人脉比较广泛。

（孙）权称尊号，立（孙登）为皇太子，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衟等皆为宾客。--《吴书孙登传》

因此废除校事制度之后，诸葛恪在朝廷中便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事崇恩泽，众莫不悦；百姓延颈，思见其状”。这里的“众人”，与后文的“百姓”相对，应该是指江东大姓与淮泗子弟。

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吴书诸葛恪传》

在孙亮、孙休时期，校事制度一直未再恢复。不过按《陆凯传》记载，孙皓上台以后（264）重新设立校事官，侧面佐证了孙皓对朝臣监视力度的增强，亦反映出东吴生存环境的恶化。

先帝（指孙权）末年，虽有吕壹、钱钦，寻皆诛夷，以谢百姓。今（指孙皓）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吴书陆凯传》

孙皓登基前一年（263），蜀汉灭亡，孙皓登基后一年（265），西晋代魏。因此在内忧外患之际，孙皓求助于先祖旧制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这也能证明校事制度在乱世的适用性。

小结

诚如本文所述，校事这一机构完全受统治者的驱使与控制，其本质是皇权的附庸。从某种意义上看，三国的校事与两汉的宦官、酷吏颇为相似，因此也理所当然被士人视作异类。

出于“方便驱使”与“监视群臣”的考虑，统治者习惯任用出身卑微的寒门小人充当校事，小族子弟没有庞大的宗族势力为依托，只能全身心依附于君主。同时校事的宗族势力微弱，也方便君主卸磨杀驴，安抚群臣。

不过校事的设立初衷既然是为了制约士族大姓，那便说明彼时的统治阶层存在内部矛盾。在此背景下，凭空制造一个新的机构来压制旧的矛盾，其实也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

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校事“擅作威福”。

虽然校事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威慑士族大姓，令对方“不敢为非”；但鉴于校事主要出身寒门小族，素质有限，因此一朝得势之后，难免做出许多狐假虎威的越轨举动。魏、吴均如是。

举例而论，魏军中流传歌谣，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可知卢洪、赵达两位校事滥用权柄，竟比他们的主子更有威风。

（曹操）使卢洪、赵达二人主刺举，洪、达多所陷入，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太平御览》引《魏略》

至于东吴的校事吕壹，“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热衷揭发检举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因此陆凯把校事比喻为“吏民之仇”，也并非全无道理。

吕壹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以白（是）仪。--《吴书是仪传》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吴书陆凯传》

讽刺的是，校事机构虽有诸多弊端，但一旦缺少了校事的约束，魏晋的士族大姓便会故态复萌，做出许多损人利己的恶事。这种动态的权力博弈，与东汉时代的宦官、士大夫之争颇具相似之处。当然，其背后的主导者均为皇帝本人。

魏、吴校事的设立初衷虽是为了强化皇权，但却侧面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这一制度也往往在当政者死后人亡政息，甚至加速该政权的衰亡。这也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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