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解放重庆仅三天，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为何没能营救出来？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近两个月，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时间屈指可数，国民党盘踞西南地区的军队也在二野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攻势之下一溃千里。

渡江战役

任何一个有基本智商的人都能看到，国民党已经日薄西山了。然而，就在国民党仍占据的四川东部重庆地区，关押了300多名革命志士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发生大屠杀时，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甚至已经能听到解放军的枪炮声。可以说，重庆的解放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就在此时，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毛人凤的指挥之下，国民党特务对于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数百名革命志士进行了残忍的大屠杀。

当时，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几乎被屠杀一空，最终逃出来的只有15个人。

而11月27日的屠杀，不过是国民党对于在重庆的大屠杀一部分而已，在这之前，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军杨虎城、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江姐”江竹韵等革命志士都已经被国民党杀害。

江姐

而且，由于国民党的屠杀一直在持续，甚至到了10月29日，距离重庆解放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依然在屠杀。

当时，关押在“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特务杀害，由于时间紧急，距离重庆解放只有几个小时，这些特务甚至没来得及将革命烈士的尸体掩埋，就仓皇逃走。

时间就差三天甚至几个小时，为什么这些为革命奉献终生、有的甚至在国民党监狱已经被关押了十几年的革命志士们，没能等到解放的胜利，反而无比遗憾的倒在了重庆解放的前夕呢？

其实，对于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的营救，无论是四川地区的地下党组织，还是解放军，都是极为关心的，也一直在千方百计的去营救他们。

渣滓洞

例如，西南解放前夕，当时四川地区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川东特委，就曾在重庆市中区临江路45号天瑞公司召开专门会议。

在会议中，他们不但预见到了国民党极有可能在崩溃逃亡之前对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屠杀，同时，还做出了积极营救这些革命支持的决定，当时川东特委决定：

在不放弃通过个别上层人物和个别社会关系，用贿赂和金条购买的等方式营救个别被关押战友的同时，还应积极做好准备，采取里应外合的方法进行劫狱。

为此，他们尝试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方法。最有力、也是最彻底的营救方式，当然是劫狱。因此，他们曾派人打入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而且还联系上了当时担任警备第一旅中队长的失联老党员贾佐。

白公馆

在贾佐的帮助之下，川东地下党派出的党员还被安排到了关键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任务正是负责白公馆、渣滓洞的警戒，可以说，这支部队正是营救渣滓洞、白公馆革命志士的最完美选择。

然而，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就在营救行动几乎取得成功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内部有人垂涎贾佐的中队长职位，开始对于贾佐进行调查，并由此对贾佐的行动产生严重怀疑。

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拥有丰富特工经验的贾佐不得不悄悄离开了部队，营救计划因此被迫终止。

除了警备第一旅，川东地下党也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曾派人打入距离渣滓洞极近的24兵工厂警卫队，试图利用24兵工厂警卫队有利的地形，对渣滓洞进行武装劫狱。

然而阴差阳错的是，由于此时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24兵工厂的警卫队突然被抽调，去抵抗人民解放军，地下党利用24兵工厂警卫队的计划就此破灭。

四川

通过打入敌人军队内部使用武力劫狱的方式没能成功，川东特委转而采取策反国民党将领的方式。

例如，当时留在重庆城内负责社会秩序的国民党反共保民军第1师师长廖开孝，就在策反范围之内。而且，由于当时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廖开孝也确实有所动摇。

然而谈判之后，虽然廖开孝确实与川东特委展开了谈判，也答应了一些条件，但是，本质上极度自私、不愿意冒一点风险的廖开孝，以“军统集中营地势险要，反共保民军第1师没有战斗力”为由，拒绝营救，策反廖开孝利用国民党军队营救革命志士的努力又失败了。

但是，地下党依然没有放弃，他们又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横行、权钱交易肆意的风气，试图采用贿赂的方式营救一些革命志士出来。

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华蓥山游击队

当时，地下党选择的人物是国民党中国新闻社社长袁建之。采用贿赂，自然需要大量的金银财富，而共产党员普遍生活简朴，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但是，地下党们为了营救革命志士依然想尽了办法。当时，与袁建之谈判的结果是，5两黄金换一个人。为了凑够足够的金银，川东地下党想尽了一切办法。

例如，地下党成员陈联诗由于自己实在没有钱，他向妹妹借了20个银元和一个金戒指，还向其他亲戚借了50枚银元。其他地下党员也纷纷将自己所有的金银首饰捐了出来。

然而，就当这些好不容易凑齐的银元和金首饰交给袁建之时，袁建之的回复却是：现在救人已经不行了，早几天还可以，他托的人已经逃到成都去了。

渣滓洞监狱

除了地下党的努力之外，解放军的营救工作也从未停止。事实上，普通二战时期被苏军营救的犹太人一样，在全国解放期间，正是因为解放军极其迅猛的军事行动，才使得国民党没时间杀人，许多被关押在监狱的革命志士没被营救出来。

