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陵博物馆文化课堂|汉武帝与司马迁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能干的统治者，也是一位争议颇多的帝王。他不仅确立了自己在政治、军事史上伟大改革家、军事统帅的地位，同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让他名垂千古、震烁古今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他统领的时代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部无以伦比的巨著——《史记》。司马迁笔下的《史记》造就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巅峰，它所达到的高度至今无人企及，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时空的界限。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二十八岁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同年，武帝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还，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汉武帝一方面文经武纬，大气磅礴；为巩固皇权，他设置了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对各诸侯和地方官的监察，建立了真正意义的融洽多民族帝国；为解决国内势力，将国家资源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政权。刘彻生前曾三次下令迁徙人口至茂陵邑，茂陵邑的规模是汉代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城邑，编撰《史记》的司马迁，“罢黜百家”的董仲舒，与才女卓文君爱的死去活来的西汉文学家马相如">司马相如都在茂陵邑中居住过。

扈从武帝也是司马迁入仕后的重要经历。在多年的扈从生涯中，或封禅，或巡视，或抚慰，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对于了解各地风土人情以及汉武帝的内心世界有许多帮助。其中有一重要事件是“负薪塞河”：元封二年（前109）夏，身为郎中的司马迁侍从汉武帝东巡莱芜，走到瓠子河（即瓠子口，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当时黄河在瓠子决口，武帝率领百官亲临瓠子口塞河工程的现场，命令将军以下的随行人员背草袋树枝，投入截流堵口工程，并作《瓠子歌》。司马迁在《河渠书》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载。他无限深情地说道：“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司马迁壮游、出使、扈从的人生历练，不仅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实地考察了许多古迹，而且使他对社会、人生、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也对他《史记》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献整理/梁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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