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歌 | 《金瓶梅词话》胜过《三国演义》等小说（二）

三

鲁迅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我认为鲁迅的说法是对

的。

中国的戏种有很多种，鲁迅说的「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曹操，我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戏种。

鲁迅不喜欢京剧，而我和鲁迅完全相反，我在很多戏种之中，特别喜欢京剧，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京剧迷，认为京剧确实是国粹，我爱的京剧有《红灯

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武家坡》《四郎探母》《秦香莲》《锁麟囊》《西厢记》《窦娥冤》《望江亭》《春闺梦》《玉堂春》《四进士》《金玉奴》

等等，至少有一百部。

曹操在京剧舞台上是「白脸奸臣」，有几部戏受有《三国演义》的影响，是诬骂曹操的，与史实不符，我不喜欢。

例如，《三国演义》第四回、第五回中写曹操带刀去刺杀权奸董卓，未能成功，骑马逃走。董卓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擒献者，赏千金，封万

户侯；窝藏者同罪。

曹操逃至中牟县，被军士所捉，见了县令陈宫，陈认得是曹操，把他监下。

夜里陈私见曹，知曹欲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陈愿弃官，从曹而逃。二人逃至成皋，曹说此间有一人名叫吕伯奢，是吾父结义弟兄，就在他家中住一

宿。

见了吕伯奢，对话后，吕留他们住下，入内安排，出来说家中无好酒，容往西村沽酒来招待，遂骑驴而去。

曹、陈听到庄后有磨刀声，曹说吕此去可疑，又闻人语说「缚而杀之」，曹对陈说「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

杀死八口。

二人见厨下缚一猪欲杀，陈说：「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路见吕骑驴归，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说「吾已分付家人宰一

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结果曹操挥剑砍吕伯奢于驴下。

陈宫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

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月明中敲开客店门投宿，曹先睡，陈宫心中骂曹操「原来是个狼心之徒！」

罗贯中骂曹操、董卓「原来一路人！」陈宫决定弃曹他往。不等天明，自投东郡去了。

京剧《捉放曹》基本上据此写成剧本而演出。

但《三国演义》中的胡编乱造与京剧《捉放曹》，多与史实不符。只要认真地读了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就可知所谓的「文学艺术」与历史的出

入太大。

第一，《三国志》中写董卓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曹操不愿追随他做他的鹰犬爪牙，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没有持刀行刺董卓之事；

有董卓写快信追曹操回来之事（无非是想使曹操回来跟随自己），但没有董卓命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悬重赏捉拿曹操等事。

第二，《三国志》中写曹操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令，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

裴注引郭颁《世语》曰：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时掾亦已被卓书；唯功曹心知是曹操，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县令释之。

显然是「功曹」对县令说，释放了曹操的，没有县令与曹操私见密谈之事。

第三，此县令并不是陈宫，此县令也没有弃官与曹操同逃之事。

第四，裴注引王沈《魏书》曰：曹操以董卓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曹操，取马及物，曹操手

刃击杀数人。

这一条记载是说曹操等人被吕伯奢之子等人打劫，就有可能杀害曹操等人，才能够劫取马及财物，曹操实行正当防卫。

另一条记载见裴注引《世语》曰：曹操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曹操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还有一条见裴注引孙盛《杂记》曰：曹操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以上三条，王沈《魏书》是史书，比较可信；后面两条带有小说性质，来自传说，未必可信。但三条都说吕伯奢并不在家，曹操绝无杀吕伯奢之事。

《三国演义》就「演义」得太离谱了！「演义」之义在尊刘备为正统，骂曹操为「汉贼」「奸臣」。

京剧《捉放曹》基本上来自胡编乱造的「演义」，虽然演唱得很好，但懂得历史的观众并不信它！历史上岂有曹操杀「故人」吕伯奢之事？王沈《魏书》

中说吕伯奢是曹操的「故人」，此次曹操未见到吕伯奢。

《三国演义》中改为曹操对陈宫说吕伯奢「是吾父结义弟兄」，京剧《捉放曹》基本上盲从《三国演义》，演曹操对陈宫说自己的父亲与吕伯奢「有八拜

之交」，实际上吕伯奢是曹操的「故人」，二人是忘年交，陈宫既不是中牟县令，也没有弃官跟随曹操到此，曹操此次也没有见到吕伯奢，何来曹操杀吕伯奢之

事？

第五，易中天教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品三国》一书中说，按照《魏书》的说法，曹操此次「手刃击杀数人」，「是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

当。」若按照孙盛《杂记》的说法，

「一是曹操听见了一些声音（闻其食器声），二是曹操杀人以后说了一句话：『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所谓『食器声』，应该不是洗锅碗的声音，是磨刀子的声音。曹操这才疑心，才杀人。杀了以后，才发现人家是准备杀猪宰羊款待自己，误杀了好人，这

才会『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凄怆（音创chuàng），就是凄惨、悲伤。也就是说，曹操发现自己误杀无辜以后，心里也是很凄惨，很悲伤的，只好自我安慰，

自我排解，很勉强地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一个辩护。当然，这种辩护并不能洗刷他的罪过。但能够『凄怆』，总算还没有『丧尽天良』。」

