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大都咸阳

秦都咸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其空间布局在继承先秦都城规划设计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象天设都是起源于先秦的规划设计思想，它贯穿于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都城建设中，是论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影响极其深远。秦人本发源于陇东，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在渭北“作为咸阳，筑冀阙”，次年秦迁都于此，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等数代君主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有新的营建。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大秦统一中国，开始在帝都咸阳进行大规模建设，先后兴建了六国宫殿、阿房宫、极庙等一系列宫室建筑，修复道、甬道以联系各宫室，治驰道、直道以通天下，并大量移民以充实咸阳。咸阳迅速地由一国之都成长为气势宏大的天下之都。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秦都咸阳的规划布局中有象天设都的思想。《史记·秦始皇本纪》最为完整地记录了始皇扩建咸阳城的思想与过程，其中有两处明确提出其具有将天上星辰与地上宫殿相比附的思想：“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天极”“阁道”“营室”都是星宿的名称。成书于东汉曹魏初的《三辅黄图》，是保存至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关于秦咸阳、汉长安的地记，其卷一有载：“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紫宫是天上的星座，与渭北咸阳宫相应。张衡《西京赋》载：汉长安城“览秦制，跨周法……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这充分说明汉长安城就是仿效秦都，也具有象天设都的思想。

将都城建设与天相联系是先秦时期即已产生的规划传统。在人类社会早期，即借助通天的巫术，显示权力与上天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保证统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伴随着社会发展，巫术色彩逐渐淡去，君主仍要借助一些特殊手段向民众昭示其统治权来源于上天，以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人力自然无法直接作用于天，天人关系往往是通过人对大地的经营，来建立天地关系的。《易·系辞》有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王天下是从仰观俯察、建立天地联系开始的。都城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自然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唯一性，在都城建设中模仿天象，就成为建立天人关系、树立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殷商人自诩都邑为天邑，自称王朝为天邑商，意即作邑建都追求上天的体认，按照上帝的意志安排都邑位置与筑邑时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都明显地是在先秦时期旧有制度的基础上整合、提炼、完善而成的，象天设都作为源远流长的城市规划设计传统，对秦代的都城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十分自然的。

秦代具有象天设都的政治与文化土壤，天人相应是秦代主流的社会文化观念，是其政治制度制定的指导思想。权臣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序意》篇中即明言：“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明理》篇中还对天象与人事的对应关系进行了系统分类和阐述，明确表达了天与人结构相同，人事与天事规律相近，可以互相感应的思想。秦始皇本人深信君权神授，追求天人沟通，多次出巡祭告上天以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并冀图求仙海上，还重新制定了信仰和祭祀序列，追求政制与天道相呼应。营国制度作为政治制度中关键的一部分，追求与天相应、象天设都是很有可能的。

秦代也具有象天设都的知识与技术基础，这一时期天文学知识发达并日趋成熟、阴阳术数盛行。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秦时已经有较为精确的天文观测，后世天文学主干之一的二十八宿这一名词首次出现是在《吕氏春秋·圆道》，《十二纪》和《有始》中还列出了部分或全部二十八宿星名，与后世星名和排序一致。《史记·天官书》虽成书于西汉中期，但汇总了有史以来，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成果，可以认为是秦汉时期皇家天文机构所掌握的天文知识的代表，其中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全天星象与分野，星宿的位置功能、运行规律以及与占星相关的人间事务。与此同时，秦代的政治制度推崇阴阳数术，奉“五德终始”，行“四时之政”，阴阳家是一个精通天文知识并掌握堪舆、营建本领的群体，在这一群体的主导下，象天设都具有知识和技术上的可行性。

咸阳城的具体建设上以极庙象征天极，确立地区中心在天空的星象中，居中者为中宫天极，是整个天象结构的中心。在秦都咸阳的规划布局中，以始皇的生祠——极庙象征天极，确立了整个地区空间的中心。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于渭南修建极庙，这是始皇生前为自己修建的生祠，秦二世元年（前209）奉其为帝者祖庙。

极庙周边在诸侯国时代已有章台、兴乐等宫，还有秦诸宗庙，这些都是渭南具有重要地位的建筑，它们将极庙环绕于中，共同组成象征中宫天极的宫殿群。其中极庙自当象征帝星，章台与兴乐二宫，环护极庙于左右，恰与匡衡十二星拱卫帝星的格局相似。在中宫天极诸星中，北斗位于帝星之南，特别具有指明方向，联系四方的作用，《史记·天官书》有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角、南斗、参诸宿分别位处东、北、西宫，斗、极位于中央，与诸宫建立密切的联系。在修筑极庙之后，始皇立刻着手修建以极庙附近为中心的道路系统，“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治驰道”。极庙一带正位于北通甘泉南抵子午的南北大道与东连骊山的东西大道的交会点附近，似乎正象征了北斗运于中央，临制四乡的特点。

始皇即位后即开始在位于当时的朝宫咸阳宫东南方向的骊山修治陵墓，但其在位的前十年，政权主要掌握在吕不韦手中，这一时期的陵墓营建应当也是由吕不韦等人主导的，可能就是东陵的扩展。十六年（前231），始皇“置丽邑”，充实人员，作为大规模开展陵墓建设的保障，而始皇陵真正大规模的营建是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开始的。《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始皇统治早期，以咸阳宫为政治中心之所在，进行扩建，比象紫宫（即中宫）。这样来看，骊山位居咸阳宫东南，恰好位于东宫的位置上。天下统一后，都城中心南移，帝陵也仍在东方，可认为仍处于东宫的位置。

从《史记·天官书》的记载来看，东宫是一个帝廷、路寝、明堂、军队、市邑、臣属、庙宇等齐全的另一个天庭。如果将咸阳宫城所在视为中宫，是最重要的帝王之廷，那么陵墓选址在东宫位置，是另一个天庭之所在，也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吕氏春秋》中“世之为丘垅也……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的说法。通过对秦都咸阳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咸阳及其周边地区的规划设计中确实存在着象天设都的思想。其主要模式是以天极为中心，四方相对，天地垂直投影，根据位置关系，建立天上之星座与地上之人工建设之间的关系。

秦始皇对秦都的大部分建设是在前人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成的，并不是完全的新创。始皇正式掌握政权之前，帝陵已经开始营建，渭南咸阳宫用时日久，已有章台、兴乐、上林等，阿房据载亦已在惠文公时有所营造。秦始皇在此基础上，基于象天设都的思想，对原有宫室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扩建，并适当地增添新的建设，对原有的建设秩序进行了重新建构，并不断有所调整，脱胎换骨般地形成了一个气魄宏大、意味深远、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天下之都。《淮南子·诠言训》有言：“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这个过程中规划设计所具有的“神”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使得原本普通的物质空间之形，具有了特殊的精神内涵，咸阳城建设上所谓的全新，并不是物质建设的全新，而是整个城市精神气象的全新。

（资料来源：《西安文脉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