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两汉时期的纸：西汉时受到歧视，东汉改进后正式进入书写领域

纸，发展到今天，已然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在生活许多场景里大放异彩。可最早作为书写工具的它，不仅不是书写的第一选择，还屡屡被人嫌弃。

1、“上厕所都嫌”

纸是谁发明的？很多人可能会说“蔡伦”，可事实上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人们修正了这个说法：东汉蔡伦只是改良了造纸术，让纸变得更容易书写。

致使这一转变出现的原因是建国后，不少专家学者在中国多个地方发现类似于“纸”，且年代在西汉的“丝麻纤维文物”。

1957年，西安灞桥一家砖瓦工厂，挖出了一个陶罐，陶罐中有一面古铜镜和一团丝麻裹成的“布块”，古铜镜花纹奇特，明显带着“老气”，“布块”其貌不扬，让人觉得可能只是擦拭镜子的抹布。

这块布团后来被称作“灞桥纸”，后续的时间中，该地区再也没有出土过类似的“纸”，可在中国整个西北地区，许多类似于灞桥纸的“布团”被发现。

由于它们经检测年代都处于西汉时期附近，它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西汉古纸”。

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对“西汉古纸”的研究提上日程。

东汉纸工艺开始成熟后，纸虽然主料还是植物纤维，但纸的植物纤维已经变得短小，成纸更加细腻，与布帛有明显的差别，可“西汉古纸”纤维粗大，且明显没有经历“打浆”的步骤，成纸粗糙且松散，与布帛无限接近。

整体来看，像是把植物打碎、压薄以后，无数根长长的纤维丝拼接在一起，“纸腩松弛，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与其说是纸，更像是“纤维堆积物”。

因此，有人还猜测，灞桥纸或许真只是一块抹布，被古镜长达千年的挤压，形成了纸态，总之否定观念剑指“西汉古纸”不是真正的纸，只是时间造成的误会。

2、确凿证据，西汉真的有纸

反对派另外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出土文物，如果西汉存在技艺不成熟的纸，那小概率是不在民间流传，且比较珍贵，导致只有王公贵族可能用得起。

可灞桥纸出生的那个陶罐，事后考古带在周围探查过，并没有大墓的痕迹，那陶罐就像是一个民间遗落的财货那么普通。

另外，不论是西汉马王堆墓亦或者是海昏侯墓，出土的书籍多以竹简、布帛形态出现，根本没有“西汉古纸”的痕迹，雁过留痕，“西汉古纸”却一直在该出现的历史位置中缺失，这简直就是它不存在的铁证。

在高倍显微镜下，这些古纸的纤维长度在1-2厘米，而正常麻线的长度在15-25厘米，这意味着古纸在制作中是经过人为裁切的，且分布均匀，摆布有序，证明人为参与了制作。

另外，经过进一步分析，古纸上找到了舂捣、打浆及抄造的工序，这一切说明，古纸真的是被人制造出来的。

至于反对派的问题，答案也随之浮出水面——西汉古纸不是没有，只是技艺太“菜”，连陪葬的资格都没有。

1、一直在进步

东汉以前，“纸”还不是纸，《后汉书》中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帛”意思是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

当时写东西就两种选择，要么用书简，要么就用缣帛，可“缣贵而简重”，哪一种都不是书写工具。

而前朝发展过的“新纸”此时依旧方兴为艾，不仅在民间没有大规模普及，在宫中、朝廷中更是鲜有人听闻。

不过，没有人听说，不代表不发展，造纸一直存在，且一些工匠的技艺一定是在小范围内得到了认可。

之所以信誓旦旦地说造纸没有被荒废，是因为蔡伦。

蔡伦，封建制度严重被迫害者，十几岁就入宫当了宦官，因为善于钻营，在后宫斗争中不仅没有莫名其妙的死亡，还站对了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熬死了两代皇帝，成功在汉和帝即位时，当上了高级宦官，连国家大事的决策都可以掺和。

