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战争，为何总会出现以少胜多，背后可能是瘟疫在搞鬼

东汉末年的历史由于《三国演义》等文艺作品的存在，一直都为中国百姓所津津乐道，这一时期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大家也都耳熟能详。

但在历史的明线之下，东汉末年直到三国时期，还有一条对历史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的暗线。

那就是当时严重的瘟疫，而其对历史的走向，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东汉末年的瘟疫情况

由于古代的卫生防疫条件有限，因此瘟疫在古代并不罕见，在西汉时期平均二十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大型瘟疫。

东汉时期瘟疫发生频率更高，大约每十五年发生一次。

到了东汉末期，瘟疫的发生频率突然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自汉安帝登基到三国末期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平均每五年就要发生一次大规模的瘟疫。

这让东汉巅峰时期五千多万的人口，锐减到了曹魏时期的七百多万，这样的人口削减不是战争能够带来的，其中更多的因素，还是连绵不断的瘟疫和自然灾害。

那么为什么东汉末年瘟疫如此横行呢？有四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气候的变化。

在东汉末年全球气温普遍下降，在曹魏时期甚至出现了六月“寒风如冬”的情况。

这种气候变化是人体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的，会使得人们的抵抗力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活跃的病原体种类也完全不同，百姓在面对新感染源的时候，更容易中招，这是东汉瘟疫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在于当时持续的饥荒。

由于气候变化中国各地粮食产量歉收，而且连年的战争也让生产秩序难以维持。

这导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饥荒，在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吃人的场面。

在饥荒中人们食不果腹，本身抵抗力就十分低下，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难民们还会搜寻一些野生动物来果腹。

但在这些动物体内，往往潜藏着大量的病原体，许多人也因此感染上了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这种情况就是我国古代“饥荒之后必有瘟疫”这一说法的由来。

第三个原因是大范围的人口流动。

由于东汉末年农业生产秩序的混乱以及战争的持续侵扰，大量百姓无奈之下只能成为流民，加入人口迁徙的大军之中。

在这些流民中不乏瘟疫的感染者，他们也将瘟疫带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这也是东汉时期的瘟疫传播范围极广的根本原因。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当时频繁的战争。

从黄巾起义开始，全国各地相继沦为战场，激烈的战争导致大量士兵的伤亡。

在之前的战争中会有人负责打扫清理战场，但由于当时民生凋敝，各支军队根本没有办法组织起人手来收拾尸体，这就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

这些被抛弃在野外的尸体在自然环境中很快腐烂变质，也成为了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的温床，这对于瘟疫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这四个主要因素之外，导致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的次要因素还有很多。

比如当时三国百姓集中居住在洛阳、邺城、会稽等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的格局对于瘟疫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还有当时三国政权都将精力投放在军事等领域，常年征战让他们入不敷出，根本没有精力和财力来支持瘟疫防治工作，这些都是导致东汉末年瘟疫高发的原因。

二、瘟疫对于战争的影响

在前面我们提到了由于瘟疫和战争的影响，东汉末年中国的人口数量锐减，其幅度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于东汉末年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人口数量的下降，导致各个势力没有办法养活太多的军队。

即使他们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这支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难以为继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东汉末年出现了很多次军队中士兵相食的惨剧，这对于军队的战斗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军队中的士兵在长期行军后一般处于相对劳累的状态，这让他们的抵抗力也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尤其在大军团作战时，拥挤的军营让士兵们的卫生条件十分堪忧，这让军队也成为了瘟疫产生的温床。

一旦在军中发生了瘟疫，就会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这会让军队迅速丧失战斗力。

比如三国时期最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军军营内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这让曹军直接失去的战斗力，最终被孙刘联军所破。

曹军因为瘟疫终止的战争，其实还不止这一次。

黄初三年，魏文帝遣夏侯尚与曹真等包围了江陵城，城中粮草断绝，兵又多肿病，堪战者仅五千人，江陵城危在旦夕。

虽然孙权派出了诸葛瑾前去救援，但他还没到江陵便被夏侯尚所击败，江陵城几乎已经成了曹军的囊中之物。

就在此时，江陵城中爆发了恐怖的瘟疫。

关于江陵城爆发瘟疫的原因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但那次瘟疫的惨烈程度是十分罕见的。

曹丕在接到前线的报告后，最终做出了撤军的决定，因为他担心曹军将士会将瘟疫带回国土。

当然东吴也不是次次都因瘟疫占便宜，当年诸葛恪领大军包围合肥新城，但在其发动进攻之前吴军内部就爆发了严重的瘟疫。

无奈之下，诸葛恪只得领军返回，这令他在朝中的声望大大受损，最终被孙峻用计所杀，东吴政局也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期的瘟疫流行，对当时的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这其实也是导致三国时期，“以少胜多”频频出现的关键原因，其实落败的一方，往往都受到了瘟疫的影响，并非是他们的军事水平有多么糟糕。

三、瘟疫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东汉末年的历史进程，不但对后世的政治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转型期。

“魏晋风度”的出现改变了汉代儒家一家独大的格局，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

曹魏时期文化的转向，其实也和瘟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名士们避世的主张和他们在瘟疫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有着直接关系。

比如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五人相继逝世。

从史料中曹丕谈论这件事的记录中，我们不难推测出，这和当时流行的瘟疫有关。

他们的离去对当时的文人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以风月、游宴、恩荣、赠答为主要内容的交际应酬之作品，逐渐没落，充满哀思的悼亡文学开始流行。

曹丕作为几人的好友，在见到他们相继离世后感到世事无常，他说：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此后曹丕潜心钻研文学理论，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批评作品《典论·论文》，对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瘟疫对政治思想方面的冲击，要比文学领域更大。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中，人的寿命、遭遇都和人的德行相关，但当时品行高尚的名士，却没能躲开瘟疫的袭击，这让儒家理论的合理性遭受质疑。

黄老学说趁势兴起，魏晋名士的避世情结也愈来愈浓厚，最终演变成了我们熟知的魏晋风度。

自此之后，直到隋唐再次统一全国，并出版《五经正义》之前，儒家始终没能回到汉朝时的巅峰状态，这为我国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这些文化中，宗教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

在东汉末年的瘟疫背景下，许多百姓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让他们急需找到心灵上的慰藉。

此时道教的“长生不死”和佛教的“转世轮回”，都成了人们最后的心理依托，我国的宗教文化也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像张角的太平道以及张鲁的五斗米道，在当时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

佛教也在这段时间里，与中国士大夫文化发生了融合，为其后来在东晋南北朝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除此之外，大瘟疫的流行还让中医理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医圣张仲景在东汉末年的瘟疫中，亲眼目睹了众多亲人的离去，这让他潜心研究瘟疫的治疗方法，并留下了《伤寒杂病论》这本无价的医学典籍。

其对于后世中国瘟疫的防范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也令中医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东汉末年固然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我们在了解那段历史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

尤其是贯穿了整个三国时代的瘟疫，更是在多个层面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走向。

*关于东汉末年大瘟疫的部分内容，参考自《汉末三国之际瘟疫探略》，刊登于《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