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路军红30军宣传部长汪小川：我所亲历的河西走廊征战始末

“脑海里常常泛起许多乡音亲切、面貌熟悉而一批接一批倒下去的战友的形象。要问何以会如此，得把我记忆所及，身历其境的河西走廊征战始末叙个梗概！——汪小川《我在西路军的经历》

西路军亲历者，原红30军宣传部长汪小川，建国后历任东北局宣传部副秘书长、长春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兼副局长等职务。

汪小川，又名汪全璜，1913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岳西县（时为霍山县），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随西路军西征，担任红30军宣传部长，是西路军最后抵达新疆的400多名幸存者之一。

1932年10月，汪小川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一路征战，千里入川。1933年，汪小川在四川通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3月，汪小川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

红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分裂中央，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南下途中，红四方面军损失严重，从8万之众锐减为4万余人。

1936年7月1日，红四方面军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在干孜会师。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举行扩大会议，于8月12日在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的电报中，中革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战略目的是夺取整个宁夏及占领甘肃西部地区。

1936年10月，“宁夏战役”《十月份作战纲领》正式下达全军。

1936年10月25日，汪小川时任红30军宣传部部长，随红30军从甘肃省靖远县河抱口渡过黄河。当时尚未称作“西路军”，红30军与先后西渡黄河的红9军、红5军合称为“渡河部队”。

“渡河部队”都是万里征战、翻越雪山、淌过草地，历经千锤百炼而保存下来的精锐之师。三个军的人数分别约为9000、7000和5000余人，加上“渡河部队”总部机构千余人，共计22000余人。

“渡河部队”的任务是整个“宁夏战役”作战计划的一部分，为实现这个计划，还有若干后续部队作为支援和策应。因此，渡河后的部队即沿黄河北岸向东北方向疾驰，直奔甘宁边的景泰、五佛寺、小红山一线。

甘肃马步芳、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的马家军阀调集数个旅的骑兵与红军“渡河部队”在一条山展开了激战。红军“渡河部队”在此役予敌骑兵重大杀伤，全歼敌人两个团，敌其余各旅狼狈溃散。

首战告捷，“渡河部队”如果按预定计划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住西安至兰州的交通线，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陕甘南部的红二方面军形成互为犄角之势，对接下来夺取整个宁夏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这时的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渡河部队”中的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掉头西进，致使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的作战计划落空，整个“宁夏战役计划”因此流产。

中革军委及时对“渡河部队”的战略任务作出重大调整，取消了原来攻取宁夏的作战任务，严令“渡河部队”执行中央命令，由红9军担任前卫，红5军、红30军交替开进，向西北转进。

1936年11月11日，奉中革军委命令，“渡河部队”在古浪地区正式改称“西路军”，命令要求“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路线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1936年12月下旬，西路军抵达山丹，此时正值西北隆冬酷寒季节，虽然部队衣单力疲、孤悬塞外，且粮弹补给困难，但全军士气高涨，充满斗志。

1937年1月1日，红5军接替红9军担任前卫，军长董振堂率第13师第39团、第45团和总部骑兵师、特务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于当日拂晓攻占高台，迫敌守军保安队、民团等1400余人投降，红5军进驻高台。

西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少数单位随后跟进，进入高台城中的西路军部队共计5000余人。

红9军、红30军则布防于临泽（今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倪家营子一带，伺机攻占张掖。

张掖、酒泉地区历来被甘肃军阀马步芳视为经略甘肃的军事重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于是，马步芳迅速调集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共2万余人到达上述地区，于1月12日与西路军各部展开争夺。

红5军及总部直属队与敌血战9个昼夜，最终不敌，高台于1月20日失陷，军长董振堂以下5000官兵大部战死，余部被俘，仅有小部突围成功。

红9军、红30军则被阻于临泽县，相机攻占张掖或者援救高台已无可能，部队遂迅即转移到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倪家营子。

攻陷高台后，马步芳部几乎倾巢出动，将倪家营子围了个水泄不通。红9军、红30军以14000余人的兵力与数倍之敌一日数战，连续打了40余天，直到粮弹难以为继之时，决定突围。

