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代最严重间谍案，严重损害中国利益，至死未被康熙发现

作为历史上有为之君，康熙帝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学者阎崇年等称之为千古一帝，但鲜为人知的是，康熙在防范间谍上却出现严重失误，以至让西方间谍多次窃取中国机密，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中俄战争，传教士利用康熙对他们的信任，泄露了大量机密给俄罗斯，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至死未被康熙发现。

17世纪上半叶，沙俄由于国力迅速增强，急剧向外扩张到西伯利亚东部，与当时后金疆域接壤。明清战争时，沙俄波雅科夫率兵132人第一次闯入黑龙江，四处抢掠，灭绝人性地杀、食达斡尔族人，被黑龙江地区人民称为“吃人恶魔”。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前，中国内部混乱，朝廷无暇顾及沙俄入侵，只能靠地方兵力抵抗沙俄侵略者的肆虐。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康熙决定武力反击，在1685年—1688年先后二次打赢“雅克萨之战”。

由于噶尔丹蒙古人叛乱，加上西伯利亚过于荒凉，因此赢得雅克萨之战后，康熙并没有与沙俄死战决心，而是决定与沙俄议和。为了和平解决边界争端，1688年中俄两国政府议定进行边界谈判，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围绕这一次谈判，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情报泄密事件。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但传教士通过海路来华，死亡率非常高。168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之前来华的传教士大约有600名，但只有100余人安全到达。因此，如何开辟一条相对安全的来华路线，对耶稣会而言就显得非常迫切。

17世纪70、80年代，康熙最为信任的传教士之一南怀仁，有开辟一条欧亚陆地交通线的打算，即从欧洲俄罗斯来到中国，这样就能避开险恶的大海。所谓南怀仁，是耶稣会传教士，深得康熙信任，南怀仁回忆记载“每日破晓我就进宫，立即被引入康熙的内殿，并经常到午后三四点才告退。我单独和皇帝在一起，为他读书和讲各种问题。”

但俄罗斯信奉的是东正教，与耶稣会的天主教看似都是基督教，但其实两者矛盾重重。如何才能让俄罗斯同意建立欧亚陆地交通线，就成了摆在南怀仁面前的现实问题。

随着沙俄不断入侵中国，南怀仁的机会来了，以至改写了中俄谈判。

雅克萨之战前，中俄外交交涉过程中，南怀仁向来华沙俄使臣宣称，“为了基督教，将尽力为沙皇效力”，泄密了大量机密地图与康熙准备反击战的情报，鼓动沙俄扩大对华战争。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后的1686年，南怀仁密信俄国使臣：“我认为如果俄国大使先生们来时，哪怕只带一名懂拉丁语的人，这对大会也是有利的。在谈判过程中，耶稣会士力争使用拉丁语。”

备受康熙信任的南怀仁，之所以讨好俄罗斯，既是希望俄罗斯同意开通陆上交通线，又与同是基督教有关。

但南怀仁于1688年1月去世，并未参加1689年的中俄谈判，那么南怀仁又如何影响中俄谈判的呢？原来，南怀仁利用康熙喜好历法与科技的兴趣，向康熙推荐了法国传教士张诚与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而这两人平生的最大愿望就是想让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开来。张诚、徐日升进京之后见风使舵，投康熙所好，很快获得信任。

与南怀仁一样，尽管深得康熙信任，但骨子里还是西方人，认为俄国入侵中国，会加速实现他们“追求的事业”。

早在1886年时，南怀仁就布下一个局，建议沙俄使用拉丁语谈判。这一招切中中国要害，因为中国无一人精通拉丁语，于是康熙不得不任命徐日升和张诚两人担任翻译。1689年，索额图、佟国纲等率领使团前往尼布楚，与沙俄谈判，其中就包括张诚、徐日升，康熙甚至谕旨索额图“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随尔前往俄国”，明确徐日升等是值得信赖的顾问。

索额图的谈判团刚一离京，徐日升就多次密会俄方代表吉诺夫，透露了大量机密情报，让俄方对中方谈判团了如指掌。徐日升还露骨的向俄方献媚：“我们看到永远拯救无数生灵的圣旗已经升起，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

1689年8月初，索额图的谈判团到达尼布楚，中俄开始谈判。但在谈判之初，张诚一直反对中方使用蒙古语翻译与俄方对话，同时暗示俄方私下沟通时要注意，因为中国使团内有精通俄语之人。

随后，俄方谈判团团长戈洛文用拉丁语向徐日升、张诚表示，希望他们在谈判中帮助俄方，这一要求得到徐日升、张诚同意，随后两人不断配合沙俄，以及透露中方的谈判底线。

起初，索额图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国界，慢慢退步到以尼布楚为界，最终退步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线，把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换取俄国撤出在雅克萨的军队。在中国不断让步的过程中，徐日升、张诚“功不可没”。

谈判能够签约，与喀尔喀蒙古人有关。谈判过程中，喀尔喀蒙古人和达斡尔人爆发了内乱，进攻哥萨克的要塞，俄国大使戈洛文不敢武力镇压，招抚又没有效果，而蒙古部众希望中国使团帮助他们迁入中国，索额图使团举棋不定，让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徐日升竭力阻挠，声称“帮助喀尔喀人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急于求和的索额图于是就没有支持喀尔喀人，作出了一次重大让步。但对俄罗斯而言，本身在西伯利亚兵力不足，其次喀尔喀部大量南迁，使俄国看到蒙古的人心所向，不得不放弃部分野心。

整个谈判期间，徐日升和张诚一直配合俄方，沙俄代表也对他们信口许诺，并私下赠送给了大量珍贵礼品。但徐日升、张诚的终极目标却没能实现，事后沙俄翻脸不认人，耶稣会渴望打通欧亚陆上交通线的期望破灭。

与之相反，出卖中国的徐日升、张诚两人，却一直没被康熙发现，而且还受到康熙表彰，1892年康熙取消“只允许在北京传教的禁令”，允许他们在中国自由传教，当然后来又被雍正禁止。1708年，徐日升去世之后，康熙还赐银200两、大缎10匹，以示优待和抚恤。

其实，不仅是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等人，康熙时代的很多西方传教士都是间谍，比如窃取中国瓷器制造技术的法国传教士佩里·昂特雷柯莱（中文名殷弘绪），也曾备受康熙信任。可惜，康熙防汉却不防洋，让中国损失惨重。

参考资料：《中国通史》、《徐日升：蒙蔽康熙帝二十年的外国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