在这个位置上，蔡伦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不抢风头，深得圣眷，永元九年，皇帝亲政后，委以重任，“加位尚方令”管刀剑、军械制造。

不过蔡伦，显然没把军械制造当回事，他的心思全用在了讨好后宫妃子以及皇帝身上。作为一名资深宦官，他太清楚自己的职业定位，也明白自己在军械制造上玩不出花，于是决定利用尚方令制造之便，投帝、后、妃所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皇上自不必说，蔡伦要做的就是下注皇后，永元十四年，邓绶被立为皇后。

前皇后为永元八年所立的阴皇后，“后少聪慧，善书艺”，因与阴丽华有亲戚关系，很早就被选入宫中，且靠着书法、聪慧，“有殊宠”。

蔡伦此时见局势不明，一直明哲保身，从未轻举妄动。

直到阴氏妒火中烧，行巫蛊之术被废，邓绶被立为皇后之后，蔡伦才开始行动。

邓绶为坐稳“人设”，“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蔡伦投其所好，召天下造纸巧匠，齐聚少府，为邓后制造更好的书写用具。

可真实历史中，蔡伦如有神助。

“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蔡伦十余岁便入得宫中，久居高位，造纸时却用民间粗陋之物，偏偏这些东西又是造纸的正确方向，蔡伦所做与他身份在史书中有着巨大割裂，解释这种割裂的答案只有一个，蔡伦只能算作“冠名”，真正出力的是那些能工巧匠，且这些人原本就有了研究，才让造纸那么顺遂。

1、蔡侯纸

前人之路，加上国家动员力量，难有不成之理，无数工匠不计所耗，顺利做出了与缣帛有巨大区别的纸张，且这纸比之缣帛更适宜书写。

“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有人说元兴元年，蔡伦呈上新纸后，皇帝称赞，自此天下不再使用竹简、缣帛等落后的书写载体，而是都开始使用蔡侯纸，可迄今为止，也没有考古发现作证这种说法。

并且通过发掘三国时期吴国墓出土的大量书简，可以知道三国时期，人们最推崇的书籍方式，恐怕还是竹简。

但这并不代表蔡侯造纸存疑，《东观汉记》成书于东汉，上面明确了蔡伦造纸的事实，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丢失了纸张大行其道的具体时期。

纸张什么时候开始变为主流的书写工具？谁也说不出具体的时间，但两个重要的史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概区间。

我们都听过“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如果蔡侯造纸后，“纸”的官方说法正式从缣帛变为我们现在认知中的纸张，那么“洛阳纸贵”这个说法就成为了纸张开始流行的有力证据。

根据古往今来人们的考证，“洛阳纸贵”原本是记叙左思书写《三都赋》后的盛况。

左思大约生于公元250年，此时正值三国末期，《三都赋》歌咏的是都城，而史载左思去往洛阳的时间，应该在公元272年前后，自己的妹妹被选入宫，自己跟随去往洛阳当差。

巧合的是，一件文物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平复帖》，中国最早的历史名人真迹，作于一张麻纸上，作者陆机，吴国人，书写内容是给一位友人的问候信。

问候对象不明，因此成书时间也不明。根据内容“寇乱之际”，后人推测成书时间应该在西晋开启统一大业和“八王之乱”中二选其一。

根据进一步考证，如今更倾向于前者。这与左思的《三都赋》时间上差不多一样。

两者结合，纸张从西汉的摸索发展，到东汉蔡伦的“冠名”后变为可实用的书写工具，或许后来再到了三国末西晋初，纸张才开始成为权贵书写的主流选择。

一步一脚印，看似简单的纸到今天，我们真的难以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猜测，有多少人付出了穷尽一生的努力，才让它从嫌弃到权贵书桌，又是多少人的牺牲和努力，它才从权贵书桌上下来，“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简单的一张纸。

参考文献

1、《“西汉纸”质疑》

2、《后汉书》

3、《东观汉记》

4、《寻根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