「然而《三国演义》的改动就大了。『凄怆』的心情没有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也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前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宁肯我对不起别人，不能别人对不起我。这里说的『人』（别人），是特指的，就是吕伯奢一家，是『个别人』。

后一句话说的，则是普天之下的人，是『所有人』。这个范围就大不一样。虽然都是恶，但恶的程度不同，分量不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曹操当时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个话，只是就事论事。意思是虽然我错杀了人家，对不起人家，但现在也没有办法。

我现在走投无路，也只好是宁肯我对不起人家，不要让人家对不起我了。应该说，他还保留了一部分善心在里面。

但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变成一贯如此，变成理直气壮了。那就是一个大大的奸贼。

所以，仅凭此案就说曹操奸险歹毒，是有疑问的。」（页15）

易中天教授还说在这之前释放曹操的中牟县令并不是陈宫。

当时中牟县的亭长并不认识曹操，不知他是谁，只「疑是亡人（逃亡之人）」，便捉拿拘押到了县衙，唯有功曹心知是曹操，即易中天教授所说的「被县

衙里的功曹认了出来」，这功曹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不宜拘杀英雄，就说服县令放了曹操。这个县令，《三国演义》说是陈宫，这是不对的，因为陈宫并不曾

在中牟任职……这件事说明董卓已不得人心，而曹操已被视为英雄。」（页42）

我很同意易中天教授的说法。

第六，曹操不愿追随董卓为虎作伥，连权奸董卓表荐他的高官「骁骑校尉」他也不要，而逃离董卓，目的是归乡里，「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为天

下人除害。

《三国演义》中骂曹操与董卓「原来一路人」，是大错特错的！

曹操的诗文中哀黎民苦难之处不少，如写「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铠甲生虮虱，万生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

肠！」（〈蒿里〉）

他作为「义士，兴兵讨群凶」，就是为了国泰民安，那时不仅是「百姓」死亡，而是在「群凶」祸害之下，「万姓以死亡」了，「生民百遗一」，一百人

中只遗留下了一人，可见「生民」死亡之多。他非常悲痛，所以说「念之断人肠！」

他说「天地间，人为贵」，他要使「黎庶繁息」（〈度关山〉），所以要平定「群凶」，不再使黎民继续大量地死亡下去。

他要「爵公侯伯子男，咸安其民」（〈对酒〉），受有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影响。

他也称赞孔子，说「孔子所（〈短歌行〉其二）看重的是「民」受了恩。叹，并称夷吾（指齐桓公与管仲），民受其恩。」他说：

「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回应，此以义动故也。（〈答袁绍〉）

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

关心的是「幼主」的生死和「天下」之「安」。

他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军谯令〉）

他只有「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才能够使人民不再大量地死亡下去，才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

他说：「……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

他多次明确表示忠于皇帝、不辱主命、尽忠于国、效力王事等等，见《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3、5、6、8、15、21、42、43、54、59、64、

134、139、180等等。

他在〈赡给灾民令〉中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吾甚忧之」，为灾民死伤而忧虑，予以救济。他在临死时还关心的是「天下尚未安定」等等。

《三国演义》中却假冒曹操说什么「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诬蔑曹操和董卓「原来一路人」。

小说中这些地方写出的是假曹操，不是真曹操。「演义」出来的内容违背与歪曲了历史，就是对广大读者的「瞒和骗」（借用鲁迅语）。

易中天教授指出：《三国演义》中「三气周瑜」的故事并不是历史，「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曾气过周瑜。」

「蒋干这个人，也是被冤枉了的。他是到过周营，但那是赤壁之战两年以后，当然没有上当受骗盗什么书。」

周瑜没有暗算过诸葛亮，反倒是原本高风亮节的诸葛亮，却因为《三国演义》「编造出来的『三气周瑜』，被写成了『奸刁险（胡适先生语），想想这真

是何苦！」[1]

易教授指出：历史上就没有诸葛亮的「空诈的小人』城计」，早在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就驳过包括「空城计」在内的「五件事」。

「驳空城计的证据是：诸葛亮屯兵阳平的时候，司马懿官居荆州都督，驻节宛城，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阳平战场，哪来的什么空城计？」

「《三国演义》便大讲特讲，三国戏也大演特演，所谓『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但这个故事不是事实，也不合逻辑。」

易教授的考论、分析，我就不多引用了，说得很精彩，详见第6页第10行至第19行。

他接着说：「其他如火烧新野，草船借箭，也都是无中生有。……借东风就更可笑。诸葛亮『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登坛祭风，简至就是装神

弄鬼，所以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状诸葛多智而近妖』。」

「历史学家缪钺先生就曾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指出：『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譬如对于孟获的七擒七纵，是不合情

理的，所谓「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页6-7）举的例子还多，请广大读者认真详读易中天着《品三国》一书。

易教授考论：早在东晋时的习凿齿就骂曹操为「篡逆」，《三国演义》中把曹操骂为「国贼」「汉贼」等等对后世影响更大，乾隆皇帝也把曹操定为「篡

逆」。

我读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屠隆集》共12册中骂曹操的话很多，也受有《三国演义》的误导。

