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就是任性啊，为贪吃扔掉铁饭碗，临死还啪啪打皇帝脸

本来，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这个无奈的故事里。当身为东吴外交部长的父亲的余荫消失于帝国覆亡的长夜之后，张翰可以靠着手中的一点余财，纵心任情地在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老家做一个体面的士绅。毕竟，无论东吴存在与否，古老的家族总还在。

可是，命运有许多奇异的巧合。比如说，那天，他怎么就早早地去了金昌亭（在吴县西门内外）散步；会稽名士贺循北去的船怎么就正好停在了亭下；贺氏青年怎么就恰在此时抚琴鸣弦……

这一年，大概是元康元年（291年）。贺循是晋朝“提携东吴人才”计划的受益者，他和其他很多将要进入或已经进入洛阳的东吴人士一样，都有等待着他们的工作和职位；可是张翰，你呢？

这个可爱的性情中人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不知道。当张翰放纵情感、追求快乐的时候，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全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那些复杂的问题，也都并不需要答案。正是这样的他，才能够做出后来那件因为思念故乡特产的莼菜鲈鱼便弃官归家的事情。

当然，张翰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没有太多的企图，一份工作，总是不难找的。何况，他那位担任东吴外交部长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出使洛阳，并以他的机变和气度折服过这个城市。而被其折服过的贾充们，正是晋朝高官。

他的外交部长父亲病逝在回国的路上。那也是一位很可爱的人，戎马倥偬却热爱看风景，总是想着等到退休了就回老家去，换下冠翎，每天戴着头巾，登山、种菜、养花。

所以，他上班一定是不认真的。张翰找到的工作是武装司令兼齐王司马冏的高级秘书，工资相当于省长，看上去也是个很体面的职位。可是，他的传记和他的传说里，对于他在任上的得失未置一词。他还没赶得上八王之乱和永嘉年间的战争与杀戮呢，就因为想吃家乡菜而急吼吼地跑回了家。他为此写了一首诗：“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写完就跑了。他这次回家，是偷跑，结果他被单位除了名。

做官不出力，他当文人也马虎得很。后世学者喜欢研究当时去洛阳做官的东吴士人，张翰的名字每回都有，但每回都是敬陪末座的边角料。其实，洛阳的文人领袖们并不吝啬给予东吴客人热情的赞扬：陆机自然是太康（晋武帝年号，280-289年）之英，陆云文弱可爱，张华称赞两兄弟“龙跃云津”，东吴前总理的孙子顾容则是“凤鸣朝阳”。张华以为东南的至宝就是这三人，直到见到褚陶，又改了看法……可是张翰的名字，从来都不曾这样高调出现。“英华琼蕊”“云龙凤鸣”“至宝至珍”，跟他都没什么关系。对于他的才华，只有一个字的评价—“清”。

“有清才”是什么样的才华？和张翰同样有才的袁弘是“逸才”，这家伙就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家伙；成公绥则是“俊才”，参与订立法律，写了一堆赋，是入世的好写手。可是张翰是“清才”啊，干净的、纯净的，一眼望得到底。

“清”曾经被用来形容过曹操第一谋士荀彧的高洁品行，“如冰之清”；曾经被用来形容过孔融的卓绝才思，“高名清才”。在高洁的品行和卓绝的才思之外，“清”还是与世俗的追求格格不入的坚持。旁人的追逐并非他们的执着，荀彧死于此，孔融死于此。可是张翰因为这一点格格不入而活了下来。他的坚持，并非他们那么阔大的家国理想，不过是“千里莼鲈，未下盐豉”。

所以他活着回到了故乡。那一杯因为追逐贺循而忘了饮的茶，早已经凉了。他龙跃云津的朋友们大多没有活着与他团聚。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身在洛阳的南北精英死伤殆尽。而张翰，在吴县一年年的秋风里，完成了父亲布衣归隐的梦想。出乎意料的是，又一年，他等回了好友贺循。贺偱说，洛阳倾覆，那个曾经灭亡过自己祖国的国家，当他要承认它是自己国家的时候，也灭亡了。亡国的痛苦还没有忘记，他又带着亡了自己国家的仇人来到故土，寻一处落脚。

张翰一定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他清淡的家乡将要车马喧闹起来，将要成为重要的都邑，成为他想要逃开的、让人疲倦的繁华之地。也许这就是他在顾容的葬礼上那么伤心的原因。顾容和贺循一道带回了亡国的仇人，并在新朝出仕，直到病故。张翰并不纠缠于他们一再变换自己的身份，他虽不参与他们的追求，但他理解他们。他喜欢他们活得开心而长久，因为他们是他的故人。只要活着，只要过去的记忆依然可以在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挑选出一两篇来慢慢品读，一切的差错都可以原谅，都可以弥补。

可是顾容到底是死了。哀荣盛极，对张翰却没有意义。他在顾容的灵堂为朋友弹琴，却弹得跑了调。可惜，顾容再也听不到，再也不能纠正他的错误。

后来，当他的生命一天天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圈子里，只剩下了他自己，和位高权重、俗务缠身的贺循。张翰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见到贺循，于是也便懒得再去凑时间。独自回忆起在洛阳混日子时的那些朋友，他写下两句话：“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所有才华横溢的朋友们都如同花瓣一样凋零在血与火的尘埃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应该还有更多这样的句子，可惜，这个对名声不怎么在意的马虎文人的文集，在以后的岁月里散佚了。这两句再次被提起还是千年之后，同样生长在吴门的明代书画家沈周在提笔给一幅画作诗的时候想到的。沈周那时候也不再年轻，他也想起死生半世的师友，感叹说，这句诗呀，只有老年人才能感受到它的深切，少年人，是理解不了的。

在史书给张翰留下的寥寥几行里，没有他临终的故事，所以很难想象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过，他的好友，那个同样是古老家族出身的才子贺循，却在自己临终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像是一个句号，不甚从容，却诚挚地划在他们这些亡国复亡国、故乡成异乡的东吴士人身后。

贺循病重的时候，按照惯例，皇帝要给他最高的恩宠—官和爵，以此来彰显新朝对于东吴旧人的倚重。可是，贺循不肯，他把印绶都还了回去。皇帝又发下来，他又还回去。往返几次之后，贺循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说不了话，起不了身，可依然执着地做了一件事：他让侍者帮他脱下了东晋皇帝赐给他的绶带和装饰华丽的礼服。官爵印绶，为了它们和它们背后的秩序，贺循们与父辈们一样，颠沛流离，赔进了生活，甚至赔进了性命。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在临终的时候，贺循大概愿意依然布衣角巾，像那年经过金昌亭时一样，再一曲琴、唱一阕歌，而岸上有人笑语相问，他从船舱里探出头的时候，正巧闻见一盏茶，刚刚泡开的清香。

有趣，有料，有深度作者｜北溟鱼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