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虽善见风使舵但对儒学的中兴也起到很大作用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我国乃至于西方是一个思想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到了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专用法家思想治国，导致我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低落。西汉封建大一统建立后，最初的统治思想是黄老思想，在黄老“无为”政策下，汉初又出现诸子争鸣的新局面。而在秦朝时中断了的儒学也重新复兴起来，努力跻身政治舞台。到汉武帝时，儒家思想终于由诸子显学而一跃成为独占鳌头的官方统治思想。

汉初的儒家学者如叔孙通、陆贾、贾谊、董仲舒等对儒学的复兴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他们以外，对汉初儒学中兴立下汗马功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以布衣而封侯的著名儒士公孙弘。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生产，但其漠视礼制的态度既严重破坏了等级制度，又大大助长了人们目无法纪的心理，导致经济繁荣而社会不安、政治不稳。

统治者急需一种新的思想加强中央统治。

公孙弘的转折点

不甘平庸的汉武帝即位之初，便“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数百人，并三次下诏，征求儒生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意见。

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的举贤良文学对策中，他问怎样才能使“阴阳和”“民不犯”，又欲闻“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著名儒者公孙弘的对策，深得武帝赏识，被武帝亲自擢为第一，拜为博士。

公孙弘

这是公孙弘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公孙弘进入仕途之后，由于“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得到武帝的重用，官职不断升迁，后来位至丞相，封平津侯。

当时，延揽的文学儒者不独公孙弘一人，但公孙弘为丞相且封侯，说明汉政府不仅实际上认可了儒学的地位，而且势必对儒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据记载，因为“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导致“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这势必会产生儒家学者更加热衷以学求贵的效果。

公孙弘以一介儒生而平步青云登上相位并封侯，富贵之后，并没有忘记使自己获得巨大荣耀的儒学，他时刻以发展儒学为己任，竭力提高儒学的地位，解决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公孙弘对儒学中兴的贡献

公孙弘对儒学的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公孙弘奏请设博士弟子员，推进汉代官方教育制度的建立，使儒学统治教育领域。

汉武帝曾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他建议：“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公孙弘

在公孙弘等人的奏议中还提出有关招生、考察和任用制度方面的措施，可见博士弟子制已经具备了作为学校制度的基本内容规定。这是汉代官方教育制度的正式建立。

公孙弘等人的奏议是一篇建立官方教育制度的纲领性文献。其中指明兴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广教化，最理想的状况是“乡里有教”，但在一切需从头做起的情况下，其步骤应该是“建首善自京师出，由内及外”，即首要任务是在京城建立中央官学。

兴学的捷径是“因旧官而兴焉”，因为当时政府已设有专门的五经博士，这些人正是现成的师资，只要为他们配备一定数额的学生，就可以开展教学活动了。

博士弟子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由此开始了中国封建时代官方正式的学校教育活动。

公孙弘这个建议不仅为博士弟子确立了员额，更重要的是为之开示出路，可以由此进入仕途，参与政治。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自此之后，博士弟子员额不断增加。自武帝接受公孙弘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员，并广设学官，使学而优则仕，就把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把一种学术与利禄直接挂起钩来，于是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人日益增多。

董仲舒

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三论”是从理论上论证儒学独尊的必要性，而公孙弘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建议和措施，则使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法律上的保护和物质上的保障。

一是为博士置弟子员并复其身，必然使儒学队伍不断获得新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也将确保儒家政治的连续性；二是强调从儒家学者中择优充实各级官吏，使儒学对一般士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随着官吏中儒家学者的增多，势必不断改变官吏的构成，从组织上进一步保障儒学的独尊地位和儒家政治的连续性。

其二，公孙弘支持《公羊》齐学，对平息儒学内部的争执，保障儒学在与其他学说争斗中的实力和保障儒学地位的独尊，有积极意义。

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现实利益的驱使势必会导致儒学内部的分裂和火并。

汉初以来，随着黄老之学的失势，各家学说纷纷兴起以回应时代的挑战，然而由于各自内在的因素，他们一一被淘汰，最后至少在形式上由儒家独霸天下。

而这时的儒学显然存在文化区域上的差别，即鲁学与齐学之差别。

黄老之学

就其实质而言，鲁文化纯朴、保守；齐文化博杂、开放、清新。齐、鲁之学在汉初为推翻黄老之学曾并肩战斗，但当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受到重视以后，其内部的齐鲁两派在瓜分成果时就各不相让。

汉武帝决定让鲁学大师江公和齐学大师董仲舒比试一番定输赢，“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

可见公孙弘明显偏向《公羊》齐学。他的这一做法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积极意义，就是通过牺牲儒学内部个别派别的利益，而换取儒学至尊的稳定性，从而避免了因儒学的内讧而损失他们几代人努力奋斗而获得的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孙弘对儒学中兴，其功劳也是巨大的。

当然，公孙弘在人格上也有缺陷，例如他善于见风使舵，为保利禄曲意逢迎，陷害名声高于自己的董仲舒等。这些都为后人所不齿。但不能就此否认他对儒学中兴所起的推动作用。

虽然在理论方面他不如汉初的陆贾、贾谊、董仲舒的贡献大，但是他的博士弟子制奏议，以及定《公羊》齐学于一尊，符合汉代儒学发展的需要，平息了儒学内部的纷争，使儒学独尊地位巩固下来。公孙弘对儒学独尊所作的贡献，使他被称为“儒学中兴的健将”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