骂曹操的京剧也比较多，也基本上受《三国演义》多次诬骂曹操的影响。

当然不同意这样诬骂曹操的名人、专家、学者也很多。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翦伯赞、易中天教授、孙家洲教授、朱绍侯教授、刘庆柱研究员、李凭

教授、李振宏教授、张鹤泉教授、陈长琦教授、梁满仓研究员等等，等等，

数不清的专家、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水平的人士，都很清楚《三国志》及裴注与胡编乱造的《三国演义》的重大区别。

毛泽东于1958年11月在会议上谈到曹操时说：

「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

……《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

世之杰』。

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

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

毛泽东讲到这里，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他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

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一定要翻。」

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陶鲁笳、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4名高级干部到他在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说：「今天我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

他说：

「《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

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

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三十七岁，那时诸葛亮才

三十岁，即比周瑜小七岁。」

他希望干部们「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来看书中的人物、事件；……要学会当评论员。」[2]

毛泽东评价「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3]毛泽东说：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

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4]

《三国演义》中以刘姓皇帝为正统，就以刘备为汉室正统，乱说什么刘备是「皇叔」，写了汉献帝认刘备为「皇叔」的情节。其实刘备根本就不是什么

「皇叔」。

著名学者程晓菡考论：

「刘备真的是『皇叔』吗？查考正史，就会发现，这段『皇叔』其实是《三国演义》的杜撰，为其『拥刘贬曹』增加分量而已。」

《三国演义》中杜撰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时，汉献帝看了「宗族世谱」，说什么「玄德乃帝之叔也」，不过是罗贯中的胡编乱造、「穿凿妄谈」而已。程文

中考论的文字较长，我不宜多引，请广大读者读中华书局2008年版《有关三国的101个趣味问题》一书，页14-15

程晓菡：〈刘备真的是「皇叔」吗？〉我认为：《三国演义》问世几百年来，杜撰刘备是汉献帝「之叔」，小说中不少人物称刘备为「皇叔」「刘皇

叔」，忽悠了亿万读者，罗贯中是中外文学界的「第一大忽悠」，何况忽悠的内容还远远不止是一个「刘皇叔」问题呢！

毛泽东向高级干部们推荐读《金瓶梅》，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

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5]

他从来没有说过《三国演义》写了「真正历史」，因为《三国演义》不符合历史之处极多，他指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

郭沫若在1959年1月25日的《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第245期发表文章，其中说

「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为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

然而自宋以来所谓的『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

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对历史的一大歪曲。」

同年2月19日翦伯赞在《史学》专刊第152号发表文章也为曹操翻案，指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

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说曹操长期被当做奸臣是不公平的，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帽子，恢复名誉。郭沫若又在同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替曹操翻案〉一文，后收

入《文史论集》《史学论集》，我据的是自己的藏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

该文很长，其中说：

「曹操的粉脸奸臣的形象，在舞台上，在人民心目中，差不多成为了难移的铁案了。

然而在几百年前也有农民起义的领袖想移动一下这个铁案。和李自成、张献忠同时起义的罗汝才，他自号为『曹操王』，不就表明草莽英雄中也有不愿为

《三国演义》所束缚的人物存在吗？」

郭沫若说《三国演义》

「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

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判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

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

……我们可以预言曹操的粉脸也会逐渐被人民翻案的。今天不是已经在开始翻案了吗？」

「旧剧中曹操形象主要是根据《三国演义》的观点来形成的。要替曹操翻案须得从我们的观点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从新塑造。」

「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积重难返……尤其是曹操，由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普及，三岁小儿都把他当成了大坏蛋，要翻案是特别不容易的……我们搞历史的人有责任

把真实性弄清楚……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

「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人民是正直的，只要我们把真正的历史真实性阐明了，人民绝不会把有功于民族发展和文

化发展的历史人物，长远地错当成反面教员。因此，我们乐于承担这个任务：替曹操翻案。」

显然，郭沫若、翦伯赞、易中天等等继鲁迅、毛泽东之后，也不同意《三国演义》和戏台上不尊重历史，诬骂曹操。

例如，历史上的曹操根本就没有杀吕伯奢，和他一起去吕伯奢家的根本就没有陈宫，而陈宫也根本没有做过中牟县令，该县令也根本没有弃官与他一

起逃走，跟从他的「数骑」人到吕家中，吕伯奢根本就不在家，《魏书》记载吕伯奢之子与宾客共劫曹操，「取马及物」，曹操「手刃击杀数人」，显然是正

当防卫。

《三国演义》却做了一连串的伪造。即使罗贯中采用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中之说，曹操此次也根本没有见到已「出行」不在家的吕伯奢，根本就没

有曹操杀吕伯奢的史实。

（未完待续）

注释：

1《品三国》，页3-4。

2见陶鲁笳：〈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载《党史文汇》1993年第9期。

3转引自孙家洲文：〈曹操墓出土后引发的历史学思考〉，见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李凭主编的《曹操高陵》一书页15-16。

4见林克：《忆毛泽东学英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页230。

5转引自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一书页384。

文章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鲁歌<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