1949年4月20日，随着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布命令，要求：

“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独立和完整。

随即，有了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席卷江南，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残余的150余万国民党军队除了一部分跑到台湾，其他大部退往两个地区，分别为四川、贵州、云南所在的西南地区和两广所在的华南地区。

百万雄师过大江

当时，逃往西南地区的正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因此，为了解放全中国，中央军委曾对此作出明确的指示：

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因此，毛主席针对性地作出“采用大迂回动作，插到底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所以，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部署，重庆虽然距离长江很近，也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但它却并不是第1个被计划解放的城市。

当时的战役部署是：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归四野指挥，从赣南出发，途经广东，然后由广西兜击云南，任务为截断敌人向东南亚逃窜的退路。而邓小平、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主力，则从湖南和湖北西部向宜宾、泸州、重庆出发，目的为切断胡宗南和四川各路军阀撤往云南的道路，同时切断他们与白崇禧的联系。

西南战役

因此，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可以看得出来，西南战役的主要目标是包围歼灭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的主力军队，从而彻底解放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破灭国民党割据西南的迷梦。

因此，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之下，发动西南战役之后，数十万解放军不可能为了某一地点去改变战役规划，这样既不科学也不符合战役的要求。

当然，虽然不可能为了重庆一个城市改变全国解放的战略布局，但是事实上，解放军进军越快，消灭敌人越多，被解救的地下党和革命志士也就越多。这正是解放军营救被关押革命志士的最好方法。

许多被国民党关押的革命志士，正是在解放军无比迅猛的攻势之中，才得以被营救的，对于渣滓洞、白公馆革命志士而言，这一条原本也是适用的。

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主谋之一徐远举

事实上，就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尤其是占据绝大多数的国民党中下层而言，他们更不可能愿意冒着得罪共产党的代价，去为国民党卖命。

然而，无论是解放军还是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们都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杀心居然如此重，困兽犹斗、歇斯底里的精神居然如此疯狂。

其实，早在10月27日的大屠杀之前，面对曾经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垮塌，蒋介石就已经进入疯狂的地步，蒋介石并没有因为他的失败而有所反思，相反，他变得对于共产党更加仇恨。

因此，早在1949年8月，蒋介石就亲自带着特务头子毛人凤来到重庆，布置了针对于革命志士的大屠杀。

当时，亲自指挥大屠杀的毛人凤还专门向张群、杨森、王陵基等人传达了蒋介石的决定，他说道：“过去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

毛人凤

因此，蒋介石和国民党集团达成这样一个结论：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随即，蒋介石和毛人凤以清理积案为名，开始对于革命知识进行大肆屠杀。

所以，早在1949年9月6日，毛人凤就派遣特务杨进兴在中美所松林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及其儿子、秘书等人。

10月28日，国民党特务再次将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陈然等10名共产党员杀害。11月14日，江姐等32名革命志士以转移关押地点为名被骗出，在岚垭杀害。

而到了1949年11月中旬之后，国民党的失败局面更加明朗，蒋介石也变得更加歇斯底里，11月15日，蒋介石再次带领带着毛人凤从台湾飞到重庆。这一次，毛人凤执行的蒋介石的命令是：破坏、屠杀、潜伏、游击。

因此，正是在蒋介石所谓的四大任务之下，对渣滓洞、白公馆等革命志士的屠杀变得更加猖狂。在短短两天之内，在毛人凤的指挥之下，国民党特务先后对先后在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等地进行了屠杀，两天之内，超过300名革命烈士被杀害。

大屠杀刽子手杨进兴

这些为革命奋斗一生、有的甚至已经在国民党监狱关了十几年的革命志士，听说了新中国的成立，也按照自己的想象制作了五星红旗，但是，他们却再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五星红旗，看一看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新中国。

而对于蒋介石而言，屠杀不过是他布置工作的一部分而已，进行大屠杀的同时，蒋介石交给毛人凤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在重庆搞大破坏。

当时，为了彻底破坏重庆，毛人凤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所谓的重庆破厂办事处，对重庆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肆破坏。

因此，某种意义上，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之所以未能获救，其实是运气时期太差了：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多次努力营救因为阴差阳错都未能成功，同时，又大大低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残暴，再加上地理上的因素——重庆并非西南战役第1个被解放的城市。

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只差两天的时间，数百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没能等到解放军的到来，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令人抱憾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