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军校科长认出学员是八路军老团长，立即命人逮捕审查后枪毙

1940年，豫皖苏边区，正当军民与敌人浴血奋战之际，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叛变事件，史称“耿、吴、刘事件”。

这次耿、吴、刘事件的三个主角为：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吴信容、6旅17团团长兼夏邑县县长刘子仁。

对于这次的叛乱危害性，时任第四纵队参谋长的张震上将曾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教训沉重，从此，永城、萧县、夏邑地区均为叛军所盘踞，豫皖苏边区形势迅速恶化，使我们失去了巩固的后方。”

而对于此次事件叛乱的主角耿、吴、刘三人的结局，也各有不同。

耿蕴斋在叛乱后被国民党任命为苏鲁豫皖边区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后又调任游击副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眼见不妙他又跑到解放区，镇反运动期间他曾被羁押，1962年病亡。

吴信容则被国民党任命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1942年病死。

相较于耿蕴斋、吴信容叛变后的履历，刘子仁的履历可谓是更加“精彩缤纷”。

他在投国民党之后又选择了投日，而后再投国民党，最后又起义投解放军……不过就在他幻想着逃过一劫时，却终被故人认出，而后被逮捕枪决。

刘子仁为何叛变，又是怎样被认出的呢？

耿、吴、刘事件

1940年底，豫皖苏边区时任保安司令员耿蕴斋因为对所属部队改编不满（当时，新四军六支队对耿蕴斋领导的第三总队进行了整编，将两个团整编为一个特务团。另余警卫营、骑兵队400余人归其指挥，这也让耿蕴斋认为自己是明升暗降，被夺了兵权），随即便擅自带警卫连离开其司令部回到其家乡萧县，并会合吴信容部活动。

至于时任6旅18团团长的吴信容，则因为没有接任旅长一职心有怨言，选择带领18团回到萧县单独活动。

而时任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的彭雪枫，随即派人前往调查。在听取了组织部长周季方的报告后，他更是电告中央。对于耿、吴二人，中央复电表示规劝二人返回，如不听劝告便以时任6旅17团团长兼夏邑县县长刘子仁部拿办。

就这样，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亲自前往萧县处理此事，于此同时彭雪枫则向刘子仁下达了密令监视耿、吴二部动向，协助吴芝圃。然而，令彭雪枫意想不到的是表面上看似忠贞的刘子仁此时其实早已经与耿、吴二人暗通曲款。

在吴芝圃到达萧县后，以刘子仁名义休书相邀耿、吴二人，殊料刘子仁在请柬中又加了一封密信——告诫二人此为鸿门宴，切莫赴约，还与二人约定叛变，他也随即将17团中的政委蔡永、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等40多名干部关押。

而收到了刘子仁的密信，耿、吴二人自然不肯赴宴，为此吴芝圃又派遣地委书记李祖明催促，为此李祖明也被耿、吴二人扣留，至夜才逃出。

于此同时，耿的哨兵包围了吴芝圃驻地。面对如此情况，吴芝圃亲自劝说耿、吴二人，二人仍是不悔改，吴芝圃也被软禁，后侥幸脱离。

但是，被刘子仁关押的40多名干部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他们进行突围时，周大灿、政糜云辉、温治平等人尽皆牺牲，只有12人成功逃出。而在逃出之后，12人经过三天才到达6旅旅部，将此事告知彭雪枫。

得知此事后，彭雪枫认为刘子仁在其中扮演了小人角色，至于耿、吴二人由于时局以及影响等仍有争取的余地，随即确立了“坚决打刘，孤立耿，争取吴”的策略。

不得不说的是，这一策略对于打击刘子仁的势力卓有成效，但是却未能将叛乱的三人消灭。

刘子仁的“选择”与被识破

而耿蕴斋、吴信容之外，相对活络的刘子仁虽然职务比之吴信容要高，可是也仍是难得国民党信任（其实，对于叛乱者谁又敢真信任）。

于是，1944年在吴信容的弟弟吴信元率部起义归于新四军之后，刘子仁也萌生了另投的想法，并很快付诸实践，成为了日伪军师长。

可是未等高兴太久，1945年日本便宣布投降，而在抗战胜利后其伪军部队又被国民党收编，他又华丽转身担任师长，更是在1949年时成为了少将师长。

然而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刘子仁也只得率领其部一路溃逃逃至四川。他的部队本就是杂牌军，他自己出身又更是左右横跳并不受待见，同时眼见大势已去，于是在1949年12月底“聪明”的他选择了在巴中跟随其军长率部起义。

对于起义将领，当时我军是秉持以前罪行既往不咎的政策的，是以刘子仁也并没有被追究责任，甚至于还让他隐姓埋名混进了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

可是，他想不到的是在西南军政大学他遇到了熟人。

1950年初，时任西南军政大学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在工作时，意外得知了高级研究班有一个学员与其认识的八路军老团长履历相似，便派人将这个学员带来询问。

而在见到刘子仁后，他当即便认出了他就是刘子仁，那个害死了17团几十名干部的叛徒刘子仁。

对于这个指认，刘子仁当然是抵死不认。可是，王玮又怎会认错，他随即报告校保卫部门将刘子仁逮捕，同时致信已经担任河南省主席的吴芝圃。就这样，事实清晰、证据确凿，刘子仁在审理后被判处死刑。

不过，关于刘子仁有一点要提及的是：1960年12月，河南省高院撤销了对刘子仁的原判，给予了其平反。

至于原因，当然是我军对起义将领既往不咎的政策。

可是，我们有必要中肯的说一句，刘子仁在抗日中当然有功劳，可是其反叛、谋害同志也更是不争的事实，相较之下他的所谓功绩也远远抵不过其所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