此时的红9军、红30军尚存10000余人，部队突围后一路向东，经两个昼夜急行军抵达西洞堡，得到了短暂的休整。

数日后，侦察获知马步芳部已向东袭来，万分危急之下，红9军、红30军兵行险招，挥师西返，第二次进驻倪家营子。

此时的倪家营子虽已无敌军，但敌人在撤离前烧杀掳掠，村中已是十室九空，屋无完瓦，就连水井里都被投进了成堆的红军将士遗体……

马步芳获悉西路军余部重返倪家营子后，率部第二次围住了这个已成一片废墟的小村子。敌我两军历时9个昼夜的倪家营子二番仗，再次以我军突围告终。

西路军余部于3月6日撤出倪家营子后，一路转战，突破马家骑兵的层层围堵，转移至祁连山脚下一个叫作“三道流沟”的小村庄。

3月上旬，这个季节在南方称得上“早春二月”，而在河西走廊，依然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

此时，撤至三道流沟村的西路军余部仅剩8000余人，其中还有约2000人是轻重伤员。部队建制已被打乱，粮弹也所剩无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马家骑兵这次学聪明了，死死咬住这支已逐渐失去战斗力的队伍，仅一天一夜便即追至三道流沟村，经4昼夜激战，红军将士退至半山仅有3户人家的梨园口据险死守。

马家骑兵前后包抄涌上梨园口，全体红军指战员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快马弯刀血战数日后，最终落败，趁夜撤至一个草比人高荒山坡，这个山坡名叫马场滩。

此时的西路军余部仅剩不到4000人。

“马场滩之战”是西路军最后一次成建制的，与敌成规模的大型战斗。从马场滩成功突围出来的干部战士仅有1500余人。

这一天是1937年3月14日，这1500余人的西路军将士在一个雪线以上，叫作毛牛山的山头集结待命。

当夜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麓康龙寺石窝山举行师以上干部会议，史称“石窝会议”。会议最终决定，余部分散突围。

经过一天休整，余部分东西两个支队分别突围。东支队四五百人，多数是伤病人员，后来在红湾寺附近与敌人骑兵遭遇，经数小时激烈战斗，最终折戟沉沙，大部牺牲，小部被俘。

西进支队由工委直接领导，经过40多天的雪山行军，纵向穿过祁连山脉，抵达西边山口石包城，计点人数，还剩900余人。

石包城至安西有两天多路程，听老百姓说安西只有守敌百余人，西进支队便想以这900余人攻下安西县城，以此获得补给，其后再作打算。

可是，战斗打响后搞明白了，这是以900余人的残军，攻打敌人两个团3000余人的守城部队。

这场战斗发生在1937年4月25日，至今为止，军史、战史文献书籍都少有提及这次战斗，唯有幸存下来的西路军老战士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这次战斗过程。

这一仗当然是打不赢的，折损百余人后终于摆脱敌人追兵，部队迅速撤退，半夜徒涉疏勒河，水深及胸，冰冷刺骨，不少战士因腿脚抽搐而倒在河中溺亡。

部队渡河后沿着还未竣工的兰新公路向西疾奔，中午抵达柳园附近时，再次被敌人骑兵追上，部队边打边退，战至黄昏后借着夜色掩护，终于脱困向西撤去。

经3个昼夜的沙漠行军，终于到达拟定的“打通远方路线”的边境地方，进入了新疆的东大门星星峡。

经计点人数，从“渡河部队”时的3个军22000余人，打到现在，仅剩下了400多人。

以上文字是河西走廊战役始末的概述，引自汪小川回忆录《我在西路军的经历》。

汪小川以一个亲历者的回忆，以质朴的语言讲述着西路军将士们在河西走廊，在祁连山麓与寡敌众，以弱敌强，浴血奋战至最后的悲壮一幕！

1984年，汪小川以71岁古稀之年开始撰写回忆录，其西路军回忆文章《我在西路军的经历》、《冲出绝境》等多篇作品被多家出版社、报刊和杂志出版刊载。

汪小川在这部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西路军的整个征战始末，为后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西路军在长达半年时间的艰苦征战中，虽然损失两万多人，却无一人叛变投敌，纵观第二次国内战争史，这是极其罕见的。

二、西路军所有将士在没有粮弹供给、缺医少药、身陷重围、孤军奋战的恶劣情况下，人人视死如归，毫不退缩，展现了我军全体指战员悍不畏死的革命战斗精神。

三、西路军虽然最终失败，但在整个西征过程中击毙敌军两万余人，伤敌人数更是达到了数万之众，在敌强我弱的绝对恶劣形势下，一次又一次地击溃敌人，突围成功。

到达新疆后的汪小川，1938年受党的委派，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汪小川分别担任延安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吉林省委民运部副部长等职务，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等做出了大量工作。

汪小川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离休，离开领导岗位之后，仍然牵挂着原西路军幸存下来的老战士们，特别是对于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失散老红军，汪小川直到晚年仍在为他们各项待遇的落实而积极奔走。

2005年1月14日，老红军汪小川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