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南京军事学院，老师是学生的手下败将，那么谁教谁呢？

当年的南京军事学院，老师是学生的手下败将，那么谁教谁呢？

1950年11月中旬，刘伯承肩负着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重任，由北京动身，前往南京。

当时，创办军事学院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非常缺乏师资力量，虽然有苏联军事顾问，但毕竟不能全盘照搬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为解决这个困难，四处奔波，动员有关部门调出优秀人才，加强学院的师资力量。尽管如此，仍是满足不了学院的需求。

就在这时，有关方面给军事学院推荐了200多位在战争年代起义或被我军收留、收容的国民党军官和军事理论研究人员，其中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或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的校级、将级军官，有些还是留过学，在苏联、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进修过的黄埔军校毕业生。

刘伯承求贤若渴，他认为：这些人所掌握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除去反动的战争史观及其他糟粕，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

他相信：这些人只要依附人民、依附共产党，认真改造世界观，努力工作，是能有所作为的。

军事学院留用了大批的旧军教员，矛盾也就由此产生了：学员是打胜仗的将军，而教员却是学员手下的败将，谁教谁呢？

有的同学认为自己是胜利之师，一脑门的骄傲，对“打败仗教打胜仗的”想不通，有的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教员，说“某某是被我们部队抓的俘虏，还敢来给老子上课？把头抬起来看看我们呀。”

不少学员都有这种情绪，认为手下败将，还有脸来教我们打胜仗的，老子不听他那一套。

院长刘伯承苦口婆心对全院师生说，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站到革命队伍中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都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转变了政治立场，给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奋斗。

刘伯承批评那些不尊重教员的学员说，共产党员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军事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

刘伯承认为，国民党不是没有军事理论家，比如杨杰、蒋百里等。老蒋不听“忠言”，带兵者也多酒囊饭袋，如果是真正的军事家，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做通了学员的工作，刘伯承又做教员的工作。

对压力大的旧军官教员，他启发他们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带动军事上提高，成为人民军队里称职的教育人才，说过去错了不要紧，改过来就是了，在课堂上要抛弃杂念，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解放军受挫折的例子，通过你们对来讲，可以更为生动、深刻。你们诸位如今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要背过去那个小“包袱”。

同时，刘伯承还从生活上关心旧军宫教员，他报告军委，建议院校教员和干部应同学员同样的粮食定量，并亲自打电话，给授课教员多发电影票。

第一期学员杨勇等也配合院长刘伯承，耐心地做同学的思想工作，用刘伯承提出的“尊师重道”的口号对他们进行说服，说尊重教员，就是尊重科学。

到了军事学院后，杨勇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组织指挥现代化条件下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本领，学习新的技术兵器知识。

从贵州省主席和统领千军万马的司令员到普通学员，这个变化似乎是天上地下，但杨勇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有人对杨勇说，你都当贵州省主席了，还学什么习？

杨勇不这样认为，说要抓紧一切机会了解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现状。

他很同意刘伯承的观点，我军是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理论。国民党军官虽然是败将，但他们大都是科班出身，在军事理论上却有独到的一套，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取长补短。

有一位名叫黄剑夫的教员，曾是国民党十六军少将副军长兼109师师长，毕业于黄埔五期，在淮海战役中，被杨勇指挥的部队所俘虏。

黄剑夫来讲课时，值班员故意不喊起立和报告，黄剑夫站在讲台上很尴尬，杨勇马上喊了起立，并向黄教员恭恭敬敬地报告。

杨勇没有把他当手下败将，而是很尊敬他，每每向他求教，并以身作则，没有一点架子，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回答老师的问题，按照院长刘伯承提出的“教学相长”的要求，完成学习任务。

黄剑夫很受感动，在给老朋友的信中说，共产党人虚心向我们学习，他们的求学精神令人钦佩。

1951年春，主席路过南京，听了军事学院的汇报后，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把南京的军事学院比作延安的抗大。1952年7月，高级速成系第一期的347名学员，经毕业考试合格顺利毕业，主席为此专门发来训词，这标志着中园人民解放军经过正规院校培养选拔干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